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駝背老父親

當我的第一聲哭啼降臨人世的時候，父親已經在風雨中走過了四十九個春秋。在父親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個秋天，我是一個涉世未深的二十三歲的青年人。他留在我記憶裏的，一直是一個瘦矮的駝背的老農民形象。

一九八一年，我是一個師範生。當我那時第一眼看到《美術》雜誌封面上羅中立的鉅作《父親》 ，我的心靈立刻爲之震撼：如果白色的頭巾換成光頭，畫中那個飽經滄桑的老農民簡直就是我的父親。

父親一輩子耕作在故鄉的土地上，烈日早已將他的臉和全身曬得黝黑，猶如千年寺鐘的古銅色。尤其是在夏季，火球樣的太陽炙烤着江淮大地，父親頭戴一頂黃色舊草帽，身着一件灰色短褲衩，不停息地揮着牛鞭，吆喝着在水田裏梨地打耙，這時，從田埂上望去，父親赤裸的駝背猶如半個黑色的大球，背上的汗水竟然折射出一小處閃亮的高光。

農忙時，父親在田間耕作；農閒時，父親在田埂上放牛。日曬霜侵，風吹雨打，父親乾瘦的臉上過早地佈滿了皺紋。那些深深的皺紋，似大山的溝壑，如汽車的轍印，又像是巢湖北岸一望無際的稻田間的田埂，縱橫交錯。每年秋後，父親的手腳就像老樹皮一樣乾裂。到了冬天，父親的手腳像是被刀劍劃傷，總是出現了一道道口子。

父母一生生了九個子女，我排行最小。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鬧災荒，江淮地區哀鴻遍野，餓殍遍地，父母在絕望的悲痛中連續失去了六個子女，只留下大姐和七哥。在我少年時，在世的母親每每回憶此事，總是淚水漣漣，悲傷不已。而父親卻像他那條耕地的老牛，沉默不語，即刻轉身離開。可是此時我也發現，父親那雙老牛般善良的眼睛裏噙着淚水，露出了哀傷，悽楚和迷茫的目光。

小時候曾經聽母親說，父親是遺腹子。祖父在世時，是鎮上的一家當鋪的大掌櫃，因而家庭還算殷實。祖父不幸早年病逝，孤兒寡母，相依爲命，家境漸漸衰敗。幾年後，祖母被迫改嫁到一戶貧窮的農家，幼小的父親成了水池中的一葉浮萍，在親戚家漂泊，在風雨中長大。舊時有指腹爲婚的風俗，二十歲時，父親和母親完婚，在兩間被人遺棄的破舊的土屋裏纔有了自己的家。可那年爆發了抗日戰爭，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父母不會讀書識字，沒有一分田地，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掙錢的好手藝，他們只有靠給地主家長年累月地打長工來維持艱難的歲月。祖國解放後，村上絕大多數貧窮的家庭被定爲貧農成份，而我家的成份被列爲少有的佃農之列。雖然新中國的農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大多數村民漸漸改善了生活，可我家一個接着一個降生着小生命，太多子女的養育責任像是一座大山，沉重地壓在父親那瘦弱單薄的肩膀上，使得父親始終在飢餓線上喘息着，掙扎着。

因爲貧窮，父親曾經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冬天，含淚將九歲的瘦弱的大姐送給了鄰村的一家做了童養媳。母親晚年告訴過我，雖然父親從不談及此事，可這件事在父親的心中始終是一個難以撫平的痛。

因爲貧窮，父親成了一個駝背的男人。父親中年，早晚在鎮上糧站打零工扛包。有一次，堆像山一樣的糧包忽然坍塌下來，扛包的父親躲避不及，當場被壓倒在地，吐血不止。醫生說父親內骨受到損傷，需要立刻做手術。然而家裏一貧如洗，手術費是一筆天文數字，父親吃些藥後斷然拒絕手術。從此，父親的後背就永遠背上了一個醜陋的羅鍋，村上的大人小孩都叫他駝子。因爲父親後背的畸形，因爲父親不雅的外號，在小學讀書的不懂事的我——父親最疼愛的小兒子，甚至不願意讓父親到學校開家長會，不願意和父親一起上街，不願意在同學夥伴面前談論到父親。

