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傷自尊的工分散文

“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這句曾經廣泛流行於我國農村的口頭語，形象地詮釋了工分對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鍋飯時期公社社員的重大意義。它是量化勞動效力的單位，是年終生產隊向社員分配生活資料的參照依據。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那可是涉及全家溫飽的大事啊！記得當年生產隊一個男性壯勞力一天的勞動代價是記十個工分。冬閒季節，也要出工，按80%計。非壯勞力、婦女、兒童根據體力、技術情況酌減。

說到工分，我的記憶又回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冀東故鄉。那時，剛結束三年自然災害，我高小畢業回村務農。生產隊長低頭看我幾眼，伸手攥攥我細細的胳膊，嘴裏嘟囔着：“這孩子弱巴，幹不了農活，跟着你三爺放豬去吧。”

“給我多少工分啊？”我怯怯地問。

“四分吧！”隊長沒解釋，甩手走了。

家鄉當時的習俗：家家戶戶都養豬，各家分散養，生產隊集體放。放豬，可以節省各家餵豬的飼料，豬到田野裏自由覓食，長得壯，肥得快。每天，生產隊裏的上工鐘聲一響，我和三爺走街串巷，一聲高喊：撒豬嘍！家家戶戶主人打開豬欄，大豬、小豬像離弦的箭，竄出豬窩，融入豬羣。我倆一前一後，一少一老，趕着隊伍，一路上，豬叫，人喊，浩浩蕩蕩，直奔村外。或水草豐茂的草地，或收割了莊稼的大田，任憑豬自由覓食。直到傍晚，大豬小豬填飽了肚子，纔打道回府。

春去秋來，一晃就是一年。年底，隊長對我說：“你三爺說了，小子幹得不錯，給你漲一分。”一年後，另一名孩子接了我的班，我開始正式下田幹活，每天掙五個工分。

那時，我非常羨慕那些每天掙十個工分的大人。我想，雖然只上了六年學，在村裏也算個文化人，一天下來，才掙半個勞力的工分，丟人啊！

第二年秋後，我聽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公社水庫加固，每個生產隊抽三個男勞力，每天記十分。結了婚的男人，誰願意扔下老婆孩子到外邊賣苦力？隊裏幾次開會動員，無人應答。無奈，隊長宣佈，只要肯出去，每天再加五分。早已按捺不住掙高分慾望的我，把手高高地舉過頭頂，一句“我報名”，招來一陣鬨笑。我明白，大夥笑我還是個孩子。隊長見有人捧場，臉上露出笑容，“好樣的，有志氣。就是小了點，沒關係，我和公社溝通一下，你就準備吧。”一週後，我帶着一卷破舊的鋪蓋，提着一口袋玉米麪口糧，坐着村裏的拖拉機，和十幾名大人一起，來到了水庫工地。具體工作是拓寬水庫溢洪道。每天在技術員帶領下，打眼放炮，拉車清理現場石屑。一把十八磅大錘，我掄不起來，就是能掄，也沒人敢扶釺，怕我“嘴巴子沒毛，辦事不牢”。領隊派我去拉車，運石子，清現場。一天下來，筋疲力盡，躺在房東家的地鋪上不願起來出工。但是，一想這一天下來就是十五個工分，一天頂三天，就來了精神，咬牙堅持吧。直到快過年時，才收工回村。幾個月下來，掙了一千多個工分，很有成就感。

從那時起，我覺得自己長大了，走路腰板直了，在隊裏也是條漢子了。可是回到村裏，工分降了，還是五分。對此，我一直耿耿於懷。對生產隊評分有成見的還有二姐。她大我八歲，小時候照看我，耽誤了上學。但是她自幼聰穎好學，性格開朗，身體健壯，是村裏的婦女隊長。春天抗旱挑水，夏天大田拔麥，常常讓那些男人汗顏。可是，她每天只掙八分。對於這種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怪相，二姐爲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是爲了更多婦女的權益，曾利用各種方式抗爭，但終無結果。直到姐姐出嫁，帶着遺憾離村。

1965年夏天，我正在地裏幹農活。村黨支部書記帶着一個陌生人來到地頭，喊我。我應聲放下手中的活，跑到書記跟前。按照村裏的輩分，我叫他大哥。大哥指着那位陌生人說，這是公社新來的高書記。我用舊上衣擦了擦手，和那位書記的手握在一起。高書記說：“小夥子，想不想出去搞‘四清啊’？”我說，“想。”“那好，你的情況，村支部介紹過了，等政審合格後，你就去。”高書記走後，我問大哥，“搞‘四清’一天記幾個工分啊？”大哥說：“傻小子，你如果能當‘四清’工作隊員，就是吃皇糧的幹部了。”時間不長，政審合格，公社來了通知，立即起身，去唐山‘四清’工作團報到。第二天，我穿着姐姐連夜縫製的新衣服，揣着吃皇糧的夢想，踏上了去唐山的路。

那年，我十八歲，唐山社教工作隊員，每月津貼二十元。從此，我告別故鄉，也告別了那傷自尊的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