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統籌發展上半年的工作總結

連續七年中央一號文件都鎖定“三農”。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成爲今年一號文件的主題。這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一種戰略考量。

過去六年頒發的中央一號文件，主要是着眼於“農”本身，是一個個相對集中的有關“三農”工作的重大部署，也是重要而基礎性的工作。糧食安全、農民增收和農村面貌的改善、社會安定發展都繫於此。因此，對於一項事關全局的、“重中之重”的重大問題，中央用一號文件的形式昭示全黨全國，一點也不爲過，而且已成爲新時期中央政策的一個風向標。

由此，我們看到，“三農”工作取得了新進展，糧食生產連續六年豐收，糧食產量達到10616億斤；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關，達到5153元，同比實際增收8.5%，實屬來之不易。

從農民增收渠道來說，60%來自工資性收入，這意味着農民外出就業成爲增收的主要途徑，而來自務農的收入並不多，且一部分是由國家補貼轉化而來。相應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要快於農村居民，而且二者的差距越來越大。據統計，城鄉居民收入比爲3.33∶1，爲3.31∶1，又回到3.33∶1。

城鄉差距並非短期內形成，而是二元體制長期運行的結果，同時也是“先富”尚未帶動“共富”的政策結果。各種資源要素過於向城市聚集，尤其是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使得城市發展很快，而且其發展越快，對社會資源的吸納能力就越強、佔有資源就越多，農村富餘勞動力競相涌入大城市，尋找發展致富的機會，既是本能驅動和理性選擇，又在客觀上造成農村精幹勞動力資源和金融資源流失，使得農村發展更加緩慢，兩者差距不斷拉大也就符合邏輯。

但是，這種差距不斷擴大，不利於社會均衡和諧發展，同樣難以支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只能是流於空談，這已是共識。而且，如果繼續維持城市對農村資源的單向抽吸，最終會使得大城市乃至特大和超大城市難以承載壓力而遭“大城市病”困擾，拉美國家出現“貧民窟”就是教訓，而農村卻因缺少補給而“營養不良”，無法健康成長。這對於一個完整的社會肌體來說，其實呈現的就是一個“病態”，必須高度重視，着力醫治。

解決“三農”問題，僅着眼“農”字本身無法完成，城鄉統籌發展是惟一可行的診治思路。十六大首次提出這一思路，“是新世紀以來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大戰略性提法”，此後還形成一個論斷：目前我國總體上進入一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今年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大統籌城鄉力度，是長短結合的思路，旨在逐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長效機制，目的就是要加大各種資源要素向農村轉移覆蓋，幫助農村更快發展，從而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當然，要實現城鄉一體化並非一蹴而就。如果城鄉之間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後，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明顯落後於城市居民的現實問題不解決，統籌城鄉短期內很難見效。

按照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的說法，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個大課題，是一個新課題，也是一個難課題。到底該怎麼推進，需要認真把握。按照我們的理解，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有兩個：一是充分認識到“農民”是這個戰略中最需關注的對象，要圍繞農民的發展做好文章；二是協調好城鄉關係，實現資源要素雙向流動，在互動雙贏的基礎上實現一體化。

針對“農民”問題，要做好三個文章。第一，立足農業發展，謀求發展方式的轉型，培養新型農民，大力發展現代農業，這是農民在“農內”發展的希望所在。第二，農民的市民化，這是城鎮化的本質所在，也是其必須承載的使命。富餘農民轉移就業是必然趨勢，也是增收的主渠道。未來，吸納就業的最大潛力在城鎮和中小城市，壯大縣域經濟是重要依託。走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協調發展的路子，促進人口和產業合理佈局，爲農民的市民化創造制度條件是一項長期任務。第三，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必然要繼續推進，但其作用不可高估。不管如何發展，將來仍將有數億農民居住在農村，改善居住條件和環境，提高生活質量，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是普遍要求。這需要有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的投入機制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