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5篇

讀完一本書以後，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吧，此時需要認真地做好記錄，寫寫讀後感了。可能你現在毫無頭緒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篇1

一開始看見這個名字我便覺得這是一本我不會感興趣的書，無非是枯燥的歷史，乾巴巴的如同教科書一般。可是當真正靜下心來讀它的時候，就發現其實當你真正接觸歷史最真實的一面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思考問題的角度都會因此轉變，於是理解了爲何會有那麼多人狂熱的喜愛鑽研歷史，只有通曉了無論是民族還是文化的本真和根源才能更加全面地認識當今的文化和自身的發展。由於時間倉促只淺讀了前幾頁的內容，還不能全面地評價萬曆皇帝及其執政的這十五年。

但僅從這幾頁的介紹，使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古代皇帝於其光鮮外表下的悲哀與辛酸。也許我們總在一些古裝片中看見皇帝們無非是擺擺架子便可終日享受奢華安逸的生活，盡是佳餚美酒，美女良宵。其實儘管這些皇帝們生來便有着皇帝命，可是他們並不是出生就會管理國家，就能威震天下的啊。萬曆皇帝八歲就加冠成年次年便登基爲帝，可以說完全沒有機會享受童年就被迫參與到成人的世界中，學會發號施令，遵守各項禮儀。

他並不比一般的小孩子輕鬆，他要一邊學習經文書法一邊治理朝政，還要頂着作爲一國之君的巨大壓力看大臣勾心鬥角，爭權奪勢。他明明與母親母子情深，卻因爲皇太后和皇帝的頭銜不得不程式化冷冰冰的對待彼此。還有那些皇帝要盛裝出席的活動，都必須在衆人的注視下一絲不苟地嚴格遵守傳承至今的各項禮儀規定，不出紕漏。萬曆皇帝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很有天賦才華的君主，他能夠幼年識字，並在八歲便練得一手好字，能夠在剛剛執政的時候就憑袖子裏的字條應付下來早朝。我想如果不是封建宮廷的刻板束縛，他或許可以在文學藝術方面獲得很大的造詣。我覺得作爲一個皇帝，就是要完全打磨掉自己的個性，將自己心甘情願地裝在一個被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皇帝的套子裏。

所以想到這些，着實爲他感到心酸。當然折磨皇帝的很大一個因素就是封建社會中繁複冗雜的禮儀條規和遺留至今的形式主義。關於早朝中對皇帝和大臣們的細節要求，實在令人感到難以接受，禮儀應該作爲一個約束民族形象與文化發展的形式存在，而不應該成爲一個民族自身的負擔，我認爲彼時明朝的宮廷禮儀已經到了影響人們生活的地步，是完全應該廢除一些繁瑣的形式的。

我想當今大家大肆批判的形式主義之所以一直難以根除，就是因爲這是一個民族歷史遺留的問題，當我們回顧歷史便可以發現，很多現在存在的問題，正是從那時就已經出現了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口口聲聲的進步和發展在文化很民族性上似乎並沒有達到完全的實現。以史爲鑑可以知興衰，多讀讀這樣真實的歷史書籍，也許真的可以讓我們對自己對社會都產生不一樣的看法和全新的思考。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篇2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評價很高，作者是黃仁宇。它的重要在於，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顛覆意義的敘述歷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國人的歷史寫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一種模式，一種口吻，一種角度，只提供了一種畫面。黃仁宇的這本書，簡直是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並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像一道匕首，撕開了由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寫作的鐵幕。

談到這本書先說說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看完《萬曆十五年》之後的感覺就是佩服作者對歷史的所用觀察視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類作家寫歷史總要從整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找這個朝代的衰落過程，然後再從這些研究結果來證明這個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敗的原因。但是黃仁宇老先生卻不同，他是反着來。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是以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並且以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的悲劇結局來推導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且裏面引經據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作爲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和來源。

