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瑣記散文
雙休日的閒暇當口，女人在電腦前玉指如飛，兒子在電視前被“灰太狼”逗得眉開眼笑，母親則更誇張，戴着老花鏡，於房間的某一角落藉着戶外進來的光線，聚精會神地鉤着一大堆圍巾，一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樣子。我走到女人身邊，但見電腦顯示器上色彩斑斕的幻燈片、動畫片等資料素材在女人噼裏啪啦的敲擊聲裏上下翻飛，貌似精美的課件漸成輪廓，插不上手的我頓覺慚愧；我走到兒子身邊，正沉浸在狼羊“鬥智鬥勇”情境裏的他，很不滿於我的介入，傲然地擺擺手，一副“你不懂的，離我遠點，不要來干擾我”的表情，我悻悻地離開；我又想看看母親廢寢忘食賺取人民幣的動態，不料探頭探腦地剛剛目力所及，母親就很訝異地擡起頭，嘟囔着“要燒中飯了，怎麼這麼快”，我一邊趕緊說“還早啊早着呢”，一邊趕緊退出來。在忙碌型家庭裏，就我一個閒人啊！百無聊賴的我便竄進書房，整理起書籍雜誌來，希冀作些文化的自我觀照。
於是，在某個抽屜的某個角落，一大疊約略有些泛黃的信件被我翻了出來——信皮以藍、白、黃居多，間或夾雜類似航空標誌的那種藍白相間，頗爲豐富多彩；信瓤多是“信箋”或是“XX小學”、“XX廠”的紅頭下輔之以條條橫線，少數則是不打線條的純白，因了書寫工具鋼筆圓珠筆的不同，有些顯得清晰，有些顯得模糊。隨着信件的一封封翻過，十多年前的點點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無聊的閒人我，也就找到了無事生樂子的節點，傻乎乎地露出了會心的微笑，更有了關於“信”的閒言碎語。
最初見識“信”的神祕和威嚴，緣起於對文化人的敬仰之情。那時的我剛上小學，尚處於懵懵懂懂的狀態，空閒時光比較擅長於和一班半大小子掄起木刀、木槍在村裏的房前屋後東奔西走。有時在不經意間會見識這樣的場景：暖陽下，一戴着老花鏡的老者倚靠在藤椅上，但見他捧着幾張紙，手指在紙上輕輕滑動，嘴裏喃喃自語，邊讀邊露出會心的微笑。可能碰到了翻頁不順暢的情況，他就用手指放在嘴巴里輕輕蘸一下，再重複翻頁的動作。也許前面幾頁更爲精彩，又或者需要聯繫上下文進行理解，往回翻的次數也屢見不鮮。每每這個時候，我們總會不自覺地降低音量，輕輕地繞過去。後來，大人告訴我，這個老者是大城市裏下放的知識青年，滿肚子的學問，他手裏拿的就是城裏子女寄給他的信，寫得都是我們這些務農胚看不懂的話。每每說到這裏，大人總會不自覺地“肅然起敬”，弄得我也不得不對由“信”而延伸出來的文化人產生了“滔滔江水，綿綿不絕”般的尊崇之情。
隨着年歲的漸次增長，“信”作爲謀求表揚和肯定的一種標杆和標準，開始進入我的日常生活。記得在四年級的時候，語文課本上有篇大名鼎鼎的信件體課文《給顏黎民的信》，出自著名的魯迅先生之手。其“之乎者也”的高深，起承轉合的隱晦，讓我們在“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以及“句子特別含義”的渲染下，於雲山霧繞中平添了“信可以寫得這樣充滿文化氣息”的幾許羨慕。於是，頗爲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在隨後的習作中，斗膽模仿了一篇《給小貓的信》，半懂不懂地濫情了一通“人貓情未了”之類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微言大義，博得語文老師的高調喝彩。“紙上談兵”的歪打正着，讓我有了給予“信”從理論到實踐的勇氣，給遠在幾百裏外的“大知識分子”、高中畢業的表舅寄出了第一封貼郵票的.信件。具體內容忘了，大約是先行回顧與表舅首次見面的歡快心情，然後逐次彙報自己的學習情況，接着表達對錶舅以及其他長輩的尊敬之情，順帶有了邀請之意。總之，爲寫成這封信，從初稿到修改，很是費了一番周折。剛寄出時，我很是熱切期盼表舅的回信，只是代銷店裏的信件處，似乎總是和我無關。大概兩個星期後，就在我幾乎要忘了的時候，表舅的回信“隆重”登場。“回信”遒勁有力——不獨字跡爲然，更有“條理清楚、中心明確、表述到位”等等定性表揚，以及“給其他舅舅看了，他們紛紛誇獎你寫得好”等等間接表揚。由於“回信”先我一步到了大人的手中，所以，我是在“二手閱讀”的快樂中欣然接受表揚的。在鼓勵的和煦裏，我感受到了寫“信”的快樂。
