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東山再起的故事

說到范蠡，就讓人想起西施，聽說最後范蠡帶着西施走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范蠡的故事，范蠡爲何在哪都能東山再起，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吧。

范蠡(前536年7月26日楚靈王五年-前448年楚惠王四十一年)，字少伯，又名鴟夷子皮或陶朱公，早年居楚時，尚未出仕，人稱範伯。以經商致富，廣爲世人所知，後代許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稱之財神。傳說佐越王勾踐定計滅吳後與西施泛五湖而去，事見《越絕書》《吳越春秋》。

范蠡出生於前536年7月26日(農曆前536年九月初一)，春秋楚國宛地三戶邑(今河南南陽淅川縣大石橋鄉至寺灣鎮間)人，是歷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年輕時，就學富五車，上曉天文、下識地理，滿腹經綸，文韜武略，無所不精。然縱有聖人之資，在當時貴胄專權、政治紊亂的楚國，范蠡卻不爲世人所識。范蠡之著作今已散佚，計有《兵法》及《養魚經》二書，於《文選》中可略見該二書之引句。晉人蔡謨之後因認爲“計然”爲范蠡著作之書篇名，因此相傳有《計然》一書散佚，漢唐、三國等史料多以計然(計倪)爲人名，清朝以前多數著述也多半認爲計然爲范蠡之師，《陶朱公生意經》則是根據陶朱公的經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又稱《陶朱公商經》、《陶朱公商訓》或《陶朱公經商十八則》並非范蠡著作，《範子計然》出自唐馬總的《意林》一書，作者也非范蠡。

　　商聖范蠡的爲商大道

中國歷史長河浩瀚多彩，長達500多年的春秋戰國更是一個風起雲涌，英才輩出的時期。中國最早的商業學家、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被譽爲一代商聖的范蠡，就是這個時期的一顆璀璨明珠。雖然范蠡所處的是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時代，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不盡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闢獨到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今天的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學習的。

　　德爲立身圖強之本

范蠡生於公元前536年，楚國宛地三戶人，從小酷愛讀書，十幾歲就學富五車，更難得的還不是其淵博的學識，而是他獨到的思維見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質，以及寵辱不驚，泰然處事的能力。

范蠡在20歲時遇到文仲，兩個人一見如故，相約要建立功業，做一番大事。范蠡與文仲都是楚國人，但當時楚國已經是列國中的霸主，國君傲慢自大，皇親貴族結黨專權，於是范蠡和文仲投奔越國爲官。初到越國，范蠡和文仲並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勢力相對弱小的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國亂顯忠臣，很多越國大臣在越國戰敗後另投他處或叛離投吳，而范蠡與文仲對越王不離不棄，因此得到勾踐的重用，范蠡更自願隨勾踐赴吳國爲奴。

吳王夫差知道範蠡是個大才，幾次勸范蠡離開勾踐，封賜顯爵，范蠡不爲所動。爲奴的三年時間裏，范蠡同勾踐夫妻一起耕作勞動、粗食、臥薪，並且不忘和勾踐的君臣之別，時刻敬主、護主，三年如一，不離不棄，讓吳王即讚許又流慕。

其實，范蠡忠誠的不僅是勾踐，更是在履行對自己人格的承諾。按照現在的一些價值觀來看，范蠡的表現可能只是一種愚忠。其實不然，范蠡的這種品德不僅換來了夥伴的信任，也換來了對手的崇敬，具有這樣人格魅力的人，再有聰穎的智慧，怎麼可能不成大事呢?現如今，不乏因爲企業家個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約了企業發展的案例。而事實恰恰是，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牛根生將企業經營的核心根本表述得很精闢。

　　儒道相濟的思維哲學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義、禮、智、信。道家思想則追求道法自然，清靜無爲。范蠡有一個開放睿智的頭腦與寬廣的胸懷，其兼具儒、道兩家之長，更廣納百家之思，而又不囿於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即有儒家的禮信才德與直勇，又有道家的順應環境、至韌至柔的特性。同時，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借鑑法家、墨家、陰陽家等諸子的治國統軍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堅時如磐石，韌時似皮革，而柔時又似湍流入溪，無影無形。