《萬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獨到所在，本書也正是緊緊圍繞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對從前和將來的發展展開詳細，獨到的訴述。一般來說，記載、研究歷史的書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書卻不同，黃仁宇老先生的妙筆，讀起來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讀起來像偵探小說一樣一氣呵成，讓人深入其中。本書中最有趣的莫過於那些例子，這些例子不但聞所未聞，而且完全顛覆了我們一般在影視作品或者文學作品當中所見到的歷史。在這裏歷史總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歷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說。比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萬曆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最驚訝的莫過於當時倭寇的入侵併非單純的外敵入侵，而是由於萬曆皇帝關閉了當時的海關大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原來沿海經貿比較發達的對外貿易關係受到重創，農民不堪其苦便紛紛聯合海盜裏應外合反抗朝廷，萬曆皇帝的這一舉措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了本來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消滅了。這些都跟一般歷史書上的記載和坊間流傳的完全相反，但從作者對這些看似小說裏纔會出現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讓我們找到史料上的出處，這些例子的確都是有文獻的真實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認爲，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爲了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衆化，因而本書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標題分別爲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張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作者在文末總結，“1587年，是爲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爲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書中所敘，不妨稱爲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其中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爲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作者自序）此書重點描述了幾個的人物：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模範官僚——海瑞，將領——戚繼光，哲學家——李贄。萬曆皇帝少年是一個有爲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在書中我看到了世態炎涼，做一個好官特別是做好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是多麼的困難。由於萬曆皇帝繼位時非常年幼，張居正又當老師，教育培養小皇帝，又爲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由於居官高位，獨攬大權，有時候也難免有一些錯誤和問題。但這些個人的私慾，缺點引起的問題在張居正死後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種證據使皇帝無法容忍，張居正一生爲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爲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啓二年（1622年），明熹宗爲激勵臣下，纔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間已無張居正！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出：“當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也是我們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篇3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不見風雨飄搖，也觸不到病入膏肓，唯有隱隱發痛的“慢性病”，讓人在平淡無奇的日子中，感到些光陰的懶懶流逝。黃仁宇先生用歷史學家的視角，文學巨匠的情懷，帶領我們凝神此刻的中國，在時間的溫暖裏，切開一個斷面，揭開曾經的故事。作者截取了從皇帝、宰相、士大夫到六品官員、軍事將領、儒家信徒等六方面人物的片段來組成明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的羣像，以小見大、以點帶面地展現了明代中國所謂僵化的、保守的官僚體制與落後的、混亂的、零碎的稅收管理體系，並以極爲個性化的敘事風格刻畫了爲實現治平抱負而在體制中抗爭與靈活變通的人物。爲我們摹畫出明代建國初始的小農思想與頂層設計，即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的清晰圖景。

貫穿《萬曆十五年》整部書的一個思想主線就是，西方近代化的技術、組織與制度的理性化、尤其是財政稅收體制上的數目字管理化並沒有在明代中國發生，而與此同時的西方正處於邁向近代資本主義的重要關口。作者一方面是在爲中國錯失這樣的良機而繼續沿用傳統的老體制不思進取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是在爲中國沒有走上這條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而診斷病因。在作者看來，中國的沉痾痼疾就在於以道德、禮義代法律、以道德代技術的傳統思維，而這兩項是儒家思想規訓下的文官集團的鐵律。鐵板一塊的文官集團在維護祖宗成憲、先聖經訓、仁義道德的名義下堅守着他們所認定的“政治正確”，而這背後滲透了多少個人利益的考量與權衡，則是以非常道德化的面目表現的。相形之下，被文官集團裹挾與道德綁架的皇帝看起來陷入非常被動的地位，其所謂的專制權力並沒有流俗理解的那樣絕對獨裁與不受限制。甚至於萬曆皇帝無奈地選擇“罷工”來消極地迴應，與整個文官集團作對。無怪乎，明代文官集團會推出像張居正這樣的權臣，也會涌現像崇禎這樣試圖重振朝綱、大權獨攬的強勢皇帝。可以說，有明一代的最終衰敗從一開始明太祖建國所定的基調就被決定了。

