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手抄報內容

　　愛國主義的辦報內容：西方中心主義

西方文化優於、高於非西方文化;或者認爲人類的歷史圍繞西方文化展開;或者認爲西方文化特徵、價值或理想帶有某種普遍性，從而代表非西方未來發展方向，所有這些，都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色彩。它的最極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種族優越論。它的最溫和的、使人覺察不到的，也“科學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現代化理論，認爲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發展出來的特殊的社會現象、制度裝置、價值觀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義。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它的成功，更強化着這種普通性的意識。因此，西方中心論是一種西方人與生俱來的有色眼鏡，它本質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處於這種文化中，便不自覺地擁有這種“看法”。正像人類學家告訴我們的，文化都是自我中心的，在文化接觸的初期，每一種文化都認爲自己高於對方;只是在持久的文化衝突中，得勢的一方的這種觀念才能保持下來。文化自我中心現象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接觸中，在中國文化中的表現甚至比西方文化還要厲害。據希羅多德記載，當希臘人第一次碰到波斯人，便發現波斯人是有主子的，而希臘人是自由的，並因此引發了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優越論，也是西方中心論的第一種形式。而當亞里士多德建議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對馬其頓人用對付奴隸的辦法、對希臘人用對付自由人的辦法來管理而遭拒絕時，這也可以說是西方優越的第一次受挫。 近代以後，啓蒙主義早期對中國文化的建立在貧乏的瞭解之上的想象曾經產生了對中國的熱情。這種熱情在黑格爾那裏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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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是西方中心論的經典形態。東方文化沒有歷史，因爲在那裏理性處於沉睡狀態，而真正的歷史是從希臘開始的，因爲理性開始走向自我實現。理性順着自我實現的道路，從希臘、基督教、啓蒙主義直至普魯士國家，達到其頂峯。西方文化是歷史的中心，這是黑格爾的表面命題;西方文化體現的理性特徵，是歷史的動力與目標，這纔是黑格爾的實質命題。 如果說理論科學中國必須從西方學習，在這種情況下，不說西方中心，也是不真誠的。西方中心論顯示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科學，只有在西方纔達到典型的發展，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現代化、合理性等等(這些概念本身既是描述詞，又是價值詞)，這些普遍性的價值，只有在西方纔得到充分發展。相反，非西方社會，一般表現爲專制主義、非理性、愚昧、巫術，等等。西方中心論體現對非西方文化的蔑視。那些直接了當地表達文化優越感、蔑視非西方的人的觀點，是不能忍受的。我們一般稱作西方中心論的，乃是這樣一種直陳的態度。然而，這樣一種(如黑格爾那樣)直言的、坦率的、挑釁性的西方中心主義，只是西方中心論的皮毛。真正的西方中心論是一種概念設定式的西方中心論，西方與東方被安排在高低不同的概念等級中，而這些概念所表示的，無往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發展最完善的特徵。以理性來對比，東方處於沉睡階段，或未發展階段，西方處於實現或滲透一切的階段;以科學爲例，東方處於經驗階段，西方處於理論階段。同樣可以那出來“比”的還有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因此，西方中心論是西方人以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用於東方社會時的一種自然表達。它本質上體現西方的觀點或立場。它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這個文化的概念結構所規定的。使用這一套概念工具，採取西方的立場，其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論的。

但是，二戰以後，西方中心論也開始受到了挑戰。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論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最先明確提出了“全球史觀”來反對“西方中心論”。他認爲,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已經不夠了,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這樣才能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此後,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美國史學家W.H.麥克尼爾的《世界史》、美國曆史學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現代世界體系》等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點。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學術界也大都承認“西方中心論”。但到後期，由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展，中國試圖打破“西方中心論”，推崇“全球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