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送報員的散文

1973年1月，我三哥應徵入伍。入伍前三哥兼任大隊送報員，每月有九元津貼。

當時農村收入普遍低，一個全勞力出滿勤，風裏來雨裏去，累死累活，一個月也掙不了九元錢。當村里人聽說我三哥當兵去了，天黑後就有人偷偷地拎了點土產去敲大隊支書或大隊長家的門，想謀這份工作。

可大隊會議上一致認爲，我三哥響應國家號召，參軍當兵保家衛國，這是我家的光榮。這份送報員的工作，哥哥走了就由弟弟接替。於是村裏很多年輕人打消了這個念頭，羨慕地看我背上綠色的大郵包，騎着自行車，滿大隊轉。

按理說，我只要每天將本大隊的所有報紙、信件，挨家挨戶發送完畢，我的任務就完成了，用不着再到生產隊裏參加集體勞動。可那時，我那年邁的父親和體弱多病的母親，每天聽到生產隊長吹響上工的哨子，就扛起勞動工具急匆匆地直奔社場，等待隊長派活。我的嫂子們、妹妹就更不用說了，無論是赤日炎炎還是三九嚴寒，一天也不捨得休息。畢竟，少出一個工就少一天的收入。全家人都在大田裏勞動，我怎能坐在家裏享清福？於是我像三哥那樣，每天照常參加生產隊裏的集體勞動，利用休息時間送報。這樣，我家就多了一份收入。

每天早晨吃過早飯，我騎上自行車直奔鎮上的郵電局，將已經分揀好的報紙、平信、掛號信、包袱等一一驗收，放進綠色郵包裏，回家，然後跟家人一起出工。中午收工，妹妹鍘草餵豬，母親淘米做飯，父親修理農具，我則推出自行車，揹着沉重的綠色大郵包，利用這午休兩小時，開始送報。

那時，我所在的生產大隊面積約一平方公里，下轄十七個生產隊，五、六百戶人家。如果是晴天，我騎着自行車，在鄉間土路上左穿右插，在老宅新居間前拐後轉，頗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感覺，車子蹬得飛快，一小時即可送完。然而遇到下雨天，土路被雨水浸潤，泥濘黏溼，別說騎車，就是穿着雨鞋走路也得一步三滑。車不能騎了，只好徒步。這一圈兜下來至少得三小時！好在下雨天不能幹農活，我有足夠的時間去送報紙。

最惱人的`是，出門時天還好好的，騎到半路突然下起雨來，被雨浸泡過的土路立即泥濘不堪，根本不能騎車。那就推着車走吧，可車輪粘起一塊又一塊爛泥，很快就將鏈條箱、前後車軸、前後擋泥板糊得嚴嚴實實，自行車成了一大坨又笨又重又髒的泥疙瘩。我只好在雨中就手摺些樹枝、竹片，將糊滿車身上的爛泥刮擦掉。然而推着走不了幾步，車子又成了泥疙瘩。沒辦法，只得將刮擦乾淨的自行車扛在肩上，在雨中繼續走路。於是，我在鄉親們的眼裏成了一隻可笑的泥猴。那種狼狽、辛苦、怨恨，真是一言難盡。回到家裏，我往往將自行車狠狠地摔在當院，含着眼淚大聲嚷嚷：“不幹了不幹了，給我九十元也不幹了。誰要幹我就讓給他！”

父親長嘆一聲，什麼話也沒說。母親立即迎出來，扶起自行車，回頭喊我妹妹：“快把飯菜端上來，你小哥餓壞了。”

其實我也就氣急了，發發牢騷而已。真把這份工作讓給別人，別說父母不同意，我也不捨得。畢竟每月有九元錢呢。又不是天天下雨。再說，莊稼人誰沒推着重車挑着重擔在雨中走個十里八里的呢？

按規定，報紙要送到每個生產隊的讀報員家裏。如果讀報員家裏正巧沒人，我就將一疊報紙放在他家堂屋的飯桌上，轉身就走。如果讀報員家門關着，我就將報紙送到該隊的隊長家。但平信、掛號信、包袱等郵件，有的要簽收，必須送到收件人手裏。

一個月下來，全大隊的社員大多認得我了。每當我騎車經過村莊，往往聽到大媽大嫂們在背後議論我：“這小夥子是某某的兒子。他兩個哥哥都當過兵，還有個哥是大學生呢。”