在具體的行政管理與社會治理上，明代中國以儒家的道德規訓和政治教化代替了技術專家與法律思維。而這是與馬克斯·韋伯揭示的技術與制度的理性化、科層化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後者被認爲是近代資本主義能夠產生以及現代國家構建的關鍵。“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這是明代從最初建國就定下的基調。作者指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農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最顯著的後果是，在全國的廣大農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長髮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作者所選取的極端典型就是被他戲稱爲“古怪官員模範”的海瑞。一方面，他以極缺乏人情味的嚴厲法律思維卻又推行極爲重視人情味的人倫道德，把儒家的忠孝仁義的價值推行到極致，以至於到了違背實情、不顧事理的地步。他所關切的並非事情的是非曲直，而是儒家人倫的道德教化、綱常名教是否能符合聖人所認定的“正確”。另一方面，海瑞又呈現出極爲重視規則、不顧人情的理性主義法律思維的一面。不懂得變通與靈活性，對於儒家極爲重視的經權問題並沒有深刻的領悟。這就決定，海瑞只能作爲一個官員楷模的道德典範被朝廷樹立（清流），而朝廷所重用的卻是一幫深諳權術、懂得現實政治運行法則的更爲務實的官僚（循吏）。作者認爲，憑藉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的個人道德自覺，加之具體處理這些訴訟時的過於自信、自用，而沒有任何周密的規章程序以及處理訴訟的專門機構，海瑞註定是要失敗的。

作者尖銳地指出，在僵化保守的文人治國的“鐵籠”中，也有極個別以一己之力來衝擊整個腐朽體制、試圖改變保守落後的局面而銳意進取有所作爲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爲了施展平生的報復、實現抗倭的大業，深諳現實政治的戚繼光知道必須先獲得權位，而他選擇了一條捷徑：直接攀附當時的權臣張居正，通過送名貴禮物獲得後者的賞識與歡心。而張居正也是慧眼識英才，重用了戚繼光，才成就了明代抗倭的大業。然而，戚繼光以一介武夫來試圖革新軍事體制與設備的努力卻遭到了文官集團的反對而失敗。像戚繼光這樣一位剛毅果敢的卓越軍事將領想要提倡新的軍事技術、極端軍事效率的改革嘗試必然失敗，因爲這打破了整個文官集團所維繫的平衡，是與文官集團所要維護的軌道是相沖突的。“現代化的技術和古老的社會組織斷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技術推動社會組織趨於精確和嚴密，那就是鬆散的社會組織扼殺新的技術，二者必居其一。”技術、效率總要讓位於文人治國與穩定性的考量。在事實上，文官集團只能有一種傳統的性格，而由於這個集團是本朝實際上的統治者，他就必然會以自己的性格作爲標榜，而責成全社會向他看齊，造成了整個行政的低效。

在稅收和財政管理的體制上，明代中國顯然缺乏精細的數目字化管理，並且體現了濃厚的農業立國的小農經濟思維，以及對工商業的嚴重抑制。作者以來往官員的旅費這個事例說明財政管理的碎片化與自給化程度，根本沒有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一杆子插到底的管理體制。按照明律，這筆費用由各大戶分攤，根據固定的數字來徵收，這樣就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就連軍隊的軍餉都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的五千個納稅人把它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軍士家裏。實際上，作者對財政稅收制度的批評把矛頭對準了儒家思想與文官集團對技術的排斥、抵制以及以道德立國的思想。所謂“君子不器”的儒家思想深刻鑄造了傳統文官集團的政治性格，那就是在思維上極力排斥與抵制“專家治國”式技術主義的行政方向，而以道德的教化治理國家。因此，這種政治體制設計的目的就不是效率主導，而是以穩定、遵守慣例或成憲爲首要宗旨。

