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美麗之心”

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下面我們一起來閱讀王國維的“美麗之心”。歡迎大家閱讀！

王國維的“美麗之心”

1927年6月2日，民國時期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北京頤和園門口，一輛人力車到此停下來。一位身材不高、面孔瘦小、腦後拖着辮子的老人下車後徑直步行到昆明湖邊。他來到排雲殿西魚藻軒前，徘徊流連，點燃一支紙菸，煙盡之後，從容地縱身躍入湖中。從投湖到被園役發現救起，只不過幾分鐘時間，然人已氣絕。

當時圍觀之人並不知曉其真實身份，待發現這位老人腦後有辮子一根，方明白這就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隨後，又從王國維身上發現遺書一封：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隨着王國維義無反顧地縱身一躍，這一天被永遠地定格在一代國學大師之死引發的全國震驚、悲慟、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謎”之中。王國維在被公認爲學術研究巔峯時期的知天命之年，從容自沉於北京西郊頤和園的昆明湖底。在其短暫的有生之年，美學家潘知常稱他“爲近代中國人找到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精神綠洲”。他的死常常讓我們想起兩千年以前汨羅江畔孤獨鬱悶的屈原。

中國最早的教育刊物主筆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又號永觀。1877年生於浙江海寧，六歲開始入私塾學習，少年時代曾在著名的杭州崇文書院接受教育。他在考取秀才之後，聲名鵲起，與當時的另外三個少年並稱爲“海寧四才子”。王國維後來能夠在成爲國學大師的同時還在教育領域獨樹一幟，與他聰慧的天賦是有着重要關係的。

王國維與教育結緣，要追溯到青年時代。1898年，王國維進入《時務報》報館工作。此時國家搖搖欲墜，深受震撼的王國維企圖以教育來挽救國家命運，他對只關心個人利益的麻木國民極憤慨，念念不忘教育大計：“維謂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後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淺之事理者爲第一要着耳。”

此後，他結識著名學者羅振玉。在羅振玉的大力資助下，王國維遠赴日本留學。回國後，他與羅振玉友誼日益深厚，跟隨羅振玉入京，並在學部（即後來的教育部）總務司任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跟隨羅振玉再次東渡日本。也正是在這段日子，王國維開始了重要的學術轉向，專治國學，後憑藉其淵博的知識在國學領域獨樹一幟，受聘於北京大學國學院，與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爲國學院四大導師。

王國維在國學領域的赫赫功績可謂世人皆知，但是，談到他在民國教育歷史上的成就，則世人所知不多。早在1901年在武昌農務學堂任教期間，王國維就已經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主筆。這本教育雜誌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年，其間刊載了近百篇關於日本學制的文章，內容涉及大學、中學、小學、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女子教育等各個門類。在清末嚴酷的思想統治之下，一個留存於世如此短暫的刊物，能夠刊發如此多的國外教育文章，主筆王國維功不可沒。但後人談及這位國學大師的教育思想時，卻往往忽略了他在中外教育譯著上的創造性貢獻。

　一個世紀前的教育觀

當然，在民國前夜的教育界，爲王國維贏得巨大聲譽的還是著名的“完全之人物”教育觀念。

1906年，王國維發表了著名的《論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於培養能力全面、和諧發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爲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爲我國教育歷史上明確提出培養德、智、體、美四育主張的第一人。

晚清的天空早已因列強的侵襲血洗而破碎零落，廟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腳下苟延殘喘，廟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夠救亡圖存，挽救大廈將傾的封建帝國。人，在這個社會是一個無比沉重而艱難的話題。王國維的內心如同一泓秋水，絲毫沒有被外界民智、民強、民富的鼓譟驚擾一絲波瀾，他從一開始就把“人”字作爲教育的終極目的，而且，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種人格健全、品質優秀、思想睿智的人。細細品味，我們不難發現王國維標榜的“完全”至少有兩個含義：一是“完全之人物”應該身體強健、四肢發達、體力充沛。在中國人吸食鴉 片成爲社會痼疾的當時，體育的重要意義遠不是今人所膚淺理解的、僅僅培養四肢發達的莽漢教育。二是美育與智育、德育擁有完全相同的地位，即三者之間沒有任何的隸屬關係。

