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運動的主要主張

導語：白居易晚年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新樂府運動及其主張吧!

　　概念

新樂府運動，是由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導的一場詩歌革新運動。

　　名稱

“新樂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對漢樂府而提出的，其含義就是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 故又名“新樂府運動” 。

　　特點

這類詩的特點是：自創新題，詠寫時事，體現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

　　代表作家

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紳、張籍、王建也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主要作品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併爲新樂府運動中的優秀作品。

　　樂府

西漢設置樂府，掌宮廷和朝會音樂。由樂府採集和創作的詩歌遂被稱做“樂府”。樂府詩相當一部 分採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後來文人也仿作樂府詩，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稱作古樂府。

　　倡導者

“元白”指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他們同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白”並稱，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個時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劉禹錫詩云：“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

　　白居易

，語才子者多雲‘元白’…。”又《舊唐書·元模傳》：“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主要文學活動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而把他們創作的詩歌和仿效他們的作品統稱“元和體。”《新唐書·元稹傳》：“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又唐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後憲宗歿，穆宗立，改年號爲長慶(821—824)，白居易、元稹將自己的詩歌編輯成集，分別名《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故又稱他們的詩作爲“長慶體”。

　　口號

　　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新樂府的特點

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來。他曾把擔任左拾遺時寫的“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50多首詩編爲《新樂府》。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爲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未嘗“播於樂章歌曲”。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新樂府運動由於前有杜甫開創的傳統，後有元結、顧況繼其事，張籍、王建爲先導，到了“元白”時期，明確地提出了“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論，加之元、白詩才蓋世，寫作了大量新樂府詩歌，給當時以極大影響，使這一偉大的文學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師友詩傳續錄》載：“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新樂府運動在貞元，元和年間與韓柳古文運動相繼磅礴於文壇，有着共同的社會原因。

　　產生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縴夫的悲慘生活。《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爲千古傳誦的名詩。

　　發展

這類新題樂府，至杜甫而大有發展。杜甫善於用樂府詩體描寫時事，所作如《兵車行》、《麗人行》、《悲陳陶》、《哀江頭》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元結、韋應物、戴叔倫、顧況等人，也都有新題樂府之作。元結還提出詩歌創作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使“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新樂府序》)。他們可說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爲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

元和四年(809)，李紳首先寫了《新題樂府》20首(今佚)送給元稹，元稹認爲“雅有所謂，不虛爲文”，於是“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寫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後來白居易又寫成《新樂府》50首，正式標舉“新樂府”的名稱。白居易還有《秦中吟》10首，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新樂府作爲詩歌運動，其創作並不限於寫新題樂府。當時張籍、王建、劉猛、李餘等人，既寫新題樂府，又寫古題樂府，都體現了詩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與白居易、李紳約定“不復擬賦古題”，後來見到劉猛、李餘所作古樂府詩，感到“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於是又和了古題樂府19首。雖用古題，但或“全無古義”，“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元稹《樂府古題序》)，其實質、作用與新樂府是一致的。這樣，在當時形成了一個影響很大的詩歌運動，文學史上稱之爲新樂府運動。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爲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擡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