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十講》自序

我選取了近年一些小文，彙編成這本《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十講》。《十講》這種體裁，使我聯想到少年時讀過的李石岑《中國哲學十講》，好久未見用同樣字面的書了。我所致力的領域，常給人以雜多的印象，其實說起來也很單純，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體與《史記》的上下限差不多。問題是對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曆史學，有的算考古學，還有文獻學、古文字學、科技史、藝術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這個領域學科交叉的綜合性質。這一領域，我想最好稱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1998年，我給《殷商曆法研究》一書作序，曾乘機提出：“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應當作爲一個特殊的學科來看待。對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專門的學科名稱。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學科是埃及學，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是亞述學，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是古典研究，等等。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沒有一個單獨的學科名稱，這大概是由於中國文明一直綿延下來，中間沒有斷絕，而國際上所謂‘漢學’這個詞，同埃及學、亞述學等就無法同日而語了。其實，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這一大段，既不同於史前時代的純依據考古，又有別於秦漢以下的文獻完備，必須同時依靠文獻和考古兩者的研究，這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樣的。我相信，中國古代研究將來一定會被承認是一個重要的專門學科。”在其他地方，我也說過類似的話。

這裏應當引述去年初逝世的張光直先生的有關見解。1994年，在臺北舉辦了一次題爲“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研究”的研討會，張光直先生提供的論文是《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他指出：“我們在二十世紀的後期和二十一世紀的前期，有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來創造一個新的學科。”這個學科，他稱之爲新的“先秦史”。他說：“中國的先秦史，作爲一門有系統的學科，需要從頭一磚一瓦地蓋造起來。有文字以前的傳說古史，自《古史辨》的時代就已經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現愈積愈多，愈多便出現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考古學還發掘出新的文字材料，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夏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果，是知道了傳統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

張光直先生將新的學科仍稱作“先秦史”，如他自己說的，是受他的老師李濟先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等的影響。李濟先生“古史重建”的主要趨向，是在考古學基礎上重構古史，因此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係並非平行的。張光直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強調了從龍山文化時代到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資料逐漸加入歷史資料裏去”，甚至說“傳世的文獻是三代歷史的基本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時代早到龍山時代的傳說”，足見以文獻爲主的歷史學當與考古學並重，但他還是接續李濟先生，把設想中的新學科叫做“史”——“先秦史”。

有學者注意到這裏可能存在的矛盾。曹兵武博士說：“中國考古學與中國歷史學的關係問題，歷來是難於爭論清楚的，……而張光直先生一直在嘗試着另一種整合。他認爲在這個領域中，考古學與歷史學不是誰證實誰、誰服務誰的關係，而且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在古環境、古人類學、田野考古學、古文字學等自然與社會科學都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收穫的今天，非常需要我們用新眼光、新理論、新手段，從全局的觀點，從人類生活與文化演進的角度去處理新材料，從而構建一個新的史學結構。……我們不妨沿着張光直先生的思路走得更遠些，徑稱之爲‘中國文明史’——一個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和形成爲對象的新學科。”這樣的想法，我是非常贊成的，只是感到叫“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或許更貼切些。

編進這本《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十講》的，有的是論文，有的是講演，時間、篇幅和體例都不盡一致，還難免若干重複的地方。有些內容，我做了必要的補充修改。儘管費了不少力氣，然而最後通讀，仍覺殊不滿意，只好懇求讀者鑑諒和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