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的生平介紹

　　生平介紹：

劉禹錫，曾任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與柳宗元並稱“劉柳”。與白居易合稱“劉白”。貞元九年，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從事淮南幕府，入爲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叔文敗，坐貶朗州刺史，在貶官期間，在揚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劉禹錫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答謝白居易，再道貶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託幽遠。蠻俗好巫，嘗依騷人之旨。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溪洞間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將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觀看花詩涉譏忿，執政不悅，復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爲言，改連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徵入爲主客郎中。又以作重遊玄都觀詩，出分司東都。度仍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分司。禹錫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敘其詩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詩集十八卷，今編爲十二卷。

湖南常德歷史學者、收藏家周新國先生《武陵藏珍》記載：劉禹錫被貶爲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爲了紀念朗州司馬劉禹錫，現專在柳葉湖邊建有“司馬樓”。

關於劉禹錫的祖籍，多有爭議，有說是洛陽人，有說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說是定州人以及中山無極人。據查有關史料，劉禹錫爲匈奴後裔，其七世祖劉亮仕於北魏，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始改漢姓。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東遷嘉興，劉禹錫出生於此地，因此劉禹錫“家本滎上，籍佔洛陽”。關於說其“彭城人”，經查此說，出自白居易、權德輿等人之口。那不過是隨順當時“姓卯金者鹹彭城”(《史通·邑里》)的習俗罷了。因此“劉禹錫彭城人”說法是不確切的。

說劉禹錫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無極人，還得從他七世祖劉亮說起。周漢時期，定州、無極是冀州的屬地，無極同時也是定州的屬地。劉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騎常侍等職，後北魏遷都洛陽，劉亮全家也隨之遷至洛陽。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書禹錫本傳，稱爲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此外清《畿輔通志》及《中國歷史人物辭典》和《中國歷史名人辭典》等也都有刊載。經過反覆查證和諮詢有關專家，劉禹錫祖籍確認爲無極，是有據可依的。

　　人物評價：

《新唐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20]

《歲寒堂詩話》：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21]

《滄浪詩話》：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21]

《杜工部草堂詩話》：上自齊樑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22]

《唐音癸籤》：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平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21]

《三唐詩品》：五言體雜不一。有如“深春風日淨”、“昔聽東武吟”等篇，宛轉徘徊，取塗樂府;“秋江早望”、“謫居悼往”，則結休允暉。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餘或放言理，失於音調，未求刻意，累在纔多也。《女兒》作楚挽之哀詞，《泰娘》譜新聲之悽奏，七言此其選矣。《聚蚊》、《百舌》託意深微，亦得樂府遺意。律體獨多，瑩瑕間採。[21]

　　哲學成就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爲，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爲公是，非爲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爲，在法大行的社會裏，是爲公是，非爲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爲，與天沒有關係。在法大弛的社會裏，是非顛倒過來，賞恆在佞，罰恆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他又認爲，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係問題。他認爲，“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爲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爲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批駁了魏晉玄學和佛教、道教關於“空”、“無”是宇宙本原的理論，認爲“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於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爲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他還認爲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着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係學說，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於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爲天不能干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爲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