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的主要內容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爲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爲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準的無依”。所以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樑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裏，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爲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採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1]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裏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鍾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鍾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鍾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爲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裏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着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託不奇”，都是着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裏他已經說五言詩“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裏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爲“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範雲、丘遲詩說：“範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裏對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着重敘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着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爲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爲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爲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啓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爲“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爲“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爲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爲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採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