但是，在當時的現實社會背景下，王國維的教育主張如同一顆流星劃過漆黑的夜空：一方面，“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觀念是如此燦爛耀眼，令整個晚清的夜空爲之驚豔；另一方面，在風雨如磐的時代，王氏的這種教育觀念又顯得如此“另類”與“不合時宜”，這注定了其在照亮夜空的.剎那，就迅疾而逝。乃至到了今天，在教育學界仍然會認爲王國維這一教育觀念“不切實際”。

人，如果從血肉豐滿的“完全之人物”，倒退回理性至上的冷漠機械的抽象個體，這樣的教育究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王國維先生在一個世紀以前的教育觀念，究竟是在做虛妄之想，還是今人的境界仍尚未能企及呢？

1914年，王國維作《國學叢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學習“有用之學”、“無用之學”之辨，這既是他教育哲學的核心思想，也爲他在民國初期教育界贏取了一席之地。“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王國維的這一教育主張一度遭到許多人的誤解。在當時舉國上下學習西學，企圖科技救國的現實背景下，王國維大談道家哲學式的有用無用，似乎書生氣太重，但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教育偏重科學技術而忽視人文學科的現狀而發，試圖扭轉當時這一畸形教育現狀。

在功利性過於濃厚的當時，王國維的無用之用教育啓蒙思想的實現，顯然需要走更遠的路。但是，這種教育主張並不是中庸主義，他的有用無用實質上可以被理解爲科技和人文並重，以人文作爲積澱和基礎的教育啓蒙思想。

遺憾的是，後人往往只看到王國維有用無用論的表層，而未能挖掘其更爲深邃的要義。當然，更遺憾的是，王國維過早地選擇安靜地離去。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王國維的歷史選擇？是否可以因爲他晚年腦後拖着那一條辮子，就批評他是迂腐頑固的遺老？是否可以因爲他的自沉，就指責他爲晚清殉葬？面對一個文學、歷史、哲學、教育等衆多方面都有極深造詣的偉大學者，我們除了惋惜、敬佩之外，是否更應該愧疚在他離開我們已經80多年之後，我們的教育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無法企及其思想境界呢？

　審美教育的倡導者

後人在追憶王國維先生之時，常常會談到他的相貌極其普通，但是在教育上卻擁有一顆極其“美麗之心”。據說，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有兩個人只要一看背影就能知道其身份。一個是王國維，一襲不變的舊式長袍，頭上一頂瓜皮小帽，腦袋後面是一條辮子。那時經常有革命黨人跑到街上和學校裏強行剪辮子，但是從來沒有人敢對王國維腦袋後面的辮子下手，這讓他成爲清華大學裏的一道景觀。另一個則是梁啓超，他的兩邊肩膀似乎高低略有不同。至於王國維爲什麼在民國時代仍然不願意剪掉辮子，其子女曾在文章中如此說：

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麼？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清末民初教育界首創教育的“最高之理想，存乎美麗之心”者，竟然是這樣一位到了民國時代仍保留辮子的男人！

王國維的“存乎美麗之心”，指的是“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純粹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這是我們解讀王國維審美教育觀念不可繞過的關鍵句。

可以想象，一個對高尚、純粹快樂如此禮讚的人，只要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之人，大多是因爲有親眼目睹不高尚、不純粹的苦痛。王國維的審美教育誕生於清末民初舉國上下嗜好鴉 片的污濁不堪的社會現實，他親眼目睹民衆吸食鴉 片的場面，痛心於人性追求的齷齪卑劣，試圖以高尚純粹之審美追求挽救民衆於鴉 片毒癮苦海。他善良地認爲只要引導民衆追求更高尚的嗜好趣味，就可以擺脫鴉 片的糾纏。爲此，他才高蹈審美教育的大纛，可謂用心良苦。

