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相關內容
《周禮》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世傳爲周公旦所著，但實際上可能是戰國時期歸納創作而成。小編整理的相關內容，供參考！
產生背景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命舜攝政，“修五禮”；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舜還任命夔爲典樂，“教稚子”，“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1] 。《史記·樂記》記載，“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2] 。但是，作爲華夏文明的初創期，五帝時代還屬於禮樂文化的萌芽時期，或者說屬於華夏文明發展的神守時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週三代，特別是西周纔是中國禮樂文化的形成時期。
周朝伊始，爲配合政治上維護宗周統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全面革新，將上古至殷商的禮樂進行大規模的整理、改造，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3] [4] ，使其成爲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爲規範，從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即禮樂成爲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並在其統轄範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5]
《史記·周本紀》載：“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6] ”周公廢黜殷祀，襲擊淮夷以後，回到西周首都豐京，寫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禮》[7] ，是西漢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的先秦古籍，是記錄周代禮制的集大成者。[8]
周禮目的是以周人的標準來規範各族和各代禮樂內容，各種典禮所用的音樂主要是“雅樂”——宗周豐鎬京畿之樂，並通過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個不同等級的統治階級中去；其意義在於擴大周文化的影響，加強周人血親聯繫和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其本質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9-10]
成書年代
《周禮》原名《周官》，是西漢景、武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的先秦古書之一。
賈公彥《周禮正義序》載：“《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11]
《周官》直到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府文獻才發現，並加以著錄。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更名爲《周禮》。東漢初，劉歆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一時注家蜂起，鄭玄序雲：“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註疏序》）到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爲之作注，《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12]
關於《周禮》的作者及其年代，歷代學者進行了長期的爭論，如《四庫提要》所說：“（《周禮》）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啓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這場大討論，大致有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僞作說等六種說法。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所有先秦文獻都沒有提到《周禮》一書。在先秦文獻中，較爲集中地記載先秦官制的文獻是《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四庫提要》對此種種矛盾的解釋是：“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佈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並引張載《橫渠語錄》：“《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孫詒讓著《周禮正義》，仍然堅持《周禮》乃是周公所作：“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周禮正義序》）但這個結論遭到近代以來衆多學人的質疑。其實，孫詒讓《序》自己也說：“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週一代之典也”，“是豈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數學者認爲：《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乃至於漢初）[13]
主要內容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爲豐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爲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等的具體規範，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這些制度規範《周禮》分爲六類職官，《天官·大宰》謂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天官·小宰》謂之“六屬”：“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14] 。其分工大致爲：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種職官，負責宮廷事務；
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種職官，負責民政事務；
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宗族事務；
夏官司馬，大司馬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軍事事務；
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種職官，負責刑罰事務；
冬官百工，涉及製作方面共30種職官，負責營造事務。
僞《古文尚書·周官》有類似說法：“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但這種說法可能更晚出，是對傳世《周禮》的抄襲、概括而已。
《周禮》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爲“周禮”，意味着在漢儒看來，社會的所有一切制度規範，可概名之“禮”。這是因爲在中國傳統話語中，“禮”乃所有一切制度規範的概稱。漢語之“禮”，儘管最早、最狹義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禮儀（《說文解字》），但其最廣義的用法則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規範。所以，賈公彥談到爲什麼主禮的春官之職不能說“禮百官”、而應說“統百官”時，解釋說：“禮，所以統敘萬事，故云‘統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謂“統敘萬事”，意味着“禮”乃統攝着所有一切制度規範。
《周禮》的制度規範並非以往社會的實際制度，而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理想設計。如果《周禮》確實是戰國時期的產物，那麼，它的創作正好處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必定反映那個時期的歷史趨向，因此，其制度設計的目標應該並不是指向轉型之前的社會時代，而是指向轉型之後的社會時代。爲此，有必要簡要談談中國社會歷史及學術的分期問題。中國社會歷史及其學術可以分爲三個時代，其間有兩個轉型時期，大致情況如下表：
表中的時代稱謂“王權”“皇權”“民權”乃標示國家主權行使者的變動：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權行使者的歷史變動是由於生活方式、社會主體的變動：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會雖然仍講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會“家—國—天下”同構的地位，這是本質區別。這在經濟上表現爲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變動：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資本主義。又在政治上表現爲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體的變動：王領導下的血緣貴族集體統治→皇帝的專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就其時代背景而論，《周禮》應該屬於“子學”範疇（儒家當時屬於百家之一，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設計之指向，乃是社會轉型的趨向。唯其如此，《周禮》的實際影響是在後來的皇權時代。例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禮》“六官”而設置的；唐代將六部定名爲吏、戶、禮、兵、刑、工，作爲中央官制的主體，爲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歷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以《周禮》爲藍本，斟酌損益而成。所以說《周禮》並不是王權時代的經典，而是皇權時代的經典。今天面臨的一個任務是：如何使《周禮》進而轉化爲民權時代的一部經典。
目錄
周禮·天官冢宰第一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
周禮·春官宗伯第三
周禮·夏官司馬第四
周禮·秋官司寇第五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