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隨筆散文
一
街燈都亮了。一些人匆忙地奔向一盞叫做家的燈火，一些人卻背離了這盞燈火，向黑夜遊走。
這是年關。晚餐的香味從許多屋子裏若有若無地飄出，街道兩旁的樹上掛滿了喜慶的紅燈籠，卓依婷演唱的《恭喜恭喜》不依不饒地灌進耳廓。少年詢卻執意與一切的溫熱、歡喜和熱鬧背道而行，他拉起了棉襖上的帽子，裹緊了大半張臉，像一隻縮進硬殼裏的蝸牛。對於世人的目光，他總是刻意躲避，彷彿這世界上的一切都無需與他發生關聯。
作爲親人，我似乎從未讀懂過他的內心。溫暖的飯食、長輩的呵護、寬闊的未來，爲什麼他都不屑於擁有？
我仍然記得，童年的詢有着最爲放肆的大聲哭叫，還有着最天真無邪的破涕爲笑。他是那麼燦爛，那麼明朗，那麼幹淨。我總以爲他會順着一條清澈的河流緩緩前行，生長成我們想望的樣子：一棵挺拔向上的白楊，或是一隻強健有力的小豹子。
而那些陰鬱，是怎麼一點一點地種進他的心裏，直到長成鬱鬱蔥蔥的荊棘，覆蓋住了陽光的呢？
我的頭想得生疼。整整一個春節，我的先生都在熱衷於製造一個屬於我們的男孩，一個在我們離去之後能夠與我們的女兒相互取暖的男孩。而我知道，事情遠沒有我們所期待的那麼輕易。一粒種子的萌發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還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關照。更重要的是，當小苗拱土而出，需要怎樣的陽光雨露空氣水土，需要怎樣持久用心的澆灌牽引，才能使它不至於旁逸斜出，向着那明媚的充滿亮光的一頭拔節。
斷裂。是的，我突然想到斷裂這個詞語。如果一個基因的鏈條突然斷裂會怎樣，如果一個完整的釀造流水線斷裂了一個環節會怎樣，如果一顆嗷嗷待哺的心突然斷裂了愛的乳汁會怎樣？
那種斷裂似乎已經很遙遠了，其間的過程也已模糊不清。沒有人記得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訥言、孤僻，遠離他人的注視。當一根緊緊連接着心與心的鐵絲漸漸被時間之吻氧化、鏽蝕，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離它被繃斷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少年詢已經在那條背離常軌的路上走了許久。
事實上，在這個家庭裏，也許只有我會將十七年的光陰像倒錄像帶一樣從那個嬰兒呱呱墜地的冬天開始進行回放，以期獲得懺悔和反思之後的頓悟。當然，我知道這些於少年詢早已於事無補。對待一個正在生長的獨特的生命個體，我們都沒有經驗可以學習複製，我們都沒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
抱怨、指責、爭吵，相互的推諉，像硝煙一樣瀰漫在兩代人之間。電話一聲緊似一聲地從廣州砸向瑞金，又從瑞金砸向廣州。我的父母，還有我的兄嫂，每天都在着急上火，每天都在爲一個少年的歸期和未來而憂心忡忡，卻又無計可施。
“爲什麼不拉住他，把他綁上車？他跑了你們不會自己直接坐車過來嗎？”
“再不要讓他上學了，讓他去打工，讓他自食其力，誰都不要管他的死活。”
“再不要去找他了，凍死餓死咎由自取。”
……
兄長在電話那頭狠狠地放出這些時而鏗鏘有力，時而矛盾重重的言辭。似乎輕鬆灑脫，似乎完全把這個父子親情隔斷多年的少年拋諸腦後。可是，我懂得他話語後面掩藏着的無力、無助、無可奈何，還有無比的酸楚。
那個大年二十六的黃昏，少年詢在祖母的催促下踽踽而行，他的腳步是隨時可以定格成永恆的慢動作。祖父和祖母挑着沉重的行李，用了世間最深沉的耐心，前後裹挾着少年走在通往車站的路上。
到廣州去過年，是這個家庭計劃了許久的事情。三張車票，三個人，外加鼓鼓囊囊的行李，即將讓計劃得以順利實施。可是，少年詢卻上演了一場完美逃離。是即興的發揮，還是長遠的預謀？誰也無法翻開他的內心作出正確的揣測。
人聲喧譁，汽車正在發出嘟嘟嘟的啓動聲，祖父正在檢票，祖母正在將行李塞進車廂。多少人爲着一次即將到來的遠行內心篤定，多少人對一段與親人團聚的時光充滿期盼，只有少年詢悄悄地從喧鬧的人羣中退場，沉入了一個人的世界和一個人的蒼茫。
剩下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被拋在風中，失去了前行的要義。
二
我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夜裏，迎接了父母的歸來。父親嗓子已經嘶啞，臉色是那種激動之後仍舊未曾消散的赤紅。而我，正收拾了一切，反覆查看確認了水電門窗的安全，即將鎖上大門，回到自己的家。就在一小時前，我都以爲對於這座屋子的照料將貫穿整個春節。
