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堡的懷念散文

把青春放進滾燙的鐵鍋中，烘烤揉製成無數蜷曲的青絲，捻一撮置於沸騰的歲月中，一葉一葉涅槃爲一杯綠色的記憶，用心酌飲，微微苦澀中透着的醇香，沁人心脾，回味無窮……

——題記

駐足鄔陽街頭，向東北眺望，可遙見一堵峭白崖矗立於雲天之際，那便是鄔陽境內最高的山脈——大門巖。大門巖半山腰有一個村子，交通不便，比較落後，但村名卻富詩意——“金雞村”，孕育着“報曉”的期待。王家堡便是該村唯一的一所小學。

1994年的8月，一紙介紹信便將十六歲的我“發配”至鄔陽，再由鄔陽教辦“流放”到王家堡小學。

陪伴我去報到的是教辦的會計，他是一位慈靄的長者。我至今記得他的名字叫羅光銀。那天，秋日的陽光其實很溫馨，我卻滿眼的悲涼。四周的山越看越逼促，像要拼命擠攏似的。田野裏玉米杆子如臉色蠟黃的病人顫顫微微於乾裂的黃土地上。我前行的腳步有些僵滯：“下一站將飄向哪裏，我的行囊裝着滿滿的忐忑”。我不甘心懷揣着美好憧憬的教書生涯就這樣開始。

一

那時的王家堡小學僅有5位教師，其中有2位是民辦教師，1位是代課教師，都是本村中年人；我和小韜剛從師範畢業，都是外地人。學校5個年級，4個教學班，80多名學生，二三年級採用複式教學。由於山大人稀，很多學生在學校寄宿。

那時週末比平日裏難熬，學生和本地教師都回家了。我和小韜便守着那歪歪斜斜的兩層木樓，呆看着靜默的山頭。這時寂寞如氾濫的潮水不斷地襲來，最後把我們淹沒。

有人說“寂寞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羣人的寂寞”。那時的寂寞只屬於我和小韜兩個人。寂寞會讓我們神經質般的瘋狂。我和小韜會順着仄仄的樓梯衝上二樓，拼命地敲打生鐵鑄的鈴鐺，單調的聲音在學校四周的山谷中綿綿迴盪，一遍又一遍……用來敲擊鈴鐺的是罩在鈴鐺下面用繩子繫着的一個紡錘狀的鐵坨。我們長時間發狠的敲擊，不但沒有擊碎它，它的表面卻愈來愈光滑。乏了，我們便把手做喇叭狀，扯起喉嚨對着大山拼命喊叫。有時，小韜會拖長了聲音，儼然一副領導的模樣：“我代表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教育局向你們表示親切的慰問，你們辛苦了……”扯淡！一年中連村幹部也沒見到幾回……我也扯起粗嗓子喊：“各位村民請注意，各位菸農請注意……”聲音再大，不會讓村民信以爲真的，山大，沒多少人聽的見，聽見了的農人也只是擡頭笑笑又埋頭幹活去了。

還是乏味兒，小韜就學劉歡把頭髮使勁往後一甩（其實小韜沒留長髮），用充滿彈性的聲音深情的演唱“彎彎的小橋下面，是那童年的阿嬌……”小韜那時快19歲了，戴個深度眼鏡，是個多才多藝的小夥子，普通話，唱歌，跳舞樣樣棒，模仿力極強，且寫的一手好文章。再後來，我們都不做聲了，默默地回到各自的房間。他大概在看書，吹口琴，寫文章或者睡覺。我也看看書，練練毛筆字，或者睡覺。從太陽蹦出山頂一直到山頂上墜落一串星星，我們的週末就是這樣反反覆覆的瞎折騰！

我們一般不去鎮上，因爲時常遇不到來往的車，有時遇見拉煤的拖拉機“突突突”的冒着濃煙也覺得是稀罕。如果步行去，先要下山，過河，再翻一座山樑的。有一次，我們花了大半天的時間去鎮上買回一副乒乓球拍和若干個乒乓球。也就是爲打乒乓球，我和小韜在學校唯一的那張乒乓球檯上打了一次且只有一次的架。好像是一個週末的上午，爲一個球是否過網而爭執；後來他用球拍砸了我的背，我去踹他，他把我抱住；然後忿忿然轉身悶到各自房間裏。到了下午，兩人又開始一起做飯，一起說笑。這不是我們的錯，都是寂寞惹的禍。有時感覺鬧一下反而暫緩了一種無法言說的抑鬱！

剛參加工作時，每月工資只有177.50元。有一次，我和他湊了60元爲全村的老百姓包了一場電影。放電影的人和設備都在山下的河邊一個叫金雞口的小集鎮上。中午的時候就得派一撥學生跟着老師去接。學生高興地不得了，扛着東西也能飛奔。暮色降臨的時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擁到王家堡學校凹凸不平的土壩子裏，在我的記憶中那是學校乃至整個村子裏最熱鬧的一次了。電影的名字我忘了，反正我和小韜中學時代就看過了。我們照樣很興奮，就喜歡看人頭攢動的樣子。村民們看電影，我們看村民，在人羣中也搜尋着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包括女的。後來也有幾個後生、女孩到我們宿舍裏來和我們打撲克，好像有一個女孩長得蠻清秀，我們忍不住多瞟了幾眼，只是瞟了幾眼，連名字都沒問。電影散場後就再也沒見過那女孩了。