可我對這些議論置若罔聞，卻把眼神偷偷地聚焦在那些豆蔻花開的姑娘們身上，經過她們時總要多看兩眼。如果從她們身邊擦過，似乎能聞到一股花露水的香味。

我記得五隊有個姑娘，臉長得俊俏，身材苗條，穿着也不錯。在我眼裏，她算是一道靚麗的風景。每次穿過她所在的村莊，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掃描她家的門口。如果她正在院子裏做家務，我會目不斜視，一本正經地摁幾下鈴聲，從她家門前飛駛而過。如果看不到她的影子，我心裏就會若有所失。有一次，我大大方方地在她家院子裏停下車，那姑娘的臉立即漲成一朵桃花，美麗的鳳眼裏閃爍着疑惑。她看到我向她走近，就站在門裏，扶着門框，一言不發地看着自己的腳尖。我趕緊從郵包裏掏出一封信，努力調節好自己的呼吸，將信遞給她：“我問過鄰居了，說這信是你的。”她這才擡起頭，大膽地盯了我一眼，又低下頭去，從我手上接過信，輕輕地說了句：“哦，是我爸來的信。”

原來她爸是有工作的，這消息使我很感興趣。回到家裏問父親可知道這姑娘？父親說知道，她爺爺解放前是地主，她家成分不好。

不久後，我離開了老家。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姑娘。

有一次，我將一張匯款單交給一個老奶奶，正要離開，老奶奶喊住了我：“我說你這個小夥子，都說你識文斷字，態度也好。麻煩你給我看看這匯款單上寫的是些啥？”

我接過匯款單子，原來是她兒子寫的留言，不外乎關心老母親的生活起居。還說過年時要回家看望老母親。

那個老奶奶聽我讀了一遍，不過癮，懇求我能不能再讀一遍給她聽。於是我逐字逐句地邊讀邊解釋給她聽。她聽完後，撩起土布衣襟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嘆口氣道：“唉，路程遙遠呀，兒子、媳婦、孫子仨人，三年沒回來了，弗曉得他們在那邊過得好不好。謝謝你，謝謝你小夥子，擋（浪費）你辰光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有一次我送一封掛號信給三隊一個黃姓中年女社員，當時她正在廚房間竈後燒火做飯。瞥見我剛在她家門口下車，她就扔下手裏的柴火，快步走到我面前，一臉期待地伸出右手接信，接着撕開信封，抽出信紙，迫不及待地讀起信來。

就在我飛身上車繼續趕路時，聽到她在我身後驚叫了一聲，接着就哭嚎起來：“天老爺呀，你眼瞎了嗎？這下我沒有活路了！”

儘管我很好奇，但我知道別人家的隱私還是別打聽的好。於是我緊蹬幾腳，將她的哭聲丟在腦後，繼續趕路。

第二天上午下地幹活，社員們紛紛議論說昨晚三隊有個女的突然想不開，喝樂果自殺了。我想，會不會是那個收信的女社員呢？中午時我騎車特地經過她家，只見屋裏院外都是人。那女的頭外腳裏，躺在堂屋中間的門板上，頭前的破鐵鍋里正在燒紙錢，腳邊點了支白蠟燭。

我停下車聽了會鄰居們的議論，才知道她那個在市區工作的男人以她作風不好爲由，已經把她告上了法庭，要求離婚。其實那男的在市區裏早就勾搭上其他女人了，嫌她礙眼，捕風捉影捏造出她的醜事，逼她離婚。她一時想不開，就走了絕路。聽說她男人嚇得不敢回家。如果他回家，女的孃家弟兄正憋足了勁，等着要給他‘好看’呢。

原來昨天我送給她的那封掛號信裏，是法院的傳票。

這份鄉村送報員的工作，連頭搭尾我也就做了八個月。那年的八月底，我被外事部門招工，進市區工作。由於那時上海與崇明之間一日只有三班客輪，交通很不便，就很少回家了。因而我走後，大隊將這份送報員工作又給了誰，就不得而知了。

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改革開放後，隨着網絡和新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簡便、快速、多樣化。與之相對應的是寫信的人越來越少，終於，在上世紀末，郵電局撤銷了大隊送報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