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年教師節散文

32年前，我還在高中復讀，撞見了第一個教師節。歷史老師上課遲到了，他斜挎着一個黃書包，匆匆走上講臺，樣子很滑稽，引得同學們一陣鬨笑。老師一臉嚴肅，掃視着課堂，很快逼跑了同學們的笑。他解下黃書包，舉過頭頂，一本正經的說，今天是老師的節日，領導發了個黃書包，誰想報考師範，老師就把這禮物送給誰。還沒說完，他就自個兒狂笑不已。

那節課少不了聽來許多牢騷，當然也沒有哪位同學接他的黃書包。對於急於跳出“農門”的農村學生來說，只要端上“鐵飯碗”，管他將來做什麼。我那年大專剛達線，自然只能做老師了。

畢業後，被一竿子掃到了鄉中，成了那所學校的第一個大專生。因爲是第一個，頗受重視，第三年做教導主任，第四年做副校長。初爲人師，還沒悟出教育的真諦，就來管理教育人的'人，吃了不少苦頭。可我從內心一直把自己當做一名教師，領着大家幹活，倒也贏來老師們的信任。

每到教師節都要謀劃着向老師們表示表示。那時學校收的學費由學校支配，學校辦得好，經費就寬裕，校長和大家一商議，就可以決定教師節的禮品。當時鄉里有兩所初中，一所縣辦的，是老大；我們是鄉辦的，是老二。老二師均學生數比老大多，就有條件把禮品辦重一些。

記得有一年發的是毛料西服，相當於兩三個月的工資。教師節那天，開個教師會，再請來攝影師，照一張“全家福”，那種自豪和滿足填塞心房。走在農村的集市上，吸引了多少羨慕的目光。後來，冰箱剛入市，我們又採購了冰箱作教師節的禮物，也是轟動一時。有的人不樂意了，告到鄉“一把手”那，領導倒是很開明：老師們把學校辦得紅紅火火，花自己的錢給自己找快樂，就不要爲難人了吧。

九十年代末，我調到縣城學校執教。和所有的老師一樣，對教師節福利的期待總是隨着教師節臨近而強烈。

到這個單位我經歷了三任校長。老校長幹了十年，第二任幹了八年，第三任上任幾個月。

老校長的十年，是學校大發展的十年，一度成爲區域內規模最大的學校。他總是說自己是“生產隊長”，帶大家幹好活，把好家，多點積累，家大業大，說話纔有底氣，到外面才能挺直腰桿。到老校長卸任時，學校賬面結存一千多萬，惹得很多揭不開鍋的學校來借錢。每到教師節，在老校長的“勒緊褲腰帶”解釋中，老師們的期待雖然被打了折，但總比那些不景氣學校要發得多些。

第二任校長大幅提高待遇，公積金有了，課時津貼提高了，福利也漲了。奇怪的是，學校規模在萎縮，質量在下滑，校長的民意支持度在降低。後來有人拿了校長常唸叨的“不做羣衆尾巴”作詮釋，似乎有了答案。記得那時的教師節也發福利，而且不少，可總是滯後一兩個月，在老師們一再的追討下，纔到老師的手中。莫非真的驗證一句話：校長的任性來自對權力的迷信？

又到教師節了，政府包攬了教師的所有福利。每人撥了五千元，上學期一千五，教師節一千五，春節二千元，全縣教師一個樣。學校辦好辦壞和單位人的收入沒有關聯，因爲我們已經成爲系統人了。

我常懷念在鄉村那些教師節。學校有人氣，老師們就有收入。校興我榮，校衰我恥，現在學校的興衰和老師們又有多少關聯？

從一個黃書包到一千五百元，教師節的記憶如此深刻。

過去，歷史老師的黃書包無人願接，今天，我的“黃書包”又傳遞給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