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文人柳永

導語：柳永作爲 “奉旨填詞”的“白衣卿相”， 又生活在“清明盛世”的宋仁宗時期，有着孤傲、灑脫性格，加之所處的繁榮開放的社會環境，造就了這位詞人大家獨特誘人的情感世界。

柳永，北宋著名詞人，字耆卿。原名三變，字景莊。排行第七，故又稱柳七。福建崇安縣五夫裏(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五夫鎮上梅鄉茶景村)人。關於他的生卒年，由於史料過於缺乏，迄今沒有明確結論，即使是影響最大的唐圭璋先生的意見(987——1053)也莫衷一是。我看了很多研究柳永生卒年的文章，集合各家之說，只能得出柳永生年在983——987之間，任選一年是可以的，卒年不是1053年左右，便是不早於1058年。本文重點不在於討論柳永的生卒年、生卒地，故對此不作過多敘述，感興趣者可找相關研究文章來研讀並作進一步探究，早日確認柳永的個人信息。

對於柳永其人、其作品，我都是持批判態度的!

柳永的爲人是不差的，這點皇帝也承認過，但他天性實在太貪戀風流了，這點令人詬病與費解。柳永是李白、徐志摩一類的文學天才，他也有政治才幹，但他卻不權衡輕重，不把才幹好好用在正途上，偏偏悉數花在妓女身上。

柳永讀得書成，剛出來混時，他便給自己選了一條錯路。他不寫些正兒八經的詩詞文章，好在仕人中樹立好的聲名才情，幫助仕進，他非要天天流連於花街柳巷，寫些豔詞。妓女們是把他的才情傳唱出去了，卻敗壞了他的名聲。柳永第一次考上了被黜落是因爲他的豔詞，也即他的壞名聲，第二次考上被黜落則是因爲《鶴沖天》。柳永你又是何必呢?做什麼事都應該有個度，而你偏偏在尋花問柳這個不宜大張旗鼓的事情上做得過分出格。注重身份地位、社會影響的人一般不會毫無顧忌地常常出沒於煙花之地，多是在宴席上聽歌狎妓，至於宴後是否攜妓歸家眠宿則難說了。同時的其他很多文人也愛風流，但他們就沒有像柳永那樣張揚、放肆。他們即使愛出入秦樓楚館，也是低調、掩人耳目的。在那時代，風流是社會風氣，妓院是合法產業。你再風流，社會也不會對你過分責備。同時代的文人仕子並不是不能接受柳永的風流，而是不能忍受他諸多的豔詞。前代文人詩詞中寫妓女的不是沒有，但每人像柳永寫得那麼露骨、肉麻。共聚時樂得不知天日，離別時哭得稀哩嘩啦，不見時痛得以淚洗面，一首接一首，字裏行間，費盡筆墨去描寫男女情愛、兩性繾綣，一而再再而三地轟炸人的眼球，刺激人的神經，怎不令人作嘔與憤怒?像柳永這類豔文，即使在今天這個開放的時代，也是爲人所不喜的，更何況在那個動修禮法、文風昌熾、講究功名用世的封建時代?同時代的士大夫文人認爲他沒志氣，是個在女人堆爬滾的軟飯王、小白臉，從而疏遠他，也無可厚非!

柳永的父輩、兄弟、子侄都是安分地奉儒守官，娶妻生子。娶了正房，考取功名後，再納個妾什麼的，也並非不可接受。柳永跟他們卻大大的不同，是個登徒浪子，一旦涉足青樓，便流連忘返，不能自拔。爲什麼會這樣?

有人說是因爲他出生於一個“動修禮法”的封建世家，從小思想受到鉗制，個性受到壓抑，這妓家風流一夜之間解放了他沉鬱已久的浪漫天性，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這很牽強。那時代，妓院滿街都是，找女人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什麼時候都可以，柳永你何須以妓院爲家?也人有說，柳永創作初，在秦樓楚館接受了市井新聲的薰陶，從此爲了填新詞、制新曲，便離不開這“競賭新聲”的所在地。我不認爲能用這個理由來給他開脫，因爲他詞所寫的內容實在令人失望。

柳永因爲寫豔詞過多而幾乎一輩子都受到當朝文人士大夫的排擠，不願跟他交流詩文、給他打點仕途，可以說他的人際關係是緊張的，朋友不多。他對家庭也不依靠，不聽從，跟家人很少來往，他兒子都不親近他，甚至看不起他。他有文才，渴望交流，但同代仕子不願理他，大家閨秀他又沒機會接近，其他民女“無才便是德”，他更難找到紅顏知音，有點文墨的女子卻是在青樓裏賣唱的妓女，於是，天生風流成性，後來孤獨失意的他，只好別無選擇地一頭扎進了煙花巷陌。雖然我這樣分析一通，能讓人稍稍感覺到柳永也是身不由己呀!但，他真的是身不由己麼?

