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白居易是哪個朝代的

導語：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詩人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時，又遷居下邽(音guī)(今陝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鞏縣[河南鞏義]縣令，與當時的新鄭[屬河南]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川秀美，民風淳樸，白湟十分喜愛，就舉家遷移到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了。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屬河南]，享年75歲。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的經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爲江州司馬，晚年好佛，又自號樂居士。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爲最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爲“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爲有名。

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併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爲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爲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後世詞人如歐陽修、張先、楊慎，都極爲讚賞。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爲界，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祕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爲;還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做左贊善大夫陪太子讀書，應驅逐出京。於是他被貶爲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爲的、積極爲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爲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宇航局、琴侶一起遊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罈，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隻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隻空囊，裏面裝有美酒佳餚，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爲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捲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爲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麼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麼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溼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

　　【白居易的詩】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纔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爲時爲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爲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爲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纔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箇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悽楚、感傷、悵惘意緒爲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閒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爲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爲吻合，所以影響更爲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關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後被徐州守帥張愔納爲妾室。白居易遠遊徐州，張愔設宴款待他，席間，還讓寵妾關盼盼歌舞助興，白居易大爲讚賞關盼盼才藝，寫下了“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詩。兩年後張愔病逝，姬妾們作猢猻散，只有關盼盼難忘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志守節，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

一晃，十年過去了。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守節一事，認爲她既已堅持這麼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貞節烈婦的名聲，成就千古美談呢。於是提筆作詩，託人轉交關盼盼只見上書：

黃金不惜買娥眉，

揀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去不相隨。

關盼盼看到這首詩，立刻大哭一場。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別人誤會張愔自私，讓愛妾殉身，反辱沒了張愔名聲，所以苛延殘喘，偷生了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詩作諷，逼她殉夫，怎不悲憤?性情貞烈的關盼盼在十天後絕食身亡。一個出身風塵的女子，本來就無法以忠誠貞潔來要求她，就算良家婦女爲亡夫守節，也只是個人選擇，或取決於夫妻感情。

像關盼盼這樣癡情重義的，只能說是張愔的福分，遇上一個知恩圖報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關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載地擺擺姿勢，沽名釣譽。

慘淡哀慼地活十年，不是更難於一死了之嗎?但是，向來都很悲天憫人的白居易不僅不同情她的境遇，還狠推一把，認爲她應該自殺殉情，用粗暴的男權主義給她指出一條絕路，譯成口語就是，你怎麼不去死?

殉葬這種事有多麼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論證，而殉情，完全要看個人意願，你死了，我也無法獨活，那我們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爲一個旁觀者，有什麼資格指手畫腳呢?

吃人的禮教終於生吞了關盼盼，她臨死前唸了一句，兒童不識沖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識得我冰清玉潔。

她以自己高貴的死，回敬了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聽聞死訊也大爲後悔。若干年後，他歸隱洛陽香山，心知時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與小蠻(其實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兩個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殘花敗柳”之身卻被老白掃地出門，老白看來是沒想過她們其實也是也自己一樣的人)，不想她們重蹈關盼盼的悲劇。

白居易逝世時，時年75歲。葬於龍門山。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縣)。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閒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爲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祕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歲病逝，葬於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峯，李商隱爲其撰寫墓誌。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爲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爲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爲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爲“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爲古體，後一類爲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爲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閒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着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緻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託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閒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閒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爲著名。《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豔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爲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啓示。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爲宋、元、明話本所採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75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爲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爲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

同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等,白居易被稱爲"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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