換土豆散文

近日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看到內蒙土豆豐收愁賣的事，不禁想起我們過去賣土豆的艱難。我們這裏也適種土豆，30多年前，土豆曾經是各家賴以生活的經濟命脈。

那時候是集體生產時代，土地全歸生產隊。按照國家政策，給各家幾分自留地，用以貼補口糧的不足和種點蔬菜隨吃方便。經過幾年的摸索對比，老百姓認準了栽土豆子。土豆的生長特點是“移地豐收”。就是說，土豆栽子最好是從異地來的，老用本地的就顯現退化不結。我們這裏的土豆栽子甚至要從遙遠的黑龍江省各地弄來。當年收穫的土豆，號稱“江東二代”，把它賣給遼河南岸一帶，作爲那裏的栽子。這樣，我們收穫的土豆就不僅是蔬菜了，而是“品種”，身價大增。

那時候老百姓的口糧是由生產隊按國家政策在秋後一次性留給你，稱爲“留量”。標準較低，根本不夠吃。這個缺口，就只能用土豆子補齊：用土豆換糧食。那時候，老百姓手裏的現鈔也很少，你想賣了錢再買糧就難了，況且，私自賣糧有時候還犯病：說你是走資本主義。用土產換土產似乎還能遮過去。遼河兩岸的糧食較多，就成了我們這裏土豆子的主要流向地。

一般四五口人的家庭都能收上四五千斤土豆，也就是人均千斤。趕上行情好，1斤土豆能換1斤苞米，這就大大超過了生產隊給的“留量”。行情不好，2斤土豆也能換來1斤苞米，這也比在自留地裏直接種苞米強多了。

好雖好，也有致命的難處，這就是運輸。

那年代，各家連個自行車手推車都很少有，就別說別的車了。我們隊900多畝土地，只有“三臺半”馬車，就是說，有一輛車只剩下了老馬殘驢了，根本套不出去。全隊50多戶人家，需要拉出去的土豆將近20萬斤。若全由自己隊裏的車往出拉，即使3輛車全部出動，一次也只能拉1萬斤；跑一趟即使保證當天能換完回來，也得20天專幹這個。那麼生產隊就得停產！

再一個辦法就是走出去，把需要土豆栽子那個地方的車領到家來。這就又需要有兩個前提：第一，你去找的地方要有親戚或者熟人；第二，你找的人必須說了算，他能調動隊裏的大車。

不論是拉出去還是找進來，對於我們家來說，都是難以辦到的事情，自從“以土豆爲綱”開始，我們家的貨就年年面臨着爛在家裏的危險。因爲：在本隊，我爹是四類分子，我家是被壓制的家庭；在外面，我們舉目無親，誰也不認識。

只有一年，隊裏出車，分給各家比例，允許我家裝了100斤土豆（其實這根本不解決問題）。隊裏安排了3個跟車的，都是精英，負責兌換。我家還特意拿去一條褥子，怕把土豆凍壞了。大車起早出發，到第二天傍晚纔回來，換回來一車糧食並剩回一麻袋土豆。剩回的那袋土豆就是我家的，因爲凍了，換不出去。那條褥子給弄得挺髒，還颳了一個口子。

我家被逼出了一個跑外交的，就是我的二弟。每年一到那個鬧心的時候，我二弟就身背十幾斤土豆做樣品，徒步走向那百里之遙的“北大荒”，一個屯子一個屯子地兜售。有時候一走多少天不回來，毫無音信；在家的人則是一邊在隊裏幹着活，一邊焦急地翹首。直到二弟把車領回家來，一家人就像救星進了門那麼激動。其實，我二弟談成的價格放在別人家都是不會接受的，而我們家交給二弟的政策總是：不論多吃虧，能換出去就行。

這種生活方式一直持續到土地聯產承包那年。那年春天，我們弟兄三個，趕着自家的馬車出去換土豆。雖然現在車馬自主了，但也是相當不易。那年我家的土豆有3千多斤，跑一趟車怎麼也得都裝上吧？我家只有一匹老騾子，能拉動麼？只好又借了與我家搭犋戶的馬，纔算把車套出去。走出了幾十裏以後，就進屯吆喝：“換土豆啦！”

這些年不斷地向北荒傾瀉土豆，給大家最明顯的感覺就是銷量越來越小，條件越來越苛。我們栽種土豆是爲了往外換，而北荒人栽種土豆卻僅僅是爲了自家吃。自家吃的需用量能有多大？況且，我們總是打着“江東二代”的招牌，其實，我們自己家栽種的栽子都不知道是幾代了。上黑龍江弄栽子，容易嗎？誰能年年去？說實話，我家就從來沒上黑龍江買過土豆，只是在那些倒客手裏買過一點點，收穫的二代還留着自己來年做栽子呢。北荒人也明知你的“二代”是假冒的，但是他們認爲用我們的本地栽子也算“換土”了，也能猛長一年。但是有一條，只要北荒人用了你的栽子沒豐收，你就算倒了牌子，你再上那個地方換土豆就換不動了。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年復一年，活動面自然就越來越小了。

我們吆喝了半天，出來了一兩個看土豆的。給你翻檢夠了，不是不換，就是差距太大，再不就是給的糧食黴變癟瞎，浪費了你的時間，結果是不能成交。一連走了幾個屯子，也沒換成多少。又跑了好幾裏地，奔了下一個屯子，結果冤家路窄，碰上了同行的，我們立刻調頭離開，再找下一個目的地。

這個時候已經是紅日西沉，人疲馬乏。四下望望那無際的天邊，茫茫的大地，真不知奔向哪裏爲好。在過一個埋着一節涵管的小溝時，該死的'老騾子偏往一邊使勁，結果把車拉翻了，裝着土豆和糧食的麻袋都扣到了壕溝裏。我們好不容易纔把車翻過來，我和三弟竭盡身上的那點力氣把袋子重新裝上。二弟走了六七裏地，找來了一個曾經換過我家土豆的熟人，許諾送他一袋土豆，求他幫忙把土豆換出去。

這個人很“外面”當然也很滑頭，他說：“我當然會盡力幫忙的。但是能不能換得出去，換個啥價錢，這都不好說；再說，你們的土豆啥樣，我能擔保得了嗎？弄不好，我還不得兩頭受埋怨嗎？”我一咬牙，說“大哥您看這麼辦行不行：今天讓我們把土豆卸到您家，明天之後您儘量給處理。能整出去多少算多少，能給啥價算啥價，處理不了的全送給您。信不着土豆賒出去也行，秋後算賬。一切權利交給您了！”那人聽了，忙說：“這位兄弟挺乾脆。我哪能白要你的土豆呢，那不成了趁火打劫了麼！我這人最熱心交友了，今天這般時候了，就先卸到我那兒吧。明天我慢慢給你們換，怎麼也不能虧了你們。”

卸完土豆，天色已黑，人家也沒深留我們。打水飲了牲口，人卻水米未沾，拉着換來的200多斤糧食，立刻調車回返。此地距家至少有70裏地，回家的牲口不用趕，一路狂顛跑的飛快，好像是因爲讓它們拉着空車回家得着便宜了。而我們的心情卻都沮喪到了極點，又冷又餓，兩個弟弟的臉上都掛着淚水。在車上我們開了一個家庭常委臨時會議，決定：下年就是還像1961年那樣吃楊樹葉子，也不種這揪心的勞什子土豆了！

“聯產承包”的第一年，糧食還真獲得了豐收。交了公糧之後，留夠了自家用的，還有餘糧可賣。這回真的不用再靠土豆子活命了。隨着以後生活的逐年好過，土豆換糧食的生活方式成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