關於柳永的史料太過缺乏，後人很難去說個確實。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內因在起主導作用的，事實上，很多路都是柳永自己一手選擇的。在分岔路口，他不選一個好的方向，偏要選一個壞的方向。初出茅廬，他就選擇了縱慾無度，不加節制，聲名狼藉亦在所不惜。這第一個選擇直接導致了他的第一次落榜(據說還是中了狀元卻被除名的)。落榜後，他不做一番反省，查找敗因，反而選擇寫了《鶴沖天》一詞來泄憤，放蕩生活繼續且加倍。這第二個選擇讓他被二次黜落，以後的仕途也更加艱難。“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些話，實在太過忤逆了，不擺明了不稀罕官位，甚至瞧不起皇上嗎?皇帝再次黜落你也不能說是做錯了，只能說是你咎由自取。“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都已經說了是你的豔詞累事，在這裏竟然還繼續這副德性，豈不是給自己火上澆油?到了五十多歲入仕，爲了轉官、改官，他才停止了寫這些風流詞句。可以說，柳永的仕途不順，很大原因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沒有認真去努力過!中舉對於他來說機會很大，但他白白辜負了這些天賜的良機。這兩次的失利讓他徹底心灰意冷，從此一心一意獻身於秦樓楚館。往後柳永又斷斷續續考了多少次科舉，我們無從考究。在他五十多歲的時候，兄弟幾人都考中了，他或許受此激發，再次投考，終於中了。

柳永，仕途失意、爲賦新詞、平白無事，都要去妓院裏尋找安慰、靈感、歡樂，如此荒誕不經，難以用常理去解釋，恐怕歷史上就只有他一人了!他風流倜儻，才高自負，自傷“未遂風雲便”。別的不說，他的確是個音律高手，要是活在今天的話，他便可以恣意風流，兼做一名出色的歌曲填詞人。該說他生錯了時代還是時代對他不公呢?

實在要用一句話來評說柳永的荒唐行徑的話，我只能說是他怪異的基因排列決定了他這行爲，也導致了他悲劇的一生!

接着還要談談柳永與他那些妓女的事情。

柳永憑藉他的文才與多情，成功俘虜了許多妓女的芳心，令她們對他日夜牽腸掛肚。可以詩酒談歡，可以互相慰藉，可以互訴衷腸，可以依依不捨，但柳永無法給她們未來，因爲他是一個浪子;他也無法把她們從囚牢中解救出來，或說在需要的時候給她們一定保護，因爲他無錢財，無權位。他給予她們的只是用才子的浪漫情懷構築出來的短暫的良辰美景，日後都化作她們美好兼傷感的回憶。柳永有才，在那些妓女面前表現得深情款款，眼泛淚光，給予她們濃烈的情感與希望，令她們歡喜，但他無權，到頭來她們的希望註定落空。這對那些妓女來說都不知該說是喜劇還是悲劇!喜的是有過短暫的真心歡娛，悲的是無結果的思念與希望。他明知自己無法給她們未來，但卻不肯逢場作戲，蜻蜓點水，反而對每個妓女都用情良深，惹得人家芳心大亂，他的企圖不是那麼可原諒!他對這些妓女是掏心掏肺，對她們的遭遇深感同情，有人就讚揚他“關注妓女生存境況”的高尚。但仔細辨識，他跟那些妓女難捨難分初衷還是爲了一己之享樂的，他即使要她們傳唱他的詞，也不必那樣密不可分，在妓院考察妓女疾苦不是他的初衷與主要目的，只是他的惻隱之心所致。當然，這個惻隱之心很可貴，但並不只是他纔有。如此說來，他那個“高尚”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我看來，柳永是負了那些妓女的!他不該如此濫情，應該適可而止。其實，他最辜負的是他的妻兒。