然而，作者的視野還是有非常強烈與明顯的韋伯理性化理想類型與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明顯是站在西方近代化的立場上反觀與評判中國。他更多地只是診斷中國傳統官僚政治與政治教化模式的問題，而忽視了這個體制之所以長期延續併成功佔據中國人心靈的優點。歷史研究已表明，同一時期的西方在財政稅收體制上並沒有比明朝精確化與高明到哪裏去。如果按照馬克斯·韋伯對理性化的官僚制特徵的描述與定義，比如分工的專業化、名實的相符、非人格化、等級化等標準，中國早在秦代就建立理性化的官僚體制，雖然它遠非近代西方那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建構模式。若是從近代西方傳教士的眼光看來看待明代中國，則是另一番景象。傳教士們經過觀察中國的政治體制後都驚呼中國已經實現了哲人王治國，他們對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儒家士大夫擔任文官的制度是非常讚賞與仰慕的，並積極地向西方推介。這是因爲，“君子不器”的思想早已被孔子深深地刻鑄在中國讀書人的心中。中國人的政治是培養精通儒家經典的、有深厚人文教養的德才兼備的通才而非技術性專家來教民、化民，這是中國政治的邏輯，它所着力的是安頓人心、立己立人、修己安人的志業。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爲，中國文明從源頭起就是一種連續性文明，生產的發展、血緣被地緣取代以至於國家的產生都是由於政治的程序來完成的，而西方則是一種斷裂性文明，生產的發展是依靠技術、貿易的突破性提高導致的，因而西方走向了一條向外索取與擴張的技術革新、航海發現、海外貿易的路線。

黃仁宇先生的筆墨，讓我們看到靜靜潛伏於歷史穴罅中的明朝，怎樣呻呤着屬於它的孤寂。也讓我們聆聽到作者抒情的輓歌中充滿遺恨的沉重嘆息。歷史，是這樣勢不可擋地客觀前行。只有學會在細節中窺視真相，懂得順勢而爲，方可不溺於歷史長河而延綿不息。站在40多年後反觀《萬曆十五年》，我們更應清楚我們文明與道路的來龍去脈，在中西對比的視野下，重新反思我們的獨特性，以及走向更美好未來的自覺堅守與選擇。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篇4

讀書是習慣，但不一定是好習慣！如吸菸、如酗酒。中學時爲了逃課而不過於自責，養成了讀閒書的習慣，這習慣一養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於每年都要網購些閒書來讀。說這習慣未必是好習慣原因有二，一是讀書多了不但不會促進思考，而是怠於思考了，以至於生活中的許多事情都要到書本中去求證纔算得到了認證；二是書讀多了思想雜了，以至於對於現實中的事事與非非不能果敢地認知與判斷，往往在茫然中斷送了許多機遇。書是一定要讀的，但要讀適合的書，讀適可的量。

《萬曆十五年》是非管理類、非金融類、非法律類書，於我來說自然是閒書。看電視劇時，育良書記讀了，沒有引起我的興趣，我沒讀；逛書店時，書店老店熱情地推薦過一回，我沒讀；在朋友的桌面上發現了它的存在，我沒讀。十月間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閒讀完《白鹿原》後，突然沒有什麼想讀的書了，空閒時間一下子空閒了下來。閒來無聊，在與一位摯友聊天時，他鄭重並誠懇地推薦了《萬曆十五年》與《北京法源寺》，於是這二本書就擺到了書桌上。

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爲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萬曆十五年是1587年。黃仁宇先生選擇萬曆十五年，不是爲了講述萬曆十五年所發生的事情，只是以萬曆十五年爲切入點，對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經濟（張居正、申時行）、軍事（戚繼光）、文化（李贄）進行剖析，闡述自己的歷史觀、社會觀、人性觀等等。書中從文官政治體制中審視個體的掙扎與存在，用現代政治、經濟、歷史技術分析評判明代中後期的歷史變遷，自人性的角度看待歷史人物的處世觀，總之此書大視野、小視角，字字珠璣、句句灸痛。

開國君主有開國的難，萬物皆衰、百廢待興、陳章立制、千頭萬緒；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難，舊例積循、上祖下效、臣僚雜利、新盾待破。讀後感萬曆十歲即位，李太后稱制，張居正獨攬軍政，推行“一條鞭法”，是爲“萬曆中興”。萬曆即位時明代立國二百餘年，幾經中興，國庫雖不線腐錢散，但也不會像崇禎朝一樣捉襟見肘；積弊雖深，改之亦艱，不改也不至於國傾家覆。整上國家似乎是一鍋六、七十度的溫水一樣，不冷、不熱，不至於凍成一坨，更不至於沸騰！

