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與音樂的散文

中國文人詩歌創作，至隋唐五代便進入它的黃金時代。唐詩作爲這一時代詩歌創作的主體，標誌着中國古典詩歌成就，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

唐詩不僅篇什繁富，名家輩出，而且許多還是與音樂相結合而被廣爲傳唱的歌曲名篇。唐詩(以五言、七言絕句爲主)入樂歌唱，在當時說來已非偶見之事，而實爲一種常見的社會時尚。唐薛用弱在《集異記》中，就記載有一個當時名人詩篇爲伎人所歌唱的風趣故事：

唐開元(公元713—741年)中，一個飄着小雪的寒天，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三人，冬遊至旗亭，即入樓飲酒小息。忽然有宮中十數人同時登樓會宴，三詩人便退席迴避而觀。接着又見四位頗爲豔麗的妙齡女郎，相繼而至，並隨即歌唱樂奏，原來她們都是梨園名部的樂伎。昌齡靈機一動，便與高適、之渙細語商議：我等在詩壇齊名而難分前後，何不就此暗觀她們唱歌，我三人所作之詩誰被唱得最多，誰就爲優。二人欣然同意。不一會兒，見一伎唱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見歌自己所作之詩，便在壁上一畫說：“一絕句。”一會兒，另一伎唱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高適見歌自己所作之詩，也在壁上一畫說：“一絕句。”過一會兒，又見一伎唱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見又歌自己所作之詩，便在壁上加一畫說：“二絕句。”之渙見衆伎未唱自己所作之詩，便急忙說：“此輩都是潦倒樂官，所唱都是‘下里巴人’一類俗曲，怎能算是‘陽春白雪’之類高雅詩作，一會兒那位姿態最好的歌伎，所唱若還不是我詩，那麼我即甘拜下風，不與二位爭衡；所唱若是我詩，二位可要列拜牀下，奉我爲師。”頃刻之後，但見之渙所指歌伎引吭高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見所歌正是自己所作之詩，便笑着向二位說：“你看如何！”三人由此大笑。這時驚動了在座的各位伎人，便問到：“三位先生爲何在此歡笑？”昌齡只好說明緣由，衆伎立即起身禮拜說到：“俗眼不識神仙，若不嫌棄，望能共餐。”三人遂入席，醉飲一日。

這就是中國詩歌史上曾傳爲佳話的“旗亭畫壁賭唱”，它生動地表現出了唐代詩歌普遍入樂歌唱的社會風尚。所以，宋王灼的《碧雞漫志》(卷一)即說：“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唐詩的歌唱，與民間音樂也有十分密切的聯繫。如唐詩的五言、七言絕句，在句法結構上，與民間歌曲唱詞的句法結構，就多有共同之處。當時江南一帶的民間歌曲，也多是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一首，這就是今天我們常說的“四句頭”山歌。清人諸明齋所寫一詩有這樣兩句：“唱只山歌爲引子，人人爭說是唐詩。”(《生涯百詠·唱盲詞》)可見山歌與唐詩，的確已深深地結下了“不解之緣”。“山歌”一詞，在唐代首先出現在唐人詩篇中，如李益的五言律詩《送人南歸》中有“無奈孤舟夕，山歌聞竹枝”句；白居易的敘事詩《琵琶行》中有“豈無山歌與村笛”句。在李益詩中，山歌與竹枝同列，表明是同一種歌曲的兩種稱呼，山歌是從歌唱的.俗稱，竹枝是從唱詞的雅稱，所以李益才從山歌中聽到了竹枝詞。

另一位唐代詩人劉禹錫，曾模仿巴渝(今四川東部)民間歌曲而寫成《竹枝》九首，皆爲七言絕句。如其中一首：“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照劉禹錫《竹枝詞序》所說：“歲正月，餘來建平，裏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餘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揚之”，說明他完全是照當地山歌(竹枝)唱詞句法結構來寫的，所以能被民間歌手傳唱。胡震亨在《唐音癸籤》中說：“《竹枝》本出巴渝……有和聲，七字爲句，破四字和雲‘竹枝’；破三字又和雲‘女兒’。後元和中，劉禹錫謫其地，爲新詞，更盛焉。”這是說此種稱爲“竹枝”的山歌，每句七字，唱時要分成四字和三字兩節，在前四字尾加襯詞“竹枝”；在後三字尾加襯詞“女兒”。今川東地區的山歌，歌唱時七字句破句加襯詞的方法，與上述唐《竹枝》歌唱時七字句破句加襯詞的方法，如出一轍。如下面這首爲人熟知的四川民歌《高高山上一樹槐》(川東)：

高高山上(喲)一樹槐(喲喂)，

手把欄杆(啥)望郎來(喲喂)。

娘問女兒(也)望啥子(喲喂)？

我望槐花(啥)幾時開(喲喂)。

此歌的襯詞雖然不是“竹枝”、“女兒”之類，但七字句的破句方法；襯詞在七字句中出現的位置，卻與《竹枝》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唐詩《竹枝》不僅同民間歌曲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而且當時破句加襯詞的唱法，至今還在四川東部(巴渝)地區的民間歌曲中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