下面轉入對柳永的詞的評論。

首先說他對宋詞的貢獻吧。

在我看來，他的貢獻主要是促成了宋詞由小令向慢詞的轉變，並且留下了一些非常傑出的作品。其他如詞的題材領域的進一步拓展、詞的語言的進一步豐富、一系列藝術法則的初步建立、新調的創造、平民風格與平民意識的發揚，我覺得都不值得大書特書，礙於篇幅，我也不在這裏一一說明原因。

柳永以慢詞的形式大量創作宋詞(姑且不論他內容如何)，把宋詞從小令的窘境中解放出來，延續了宋詞的生命力，這可以說是一種氣魄，是一種改變歷史的壯舉，使得後代詞人在宋詞寫作上不再只能侷限於小令，也令有意寫作慢詞的後代詞人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嘗試。不能說如果柳永不出現，開創慢詞先河這件事就沒人來做了。既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他，無論如何，應當給予好評。

柳永現存詞兩百多首，當中名篇不少，有個十來首已經算是不少了。某個讀者喜歡這兩百多首詞中的哪幾首則是見仁見智了。我個人比較欣賞的是《望海潮》《雙聲子》《卜算子》《玉蝴蝶》《鳳棲梧》《曲玉管》《八聲甘州》《雨霖鈴》八首。“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兩句流傳實在太廣了，大多數人都聽聞過，即便他們當中有些根本沒讀過柳永的詞。“楊柳岸，曉風殘月”更是令歷代文人雅士歎服。

然後說一下他的不足之處。

柳永現存詞212首，大致可分爲歌妓詞(大多數香豔露骨)、羈旅行役詞和都市風光詞，其中歌妓詞佔2/3以上。羈旅行役詞寫於做官之後，久困選調而發之。如果他沒有做了官，豔詞應該會更多。如果沒有若干優秀的羈旅行役詞和都市風光詞，柳永在後世文人中的地位要低很多。當然，那堆歌妓詞當中也有若干可讀的篇章。

對柳永豔詞過多的批判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從有宋一代到現代，不絕於耳。我認爲這是理應要批判的，絕對要批判的。對於文學作品，一看內容，二看思想。柳永偏好寫男女情愛(內容不討好)，而且寫得那麼露骨(思想低下)，俗不可耐，招致口誅筆伐也在情理之中。

柳永文才極高，寫什麼都不成問題，但他基本只涉及兩個主題：男女情愛和羈旅之愁。更令人跌眼鏡的是，他的羈旅之愁從來不涉及到什麼闊大的情懷，譬如有關國家、人民、理想什麼的，全部都是迴歸到對伊人的思念，迴歸到兒女情長。他是個描景高手，但幾乎從不單純描寫自然景色或平常生活，譬如像辛棄疾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和《清平樂·村居》，以表達對大自然或平常生活的熱愛，他描摹再多的景都只是爲他那份兒女私情服務。他也可以大筆如椽，寫出《八聲甘州》的宏大之作，但跟類似的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蘊含的情懷不是一個層次的。同是大詞人，爲何差別那麼大?時代不同?不盡然。范仲淹不跟柳永同時的麼，他對北宋詞的開拓也有所貢獻，他跟柳永可以說是截然不同，他是偏向於蘇辛一類的，無論是作詞還是做人。

我覺得還是性格的原因吧。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愛做什麼，不愛做什麼。范仲淹、蘇軾、辛棄疾心中有國家、人民、抱負，不能說柳永就完全沒有，但他心中有的更多是兒女私情罷了。蘇軾、辛棄疾心中有周瑜、劉備，柳永心中有的是宋玉。也是因爲他性格上的偏差，他纔在做官這件事上拖拉不成事，他心中那份投身政治、爲民拯命的情懷明顯不夠強烈。正是因爲他性格上的原因，他才那麼愛寫豔詞，樂此不疲，不知收斂。有人老用那什麼當時是個推崇玩樂的時代，束縛個性的封建禮教來給他開脫，實在沒意思!時代推崇玩樂，你就理所當然地放浪形骸，不求上進了嗎?封建禮教束縛個性，那你就要離經叛道了嗎?時代不是還有個奉儒守官的風氣麼?你怎麼不受感染?