“怎麼又回來了，詢呢？”我一臉的驚疑，總以爲是車子的延誤才導致旅途受阻。事後，我的女兒說出了她的直覺：“一聽到外公外婆的聲音，我就估計詢不見了。”有的時候，孩子像個先知，而我們的內心被各種混亂的物事充塞，甚而麻木、遲鈍，輕易就被孩子的敏銳秒殺。
“人都不見了，還去幹什麼呢？”我的父母，重重地墩下了行李。言語中裹着滿腔的悲憤。這悲憤，比身背肩扛的這些行囊還要沉重，還要無力承擔。我忽然心疼地發現，他們又蒼老了許多。父親的頭頂白髮日益稀疏，竟能反射夜間的燈光；母親的脖頸向着更低的方向越縮越近，渾身的皮肉無可挽回地往下墜。從前的頂天立地，從前的果敢決斷，全都不見了。他們已經年近七十，他們再沒有多少心血可資損耗。我真的擔心，他們會被接二連三的擊打和憤怒拖垮。
一再地乞求司機慢一會兒發車，一再地奔跑、尋找，然後無果，然後被整車的旅客催促，甚至責備、唾罵，最後是用極昂貴的手續費退掉了三張車票，無功而返。要知道，這是春運啊。我能想象到他們的焦急、無措，內心備受凌虐。我恨自己沒有一同前往，沒有在變數突然而至，如同驚雷翻滾的時候與他們一同承受。即便是歇斯底里，即便是悲傷欲絕，那個時候，我也應該和他們在一起。
我知道，我的父親性子急，我的父親有輕度的冠心病，我的父親比任何人都要儉省，都要心疼從兜裏掏出的每一分錢。
可是，這一切似乎還沒有完。
我的兄長聽見這個消息，第一句話卻是：“你們不會別管他，自己來嗎？”父親聞聽此言，險些噴血。這輕飄飄的，極不負責任的一句話，無論是否發自內心，都將加重父母的悲憤。站着說話永遠不會腰疼。是啊，一個嬰兒被硬生生地從母親的身上拽開，長成十七歲的少年，這些年多少光陰不都是祖父祖母陪着他慢悠悠走過的嗎？反而是他的親生父母，與之朝夕相處的日子屈指可數。
兩個早已無力握住生活的老人，難道他們不願意放手這份責任嗎？難道他們不希望輕鬆地逃到兒女的羽翼之下嗎？只是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離開，那個少年便連最後一條退路都沒有了。
父親扔下電話，面如死灰，一言不發跌跌撞撞地進了房間，將自己重重地摔到牀上。隨後，我聽見捶打牀鋪的聲音，聽見一聲緊似一聲的悲鳴。母親走進去，然後出來，眼睛紅紅的，她說：“他在哭。”我的父親，三十多年的相處歲月裏幾乎從來沒見他落過淚的父親，此刻變成了一個任性的無所顧忌的孩子。所有的擔憂和委屈，怨懟與憤懣，全都化作了那一聲聲反覆的捶打和悲鳴。
母親強忍住悲傷，從那些編織袋裏一件一件地掏出物品。香腸、臘肉、紅魚……那些屬於春節的散發着芳香的美味，原本是要給兒子兒媳以及小孫兒帶去的。三代同堂，閤家團聚，這原本會是一個多麼充滿歡樂的年。那個六歲的小孫兒，母親也曾一把屎一把尿地陪伴撫養好幾年，她多麼想再次見到他，聽他脆生生地喊她“奶奶”。
可是，隨着一個少年的逃離，所有美好的憧憬和關於年的喜悅都煙消雲散了。大年二十八，母親怯生生地提出，要不要買一隻大公雞過年，父親斷然擺手：“人都不見了，哪有那心思？”
似乎是一種宿命，這個家庭從兄長奔向廣州的那一天起，就註定要像地球的南北半球被切割成兩半。親情、血脈、責任，都隔着山水迢遙，隔着冰和火的距離。
三
如果把盛裝記憶的籃子稍微掀開一個口子，逃離的少年，之前我並不是沒有遇到過。
小學四年級，男孩鑫被分到我帶的班上學習。清瘦、秀氣，眼睛裏汪着一團清澈的水，但從不主動將目光迎上來，是那種暗藏的機巧和聰穎，或者，更多的是想淹沒於衆人的小心。我有些不相信花名冊裏他的分數，二三十分，這不應該是一個沒有先天智障的孩子的成績。稍微努力一把，上升至及格總不是件難事。
我有些躊躇滿志，爲鑫安排了成績最好的女生做同桌兼小老師。課堂上，常常不經意地點到他，回答最簡單的問題。作業不交，我苦口婆心地勸說。那時候，我對教育充滿着理想主義，總以爲頑石也有開花的那一天。
直到有一天，鑫不見了，整整一個上午都沒有來到學校，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兒。
我撥通了鑫的家長電話，“求求你給我個機會，不要再對愛說無所謂……”彩鈴的樂聲熱鬧又哀怨地蹦將出來，幾乎嚇我一跳。但女人接電話的聲音很好聽，類似於某一種鳥叫，清脆靈動，讓人不禁對其外貌作出良好的揣測。
那是鑫的媽媽。她來了我辦公室，柔和又不失禮貌。我端詳着眼前的女人，她的整個形象甚至不能用女人來稱呼，更像一個女孩。蹬着白色的球鞋，一身清爽的運動裝束，加上高而蓬鬆的馬尾，不施脂粉的青春美好的面龐，我簡直無法將她與一個四年級孩子的媽媽聯繫在一起。
“鑫走了你知道嗎？”
“上午出門時他背了書包，我以爲他來了。他出走不是第一次了。”