貧窮， 成了父親的.標籤。

然而，就是我這樣貧窮的父親，在六十年代和母親一起做了一件小事，讓鄉親們談起來總是豎起大拇指。

六十年代一個早春的清晨，母親去鎮上糧站給父親送早飯，大路上撿到了一個小布袋。到糧站後，母親解開布袋繩，驚訝地發現，裏面裝有四十張十元鈔票。母親說：“這麼多錢，丟錢人一定要急瘋了。”父親放下飯缸，摸着一張張嶄新的錢，說：“是啊，誰丟了這麼多的錢，都會急得要命的。我們得想法子找到丟錢人。”母親說怎麼找呢，父親尋思了一會，說：“把錢給站長，讓站長把錢上交派出所，派出所會找到丟錢人的。”就在父母去找站長的時候，他們看到會計室門口有一羣人圍着一個老漢，老漢捶胸頓足，額頭大汗淋淋，不斷哽咽地說：“我對不起兒子，我對不起兒子，這麼多的錢，我不活了。”父母上前打聽原委，原來老漢的兒子是大隊書記，昨天從銀行起了四百元錢，派他今天來糧站給整個大隊買春耕種子。因爲一心趕路，身上流汗，老漢路上自然解開了腰帶，卻不慎將懷裏的錢丟了。在覈實了錢數和布袋後，父母立刻把錢布袋還給了老漢，老漢當場跪下，感激地說：“找不到這錢，我兒子會被冤枉犯了貪污罪，會坐牢的。你兩是我家的大恩人！”

四百元錢，在今天，遠遠不夠大酒店裏的一桌酒菜錢。可是在父親那個年代，那四百元錢，足夠將我家當時的土牆茅草屋變爲三間敞亮氣派的紅磚大瓦房。

記憶裏，也就是我這樣貧窮的父親，一生只識自己名字的三個字，卻和母親一起，在七十年代初，把七哥培養成爲我家生產隊第一個高中畢業生，在八零年秋天，把小兒子送到了張志忠將軍創辦的師範學校。爲了讓七哥和我能夠順利地在校讀書，大約在六十年代末，父親開始在晚上偷偷地做起了花生米生意。每年中秋節後，東方天亮前，父親帶着扁擔麻袋悄悄地走出村莊，晚上月亮升起後，父親悄悄地挑回一擔花生，汗水浸透父親的對襟褂。母親深夜在煤油燈下一粒一粒地手剝花生米，然後用滾開水浸泡，瀝水後用粗鹽醃製一夜。第二天，將花生米在陽光下攤曬一整日，晚上即可用細沙和曬乾的花生米一起在鐵鍋裏翻炒，直至鍋裏的脆響聲漸漸停息。篩過細沙後，父親秤，七哥或我用報紙或書紙將花生米包成三角包，最後用大鐵皮桶將花生米包裝起來。在那個生活極其貧困的年代，父親製作的花生米方法簡單，但吃起來味道卻極香，是下酒的好菜，也是村上男女老少非常喜歡的零食。

無論月明星稀，還是寒霜冷風，父親總是不顧年邁體衰，夜晚帶着手電筒，腋下夾着裝有花生米的小鐵桶，一個人走街串巷，掙着利潤極小的辛苦錢。可是，在那個政治運動的年代，一個農民私下做花生米生意，被看做是投機倒把，自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我讀小學的時候，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家後面的一個後生爲了積極追求政治上的進步，告發了我的父親，並帶着幾個持槍的民兵把父親抓到了大隊部審訊。第二天早晨，雪花飄零，頭髮花白的父親胸前掛着寫有“打到投機倒把分子”的牌子，被民兵押着和其他幾個右派分子游街示衆。之後，父親接着被關起來，在大隊部學習班改造了十一天，每天學習文件，打掃大街和廁所。儘管父親受到這樣的打擊，可是在一天傍晚回家的時候，看到我在埋頭寫字，父親深陷的眼睛裏又露出了欣慰和期望的目光。

父親晚年，適逢農村實行包產責任制，我又走上了講臺，家境愈來愈好。他本應多享幾年天倫之樂，遺憾八七年春天在醫院被查出了胃癌。到了深秋，父親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