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陪嫁散文

眼前這個精緻而又滄桑的小笸籮，有臉盆大小，其實它是我母親的陪嫁——針線笸籮。它曾經陪伴母親六十餘載，母親過世以後，我把它珍藏下來，成爲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產。從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追溯到更遠時候，線笸籮是東北女人的必備物件，是女子心靈手巧賢惠能幹的象徵。所以，無論是女子長大還是出嫁，父母必定爲女兒置備一個針線笸籮。

母親在十幾歲時，她的母親也就是我姥姥就給她置備了針線笸籮。那時她除了讀私塾識字，還在家紡線，學做女紅手藝等等。線笸籮裏裝着五顏六色的棉線、絲綢線、畫樣、鞋樣、繡花撐子、尺子、錐子、剪刀、頂針以及各種型號的繡針、穿針。母親最拿手的手藝是紡線，這個活計她一直幹到出嫁。母親說過，姥爺姥姥用她紡線賺的錢買了兩個金戒指作爲陪嫁，再有就是這個針線笸籮了。姥爺家當時在屯中是一戶殷實人家，而我家父親十幾歲時就失去了母親，我爺爺帶着七個孩子艱難度日，後來有三個孩子（我的兩個姑姑和一個叔叔）先後病故。姥爺家和我爺家住前後屯兒，不免時常往來，便相中了我父親的'睿智能幹，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父親。母親當時還不太願意，主要是嫌父親家裏太窮。但她終究抵制不了姥爺的家長作風，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無法改變。所以母親只得委屈從命。

母親帶着陪嫁的兩個戒指和線笸籮過門兒嫁給父親，那年她二十歲，父親二十四歲。但母親的兩個戒指卻一直沒捨得戴，說是給未來的兒媳婦留着，一人一個。那個線笸籮及線笸籮裏的物件一樣不少，一直陪伴着母親走過滄桑歲月。待到我和弟弟先後出生已是解放後的五、六十年代。先前出生的哥哥姐姐都先後夭折，沒有站住。所以母親只有兩個兒子沒有女兒，常常唸叨着這是她畢生的遺憾。

我長到剛記事兒時，看到母親的線笸籮就放在家裏炕梢的炕琴櫃上，母親做針線活時信手拿來，但常常是在傍晚的煤油燈下。那時父親工作在外，下鄉一駐就是十天半月不能回家。母親是婦女隊長，白天帶領隊裏婦女勞力下地幹活，針線活大都在晚間來幹。一家人換季的衣服，鞋襪都是在燈下趕做出來。我常常在夜靜更深時醒來，於睡眼朦朧中看到慈愛的母親或是在納鞋底、上鞋幫兒，或是在絮棉襖、縫補衣褲，只那個針線笸籮默默無聲地陪伴在她的身邊。每當逢年過節換季，我穿上母親做的新鞋，新衣服，那個溫暖舒適、美滋滋的感覺不言而喻。直到今天，這種感覺猶在，不曾忘卻；燈下母親的慈愛身影猶在，不曾遠去。

逐漸長大的我耳濡目染母親的勤勞儉樸、賢惠能幹的風範，便學着主動替母親擔起一些家務。比如早起疊被子，比如掃地，擦拭傢俱和窗臺衛生。十五六歲時就自己洗衣，下午放學時洗完衣褲放在炕頭烘乾，第二天早晨穿着上學。偶爾衣服破了喊母親要針線笸籮，學着自己縫補，只是針腳大些。母親見了微笑着奪過針線，用她纖細的針腳重新縫補甚是貼順耐看。但我的勤快懂事倒是些許彌補了母親沒有女兒的缺憾。中學畢業後去部隊當兵，我在母親針線笸籮旁邊學到的針線活派上了用場。每逢星期天拆洗被褥，縫補軍裝，我都是一把好手，許多戰友都借了我的光。所以，我被戰友戲稱爲一排二班的“大家閨秀”。

文革那年，母親作爲婦女隊長也要“上樓”接受批判。一天深夜，母親突然從噩夢中驚醒爬起，招呼我說，孩兒，明個媽媽還要“上樓”，你和弟弟可不要害怕啊！第二天母親去大隊“上樓”，我帶弟弟上學。放學回來發現家裏叫造反派給抄了，炕琴櫃被翻個底朝天。母親珍藏的一串銅錢和兩個金戒指被造反派掏走了，說這是“四舊”殘餘。母親的針線笸籮也被掀翻在地。我把線笸籮及散落的物件一一拾起，忐忑不安地期待母親“下樓”回家。傍晚母親“上完樓”回來，連夜去找造反派的頭頭討要戒指，反覆說明那兩個金戒指是自己用紡線的血汗錢買的，好說歹說頗費了一番口舌纔要回來。而那串銅錢卻不知去向。母親怕造反派反嘴再來，就把兩個戒指託屯中一個“老客”到城裏的銀行給當了，五塊錢一個，總共才當了十塊錢。

後來父親用這十塊錢買了一分紅松木料，找木匠打了一張寫字桌，一把椅子，一個炕琴玻璃櫃。待到三十年後我奉調進城舉家搬遷時，把炕琴櫃送給了本家的叔伯大哥，寫字桌我帶着，捨不得送人。因爲在這張桌上我做完從小學到中學的作業，後來又用這張桌子在燈下複習功課考上大學。我沒有辜負母親那兩枚戒指延續下來的殷殷希冀。最是那炕琴櫃上母親的針線笸籮，我一直帶着，還有裏面那些針頭線腦兒等所有物件一直珍藏不棄。在我眼裏，它就是母親的象徵，它就是家。有它在家就在，母親就在，母親的偉大品格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