“孩子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是單親家庭。我和他爸爸，在他兩歲那年就離婚了。”似乎她早已習慣了老師的問詢，似乎那個經常出走成績倒數第一的孩子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難堪和失落。這個媽媽除了禮貌地交流，臉上寫着的，更多是輕描淡寫。
“要去找找他，萬一出事了怎麼辦？”
“不用，找也沒用。”她知道鑫從她包裏偷了一些錢，等那些錢花光了，他就會回家的。每次都是這樣。
的確，鑫在三天後回到了學校，他的媽媽像一個巫師一般，預言了事件的結果。後來我知道，除了零食和遊戲，少年鑫對於人世的一切，幾乎都失去了興趣。現實無情地宣告了我的.失敗。
一個熟識鑫家庭狀況的同事悄悄告訴我：鑫的媽媽一直從事出賣自己的行業，遊走於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間，除了供其衣食溫飽，根本無暇顧及鑫的成長。我突然內心疼痛，突然無法接受這個赤裸裸的事實，一個長得那般青春美好的女性，她怎麼可能？
“再怎麼樣，也不能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啊。”我說。
同事的解釋似乎合情合理：“她也蠻可憐的，帶着一個拖油瓶，自己沒有職業和手藝，總要賺口飯吃。”
存在即合理。似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委屈和理由。久了，便是麻木。但是少年呢，他來到人世並非己願，難道他該被世界棄置不顧？
此後，鑫依然如故，一再逃離，一再無蹤跡可尋。我不明白那個年輕的媽媽爲何一再讓他偷走包裏的錢，莫非其實是一種縱容，或者是厭煩了日復一日的拖累，想藉此完成一種連她自己都沒有察覺的被動的逃避。
最後一次，鑫出走有十天之久。在鑫回來那天，我對鑫的媽媽說：“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管理他，那麼就送他去全封閉的學校吧。至少，在那裏他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她聽從了我的建議，除了多花些學費，這似乎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從此，她擁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我，也卸下了長久的擔憂。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嗎？安靜的時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問自己。在那所被軍事化管理的學校裏，鑫真的能如我們所願，戒除對遊戲的深癮，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嗎？他的生命裏，會不會出現更多的斷裂和更多的空？
那個時候，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在我的家庭裏，會出現和鑫同樣的問題。我們一家世代忠厚，家風甚正。父親在麥菜嶺方圓十幾裏德高望重，他以貧窮之手將我們兄妹供出農門，這件事在當年，在那個偏遠的山村幾乎可稱得上偉大。父親知書達禮、認真嚴謹，誰家有了家庭矛盾都要請他調解撮合，誰家有了紅白喜事都要請他全程協助。這些年，他婉拒了老家大部分的迎請，對詢可謂放下了所有的威嚴和身段，誰能說他家教不好、敷衍塞責呢？
終於也輪到我們思考一個嚴峻的問題了。就像幾天前，一個在公安局上班的朋友對我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將詢送到全封閉軍事化管理的學校去。“先把玩遊戲的癮戒除了再說。”他很認真地勸我。由於我拜託他尋找少年詢，他以職業的責任和一個成功家長的經驗，對我說了許多：“我們遇到太多這樣的問題少年了，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留守造成的。無論誰找我，我第一個要勸的，就是讓父母回來，至少回來一個。”
可是我的兄嫂，正在廣州建造屬於他們的事業和小兒子的未來。沉重的家庭負擔不允許他們放下手中的生意，小兒子的未來不允許他們拋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些正在開着的機器，沒有一天可以離開了人；那套每月高額還貸的房，沒有一天可以讓人停下喘息。他們說，大的沒管好，希望小的這個，會更好。似乎誰都沒有錯，似乎誰都有滿腹的無奈和冤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