及至上了初中、師範，伴隨着求學半徑的不斷擴大，讓我和家鄉的物理距離越來越遠。老實說，對於我這樣一個戀家情結很重的人來說，那種陌生環境下的喧囂，華燈初上中的寂寥，總會讓我產生難以名狀的空落落的感覺。於是，“信”就又有了徜徉於親情求得某種心理慰藉的功能。每每夜幕降臨，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裏，在忙完必須完成的作業後，我總會下意識地從抽屜中翻出信箋紙，在桌上鋪開，忙裏偷閒地寫上那麼幾句家信。說來也怪，一旦拿起圓珠筆來作鋪敘的開端，我的思緒便會飄到幾十上百公里外的家鄉：夕陽漸下的紅霞，蒼茫遼闊的遠山，曬穀場上大人小孩朦朦朧朧的身影，間或伴之以嘻哈或呵斥，搖頭擺尾的田園狗東遊西蕩，豬圈裏還會傳來飽餐後滿足的唧哼聲……總之，我會在這種遐想中感受到無比的愜意。許是害羞於被同學們嘲笑“迂腐”、“沒有出息”，我在寫這類家信的時候，總會不由自主地用左手在信箋上方作些遮蓋，弄出點沒來由的神祕感。結果，有時候不小心露出了稱呼的前半段“親愛的”，被部分比較成熟的同學報之以意味深長的微笑，殊不知還有後半段“爸爸、媽媽、大姐、二姐”。只是那時的我相對愚鈍，並沒有讀出什麼不妥來。相對於寫信時三四頁紙的長篇大論，家裏的回信往往比較簡單，多半不會超過一頁紙。偶爾也有例外，那得以幾分之差與高中擦肩而過的大姐執筆才行。大姐文筆很好，寫起來抒情敘事等諸多手法運用自如，我讀起來就像在進行一次課外閱讀訓練。當然，無論長短，只要是家裏來信，我總是會漾上一種溫情。那種狀態，一直伴隨着我師範畢業。即便後來在純度上有所消減，也僅僅量變而已。
走上工作崗位的最初幾年裏，其通訊手段和求學時代幾乎沒有什麼不同，除卻中心小學的校長室和大村的代銷店裏會有一臺手搖電話機外，像我工作的那種一般性村小是不會有這種奢侈配置的。因此，“信”在同班好友之間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大約是剛剛從學生轉化爲老師的緣故，這種由“被管理者”到“管理者”的身份更替讓我們新奇，所以那時談得最多的是講臺、學生、備課以及教育教學過程中的煩心事、快樂事。當然，年少輕狂的我們，有時也會延續師範時“激揚文字”的那種激情，在信箋紙上縱論一番國家大事。印象頗爲深刻的是，居然有人來信跟我討教“中國復關”、“銀河號”等等離微觀現實生活十萬八千里的問題。說起來也是我自找的，誰叫我在讀書時老是以政論家、雄辯家自居呢？弄得我好一通資料查閱，幸好從書攤上的“祕史祕聞”之類中找到點素材，又從收音機、電視機里弄點信息，七拼八湊成一篇議論文之類，寄了出去，對方回信深表佩服並表示“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也”，只是信上“預計中國94年底可以復關”的結論和“2011年加入世貿”的實際情況實在是相去甚遠。我那時瞎掰的功力，由此可見一斑。漸漸地隨着教齡的增長，這種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話題開始淡化，原先非常密切的同學關係也變得鬆散，再有書信往來，便多了些“今天天氣”之類的恬淡和哲學。而另一種真正有點曖昧的情愫，開始在“信”間瀰漫。“花非花，情非情；無花實有情，無情花還在。”懵懂清晰間的跳躍，讓這個時段的書信多了些“獨樂樂”的閱讀以及收藏價值。
再後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BP機、手機、電腦等的出現和普及讓人眼花繚亂。於是乎，“無可奈何花落去”，手寫體的“信”退出歷史舞臺、成爲一種記憶就變得大勢所趨了。用手寫“信”，會不會成爲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我的課件做完了，電腦給你吧。你的QQ一直在響，煩！”女人的一聲招呼，讓正悵惘間的我飛快地把“信”塞回抽屜，遂喜滋滋地直奔電腦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