一個原本希望通過審美教育的倡導與普及，“培養國民之趣味”，引導民衆追求真善美，達到改造社會目的的國學大師，其普度衆生的人文情懷，從沒離開現實社會的痼疾。如此悲天憫人的教育觀念不僅沒有得到社會公認，反而在當時不容於世，這，無論如何，都算得上一個奇怪的現象了。推想個中緣由，恐怕與王國維國學大師的顯赫身份，與教育觀念的崇高致遠，與現實社會的污濁低俗，尤其與後人對他憂鬱的性格、古怪的行爲帶有極深的成見是分不開的。

　　大師所欽佩的大師

從辛亥革命的發生到1927年，王國維先後在日本、中國度過了人生最後的17年，這是他生活最靜謐、學術成就最高、情感經歷最複雜，也是最爲後人津津樂道的美麗時光。他先追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又於1916年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英國人哈同所辦的倉聖明智大學任教。1922年，王國維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所聘擔任校外通信導師。1925年，王國維被清華大學國學院聘爲導師。這一年全國的職業教育如火如荼，平民教育運動風起雲涌，當全國人聚焦於鄉村田野之時，這位腦後帶着辮子的國學大師和他的教育顯得冷冷清清。然而，歷史並沒有因爲平民教育運動的熱鬧而將這位國學大師的教育情懷遺忘，王國維也沒有因爲外界如何嘈雜就改變畢生的學術追求和教育主張。

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請胡適代爲設計國學院課程，並且想聘其擔任國學院導師，胡適婉言謝絕，他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於是，清華大學聘請梁啓超、王國維、章太炎和趙元任擔任國學院導師，但是章太炎一直不肯接受。最後經過樑啓超推薦，聘請了陳寅恪爲導師。這四位就是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著名的“四大導師”。與其他幾位國學導師相比，王國維“性復憂鬱”，做事沉穩不喜張揚，才華橫溢卻從不恃才傲物。這和同時代的諸多放蕩不羈的才子截然不同。而如此的教育大師風範更是贏得了學界普遍的讚譽，其中就包括“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啓超。

王國維雖然生平沉靜淡泊，與人交往不多，但是，他與梁啓超先生一見如故，常常說人生能夠有梁啓超先生這樣的朋友足矣。而梁啓超對王國維的學問極爲欽佩。每當遇到疑難問題，他總是說：“可問王先生。”據說，就在王國維自沉的前一天，梁啓超辭職去天津，學生爲樑餞行，王國維應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啓超之後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於頤和園。因此，學界對於王國維自沉之謎的推測，還有與時局和梁啓超辭職離京有關一說。

王國維追求學術自由、真理至上的教育理念，可以通過當時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的評價看出來，顧頡剛先生曾經這樣說：“王國維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經書（聖道）看而當作史料看，聖賢不當作聖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

民國初年的梁啓超已經是國內學界巨擘，顧頡剛也是學界名流，他們能夠如此欽佩王國維，與其說是對王國維學識的讚賞，不如說是對王國維身上沉靜優雅的知識分子風範的強烈認同。

王國維是一個永遠無法窮盡的話題。直至今天，似乎永遠不能從表象上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被普遍認可的，那就是在平民教育喧囂塵上之時，教育家們忙着奔向鄉村田野之際，王國維仍然心如止水地整理國故、探究學問。社會固然需要平民教育家們去開挖社會金字塔最底層的民衆職業技能訓練，也需要國學大師以獨立姿態攀登社會金字塔最頂端的國學研究。王國維在風起雲涌的20年代如此從容平靜地研究學術，足以成爲當今教育家們學習的楷模，這份功績，不應該被平民教育的洪流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