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劉禹錫介紹：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 ，漢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後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劉禹錫獨特的遭遇，必然反映在其詩文之中，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彌平不得意，新歲又如何”(《歲夜詠懷》)，“此地非吾土，閒留又一年”(《思歸寄山中友人》)，“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有感》)等，寫出了作為逐臣的心情。這樣，政治上失去前途，無可奈何，不得不逃入禪學中求取絕望中的安慰。劉禹錫的詩中頗多與宗教界的人士往來酬唱之作，如《送僧方及及南謁柳員外》中的方及，便為在九江出家的和尚。其他如《謁柱山禪師》、《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送深法師遊南嶽》等。《全唐詩》中劉禹錫的詩作，涉及此項內容約20餘首。因此，儘管劉禹錫在哲學思想上持唯物主義觀點，但佛教思想〈唯心主義〉依然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歷經滄桑之後更是如此。因此，佛教的“因果論”、“因緣觀”、“空”的觀念必然深深影響了劉禹錫，特別是“空”的觀念尤能幫助其超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失落與痛苦，排遣憂愁苦悶，達到精神灑脱的虛幻的心境。特別是佛教發展到唐朝，禪宗在經過與儒、道的交融後，所體現出來的“淨心，自悟”的達觀、灑脱，又無拘無束的思想特色，更是文人用以自我解脱的`“不二”法門。如《磨鏡篇》中的“白日照空心，圓光是幽室”，《謁柱山禪師》“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等詩句便充滿了禪趣佛理。“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其樂觀豪邁，瀟灑自在，可見一斑。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劉禹錫的思想是較典型的“以儒入世，以佛出世”的思想。這是自隋唐以後文人的比較普遍的特色，尤其是在仕途上不如意的文人。即是説：作為深受儒家正統思想教育的劉禹錫，自小便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因此，其積極參與王叔文的政治改革，便理所當然;也因此而表現出了其因深受儒家思想而具有的性格剛毅、意志堅強，富於鬥爭精神而不願隨波逐流的品質;同時，在改革失敗後，長期遭貶的生活，使他嚐到了官場傾軋，政治黑暗之苦，但因深受佛家思想的影響，並不悲觀、頹廢、絕望，倒是時時以樂觀進取的精神勉勵自己，不屈不撓的作鬥爭。

這種思想在《陋室銘》中表現也是十分突出的。文中通過對室外景、室中人、室中事的描寫，融鑄這樣一個陋室“主人”形象：或與有識之士縱情暢壞，談笑風生;或撫琴調絃，展卷唸經，絕沒有世間俗事纏身，更不把功名富貴放在心間，在幽雅動人的環境中，清靜無為而又無所不為的生活着。因此，作者雖身居陋室卻不覺得簡陋，怡然自得之情躍然紙上。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雖因參加改革而失敗遭貶，“兼濟天下”的儒家理想雖未實現，但因作者有着深厚的佛學修養，並不消極、悲觀，反倒是“世事洞明”之後，依然以古代名賢自況，並引用孔子的話，表明自己的志向，從而在表達了作者高潔傲岸的節操和安貧樂道的情趣之上，隱含着更為深沉的理想，開拓了文章獨特的思想境界。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兼而有之，融為一體，別有一番滋味。

綜上所述，《陋室銘》的思想內涵也正是劉禹錫思想的複雜而藝術的再現，其中高尚的人品與高雅的志趣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但是又要看到，畢竟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不同，又有着其正常的歷史侷限性。托勒講：人類經歷了三個時代，一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農業時代，二是“金錢是萬能的”工業時代，之後便是“知識就是力量”即“知識就是經濟時代”。劉禹錫及其《陋室銘》無疑是第一時代的產物。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不能也不可能再像劉禹錫那樣囿於陋室而怡然自得，但是像他那樣至死不渝追求人格的完美，從而“善其身”的思想卻是不可拋棄的，這是人“立身”之本。另外，笑對坎坷，笑對人生，沒有必要為一時一事的得失而憂愁苦悶，則成功的機遇往往會特別垂青於你。這同樣是作者所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