二

王家堡的學生都穿的很樸素。只有幾個家長在鎮上工作的孩子的衣料好一點。好像三年級有個姓高的學生冬天還赤着腳，但從不感冒。我和小韜給過他幾次錢，不多，每次沒有超過五元的，有時喊他吃一頓飯。

課間的時候，常有學生把我們叫住，“老師，給！”一雙小手遞過一捧爆米花或者是一塑料袋的炒幹薯片。我們便在陽光下“咯蹦咯蹦”的嚼着，那張張稚氣的臉笑了。中午的時間比較長，學生總喜歡把從家裏帶來的土豆扔進竈膛裏，過一會兒刨出來，剝皮之後遞給我們吃，他們自己也吃，等到上課鈴響，師生的嘴邊都抹上了一圈“黑鬍子”，上課時誰也沒在意。教與學的人是心無旁騖的。

我對學生比較嚴厲。有一天上午，有個小男孩從教室裏跑了。我發動全班學生漫山遍野的呼喚，聲音都嘶啞了也不見蹤影，我頓時六神無主，不知所措。孩子的父親聞訊趕來，要我把其他的學生帶回教室上課，他自己去找。我不知道家長是在哪兒找到了他的孩子，只知道下午那孩子到學校來要我和小韜老師到他家裏去吃飯。我內心裏實在不安，執意不去。最後他的父親來了，並“盛情”邀請我說，“不吃飯，我就告你體罰我的孩子！”。

到他家裏，擺滿了一桌子菜，火鍋裏堆滿了臘蹄子和臘排骨，在家長的“威脅”下我還得喝點小酒才肯罷休。後來，這孩子的姐姐到學校偶爾給我們送點蔬菜或雞蛋，小韜暗地裏取笑我快當那孩子的姐夫了。說得的`我臉紅耳赤，其實那女孩把東西放下就走，沒說什麼話的。

不需要爲伙食擔憂的日子是入冬以後。一到週末，家裏殺了年豬的學生就要把我們拽到他們家裏去。我們開始還試着推辭，後來邀請的學生多了，推辭的程序便自動免去。去了就要吃上幾頓，不玩到上學那天不準走，走的時候你還得拎上一大塊精瘦肉。學校方圓20多裏的地方我們都快吃遍了。本地老師在農閒時也常邀我們去做客，比在學生家呆的時間更長。不僅招待熱情，有時還陪着小玩一把，十幾元錢幾人玩個通宵。已隔十五年了，如果重到那兒，去喬國平校長和喬付清老師的家的路線我還記得，除非搬遷了。

在王家堡的那個寒冷的冬天，我還收到了師範同學委託家住王家堡附近的親戚給我打的毛線褲。

三

我那時任四年級班主任，教四年級語文、四年級自然、五年級數學、五年級思品。小韜任五年級班主任，教五年級語文、五年級自然、四年級數學、四年級思品。學生在校時，我們過得格外充實。

學生們開始養成用普通話朗讀和回答問題的習慣，課餘他們會學着老師的腔調背誦精美的文章；學生們開始知道學自然不能死記硬背，要學會實驗與操作；學生們開始琢磨怎樣寫毛筆字，他們圍在老師身邊看寫毛筆字，屏住呼吸聚精會神地看你揮毫；小韜老師吹口琴時身後跟着一羣蹦蹦跳跳的學生，他們嘴裏也禁不住跟着哼哼。

那年全鄉的期末統考，我和小韜所帶的科目都在全鄉同年級居第一。年度考覈填表時，我們把什麼及格率，優分率用工整漂亮的阿拉伯數字寫在總結中，如農人把糧食堆成小山放進大倉，把豬肉塊子薰在架上。我們難以抑制第一次收穫的喜悅。在那一年裏，我們一邊偏激的埋怨社會不公，一邊自強進取，小韜的很多篇散文見諸各級報刊雜誌，爲後來在州晚報社當記者和編輯做了厚實的鋪墊。我也開始試着思考農村教育的發展情況，撰寫了《換湯不換藥的憂思》一文，獲得了恩施教育學院徵文比賽三等獎。現在重新審視那篇論文，既不深刻也不縝密，但卻是我的教育教學探索的開始。

那一年我們擁有了生命中的許多第一次。第一次正式被叫爲老師，第一次流淚，第一次看見成片的櫻桃花綻放在乍暖還寒的早春，第一次觀看原汁原味的跳喪舞“撒爾荷”……

那時年少氣盛的我，固執的認爲綿亙的大山擠兌了我們的青春，貧瘠的土地廉價了我們的汗水，於是內心裏躁動地想逃避。一年後，我們離開了王家堡小學。像小韜唱歌時瀟灑地一甩頭，以爲王家堡從此將從記憶深處消失，心裏說，“葉子的離去，不是樹的不挽留，而是風的追求！”

我於王家堡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然而，當年王家堡的那些人，那些事兒卻如野草般在我記憶的山坳裏瘋長。我已記不清有多少次夢迴王家堡……

有一天，當我把煮沸的水倒進茶杯，看着一撮蜷曲的茶葉，緩緩舒展成春天般的新綠……我忽然明白，青澀的綠葉只經過烘烤和揉煉，才能涅槃爲永恆的美麗。

聽說王家堡小學在後來的佈局優化中撤併了，它的消失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然而卻無法將我的記憶之樹連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