最後，質疑一個問題，柳永詞的傳播度問題，或說地位問題。

說到柳永的詞，很多人應該會想到一句話，“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語出北宋一位由西夏歸朝的官員，載於葉夢得《避暑錄話》。在心理上，我一直對這句話不能十分認同，覺得過於誇大其辭了，而這種誇大對讀者造成的誤解也是不容小覷的。有井水處，就有人家。我不否認，柳永的詞在當時傳播很廣，但非要說它像白居易的詩那樣家喻戶曉、深得民心的話，我覺得還是說不過去。北宋建國之初，便大力推崇玩樂風氣，秦樓楚館、勾欄瓦肆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涌現，音樂文化盛極一時。柳永的詞傳唱於上述場所，也流傳於很多需要用上音樂的場合。在朝廷的鼓勵下，更多的人走進了娛樂場所聽歌狎妓，聆聽了柳永的新聲，但不能忽略的是，肯定還有很多下層百姓是沒那個閒情逸致去附庸柳永的風雅的，柳永的詞也極少涉及到他們的境況。一千幾百年後的普通讀者，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想象力畢竟有限，不可能清楚柳永的詞當時到底在多大範圍內傳播。當然，討論這個傳播範圍沒有太大必要，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柳永文名之盛已經是名列前茅了，不過，有一點不能含糊的是，他的詞不能跟白居易的詩列於同等地位，他的豔詞實在過多。白居易的詩婦孺皆知，柳永能麼?針對文學的平民化，有人提出“詩中有白居易，詞中有柳三變，曲中有關漢卿，小說有馮夢龍”，柳永在推動詞由貴族創作向平民創作轉變中有功勞，可惜內容多豔，其人行爲放蕩，故我認爲把他跟其他幾位相提並論，實在有損了其他幾位的清譽。

南宋胡寅在《題酒邊詞》中說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唐人爲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衆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柳氏爲輿臺矣。”胡寅對花間詞未免過於貶低，但“好之者以爲無可復加”的確點出了問題。很多柳永癡迷者對於柳永過於維護，處處爲他開脫，認爲他什麼都好，後代詞人都在他這裏學了去，這就失之偏頗了。一個優秀詞人定然下苦功，並且懂得從前人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老強調柳永對後世諸位詞人的烙印，對他們實在不是很公平。同時，柳永不可能好到哪裏去，作爲當時影響力那麼大的詞人，宋史居然無傳，後世關於他的記載也少之又少，可想而知他當時有多驚世駭俗、離經叛道。柳永一直是個爭議良多的人物，今天喜愛他的人依然不少，但你們最好品味品味他的幾首詞好了，可以的話還去武夷山他的紀念館遊覽遊覽，對他了解的太深入反而傷腦筋。評價一個矛盾人物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尤其像柳永這種史料匱乏得讓人頭疼的。對於柳永，我的態度可以用“怒其不爭”四個字來概括。他有如此家世、才華、機會，卻不好好利用，頭也不回地扎進女人堆裏，令人可惜、憤怒。

文末，說一下柳永的墓地，還有可供憑弔的地點什麼的。柳永卒(葬)於江蘇鎮江，這點應該無疑了，另外，他的墓地早已湮沒，迄今鎮江市政府有無爲他建了新墓，我不太確定，估計還沒有。但，問題是他到底是葬於鎮江的北固山還是土山(靠近西津渡)呢?兩個都有不少說法，我個人傾向土山。北固山自古有名，建新墓在那裏，不失爲一個良性選擇。但建在西津渡一帶呢，則可豐富西津古渡一帶的文化內涵。我的看法是，未搞清楚確切的葬地時，不要輕舉妄動，反正憑弔柳永的地方已經有一個柳永紀念館了，也夠了。柳永紀念館位於武夷山風景名勝區武夷宮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

雖然我對柳永其人、其作品都是主要持批判態度，怒其不爭，但我對柳永在詞學上的造詣還是相當佩服的，他值得後世向他致敬。不管多少年後，我依然會記得《雨霖鈴》《八聲甘州》等帶給我的感動。在我心中，常常會惦記他右手握書，左手靠背撐扇，儒巾布袍，風流瀟灑的偉岸大詞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