萬曆欲有所爲，偏偏又掣肘過多，性格儒弱，與其因變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還不如避舍靜觀、左提右挈、相互制約、無爲而治。國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篇5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書，作者沒有寫整個明朝波瀾壯闊的歷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寫了這一年中有深遠影響的幾個名垂青史的人物：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

萬曆：《萬曆十五年》裏最少不了的就是這位萬曆皇帝，這是他的朝代，這是他當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數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爲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擔應有的責任。可是細究根源會發現，他之所以這樣也有着他的無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張居正教導和輔佐，處處對他嚴格要求，希望他能成爲一代明君，他也時時這麼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發現，他心目中的`這位完美人臣只是對他要求嚴苛，而對於自己卻十分放縱，頓時，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對張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雖爲天下之主，萬曆卻發現自己無法對抗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勢力，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木偶，處處受限制，動不動就被大臣們搬出來的祖宗法制和先賢道德壓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迴鬥爭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勢力，所以他採取了一個最簡單最無奈的方式——置之不理、聽之任之。他用這種負氣的方式與他的大臣們做鬥爭，最後是兩敗俱傷，爲王朝的顛覆埋下了隱患。

申時行：作爲萬曆十五年的首輔，申時行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在皇帝看來，他是羣臣之首；在大臣看來，他是皇帝的心腹，這是一個兩面都不討好的角色，他只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應對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於他的張居正的所做所爲，又要想盡辦法報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讓皇帝相信他的忠誠，以此獲得皇帝的信任，從而使政令得以實行，又要讓大臣們相信他的耿直，敢於勸誡皇帝，爲了祖制和道德敢於奮勇抗爭，敢於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是天下讀書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總是想兩面討好，左右逢源，徘徊於各種矛盾中，讓各種勢力達到平衡，但是有時也會事與願違，兩面不討好，給人留下太過圓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辦事原則是處置得當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時時防範於未然，不急功近利，處處順勢而爲，隱忍內斂，足見他的韜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現實感，適應當下所處的環境，做起事情來遊刃有餘，有取勝的把握，絕不以卵擊石、緣木求魚。

他在任期間，慧眼識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賢，竭力保全國家的人才，鞏固了國之根本，實乃帝國之大幸。他是帝師，又廣收門徒，因爲他深知道德習慣和人事手腕是在無法改變的體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統治手法，而師生關係則是人事關係中一種較爲特殊的關係，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帶教輔。

儘管他小心謹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難抵衆口鑠金，被迫辭任首輔，閒居在家，寄情於詩賦。一個曾經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時，又怎能真正忘卻那些曾經的往事？他會爲自己申辯，爲自己鳴不平，但是命運使然，徒留傷感而已。

戚繼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將，戰功赫赫，彪炳史冊。在文官集團掌管朝政的明朝，作爲一名武將，要想做出點成績，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無與倫比的軍事才華得到了一代權相張居正的賞識和提拔，張居正力排衆議，全力支持他的軍事理想，要錢給錢，要物給物。有了後勤資源的有力保障，戚繼光在他的軍事舞臺上長袖善舞、獨領風騷，將他的軍事理想付諸實踐，取得了前人難以企及的光輝戰績，保全了國家的顏面，維護了百姓的安寧。

他不是好高騖遠之人，在武將處處受制約的現實環境中，他不會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隻要在可以做的範圍內，他就會把事情做到極致，做到至矣盡矣。

和申時行一樣，戚繼光亦知在頑固的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他籠絡財富，報答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張居正；他千金散盡，結交各方權勢。他不是一個貪財之人，從他去世時所剩無幾的資產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錢來完成他的軍事理想，鋪平他的夢想之路。

然而命運弄人，當張居正這棵參天大樹轟然倒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將星只能卸甲歸田，終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時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萬人愛戴，與包拯齊名。作者在書中則無情地指出他是一個道德的怪胎，一個迂腐的守制者。

他嚴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潔奉公，體恤民情。但是在一個缺乏法律而僅僅只是靠道德維繫的社會裏，他的死板讓他很難突破已經不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陳規陋習，他看不到時代發展的趨勢，他不是一個改革者，而只是一個墨守成規的維護者。他維護從小所學的鴻儒聖賢，維護先帝的法制，甚至維護很多不合時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啓用洪武年間剝皮填草的酷刑來整治貪污。

海瑞是萬曆年間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卻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個例外，有着嚴格的自律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仰，但很難成爲普世的價值觀，因爲他忽視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會經濟的發展來滿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復禮，墨守成規，待在原地踏步。這樣的人眼光非常狹隘，無法做出一番事業，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

張居正：他是萬曆年間甚至是整個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在萬曆十五年的時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績被全盤否定，此時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十惡不赦之人，與他在位時的風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會發展的禁錮，力圖憑藉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頓官場和社會的秩序。以他當時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對他的信任，他也許真的可以頂住各方壓力、隻手換天，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時運不濟，正當他可以大展鴻圖之時，卻駕鶴西遊，留下了身前身後事待與人評說。

當活人鬥不過時，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負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後紛紛站出來，各種有的沒的罪名盡情羅織，正所謂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而他最終的失敗還是源自於失去了皇帝對他的信任，這一方面是他的宿敵羣起而攻之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嚴於待帝，寬於待己的結果。他要求皇帝勤儉節約、勵精圖治，可是他自己卻驕奢淫逸、獨斷乾綱，當這樣的事實擺在皇帝面前時，不由得他不對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極、憤恨至極。於是一時間張居正便從天堂墜入地獄，從無限風光變爲禍及子孫，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會做何感想。

如果張居正能夠多活幾年，那麼他所主張的一系列變革措施說不定是可以頂住壓力推行下去的。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號，也不是不識時務地擡出祖宗家法、聖賢之言，這些措施較爲切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能夠較大程度地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商業的發展。

如果歷史真的可以改寫的話，那麼明朝的資本主義或許可以有所發展，也許歷史會走向另一個方向，也許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歷史沒有給張居正這個機會。

李贄：他反對以孔子爲核心的儒家思想，這在當時是絕對的叛逆。明朝的開國皇帝沒有讀過什麼書，所以格外重視儒家經典思想，以此爲立國之本，四書五經更是被奉爲經典中的經典，是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是莘莘學子們窮盡畢生而需要研習的書，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發展所形成的影響和禁錮頗爲深遠。

中國明朝的知識分子從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賢的思想中，世代相傳，很難接觸到其他思想。他們從小就被灌輸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們言行的操守和準則，信奉它，進可居廟堂之高，退可爲衆人師表，是當時社會無法動搖的價值觀，深入人心。

大部分讀書人從小所讀的書是一樣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樣的，形成的道德觀是一樣的，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這樣的結果是方便了皇權的思想控制，但也約束了社會深度發展的可能性。

在這樣強大的思想統治下，任何有悖於傳統儒家思想的想法都會被視爲異端邪說，而李贄就是這麼一位異教徒。他反對儒家思想，提倡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功利主義，重視商業，強調婦女的社會地位和作用。

他的這些思想有着時代的先進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體系過於強大，他的奮鬥如同以卵擊石，而他自己的思想體系也並不是那麼嚴謹、那麼堅固、那麼有說服力，很難大範圍地影響很多人，他最終作爲不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異類被關了起來，結局是自殺身亡。

他的出現搖下了儒家正統思想這棵大樹的幾片葉子，但沒有撼動它的根基。可是他讓我們看到了在如此強大的思想統治下，還是有人開始質疑長期以來的思想禁錮，試圖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這個看似完美無缺的壁壘。李贄有他的先見，也有他自身的約束，他不完美，但他卻是一個開始，一個先行者。

萬曆十五年僅僅是明朝兩百多年曆史中的一年，但是這一年中所發生的事情對整個明王朝國運的走勢卻是影響深遠的。作者處處強調他的大歷史觀，把事情放到上下幾百年的維度中去看，不計較一時的利弊得失，更客觀地看到一件事情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當我們以更加宏觀的視角來看待歷史時，我們會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認識，以史爲鑑，才能爲當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