在從政時，范蠡就體現出一種儒道相濟的思想與人格特性，也唯有這樣的特性才能帶領衰弱的越國走出困境。在當今社會，作爲一個處於市場環境複雜、生存艱難狀況的企業管理者，正應該具備儒、道相濟的思維，才能帶領企業於逆境中不挫，順境中不驕，客觀機敏地應對寵辱，並發現其背後的機會。

在吳國爲奴時，范蠡與勾踐卑膝求全，吳王夫差要出門時，勾踐趴在地上讓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馬，夫差生病時勾踐舔舐他的糞便爲其診病，終於感動了吳王，三年後放勾踐君臣歸國，這些委曲求全的計謀都是范蠡爲勾踐所出。由於范蠡的奇謀，勾踐也成爲歷史上唯一一位能夠在逆境中忍受巨大屈辱與折磨，臥薪嚐膽，最終滅敵復國的君王。

勾踐被吳王釋放回國後，此時的越國內部處於饑荒不斷、瘟疫肆虐，民不聊生的狀況;在外部，吳國時時監控打壓越國，四周又有其他諸侯虎視眈眈。這樣的環境下，生存都成問題，如何迅速走出困境，雪恥復國呢?此時范蠡才真正展現出其卓越的領導與管理才能。

范蠡與文仲規劃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滅吳九術”等興國滅吳的戰略規劃。越國作爲戰敗國，是不允許有國防的，包括不能建造城牆、不能組建軍隊、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協的辦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牆，並告知吳國，建設城牆是爲了防止匪寇與其他諸侯國的侵擾，但面對吳國一側永不建城牆;不讓打造武器，就把煉造場所搬到深山中，與外界隔絕，以密道往來運輸;不讓組建軍隊就祕密組建“民兵”，祕密進行訓練，各戶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戰事時這些百姓隨時可以參戰。

勾踐回國後，轉年就要攻打吳國雪恥，被范蠡攔住。范蠡認爲：天時、地利、人事，條件尚不成熟。三年後，勾踐再次提出討吳，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認爲現在地利條件有了--周圍虎視的國家都已經和越國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經清除，但是此時天時與人事還缺乏機會。七年後，勾踐再次提出罰吳，依然被范蠡攔下，范蠡認爲，經過七年的休養生息，越國兵強馬壯，士氣高漲，反觀吳國，連年征戰，雖然依然強大，但是已顯疲態，士兵疲乏，百姓厭戰，此時人事已經具備條件，但是現在還缺少天時。十年後，吳國與晉國爭霸，國內空虛，此時范蠡告訴勾踐：天時、地利、人事都已齊備，可以出兵了。

出兵後，越軍一舉攻破吳國國都姑蘇，吳王回師後向越國講和，但勾踐想一鼓作氣踏平吳國。范蠡清醒地看出，此時雖然佔領了吳國的都城，但是吳國的精兵良將都被夫差帶在身邊，並沒有傷到元氣，硬拼的話即使獲勝，也將是兩敗俱傷。而經歷此次打擊，已觸發了吳國國力開始盛極而衰的轉折，不應急於一時，而是應該順天時，再等待徹底摧毀吳國的機會。待到10年後，吳國外患不斷，國內又遭遇罕見天災，越國乘機發傾國之兵，徹底覆滅了吳國。

從范蠡爲人、處世、治國、罰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諳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維開放、靈活，有剛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濟型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

　　曉利害知進退

吳國被徹底滅亡後，勾踐封賞羣臣，范蠡官拜上將軍，在勾踐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時范蠡沒有衝昏頭腦，而是冷靜地分析了局勢：能對越國構成威脅的吳國已經滅亡，其他諸侯國不是離得比較遠，就國力很弱，根本對越國構不成威脅。也就是說，天下已經太平，這個時候功高蓋主就很危險了，加之多年的相處，范蠡知道勾踐是一個可共患難，不可同富貴的人。於是，范蠡在政治生涯達到頂峯的時候急流勇退，向勾踐辭官，雖然勾踐以平分國家爲條件來挽留范蠡，但范蠡仍攜妻兒悄然離去。范蠡走後不久，貪戀富貴沒有離開的文仲被勾踐無故殺死。

我們今天的企業領導者不缺乏逆境中奮起的精神，但是往往衝過艱難險阻，卻倒在了勝利與榮譽面前。企業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後，領導者頭腦是否冷靜，目光是否敏銳就變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榮耀與利益面前是否曉利害，知進退，有所爲之後冷靜地分析，應該何所不爲。“不爲”往往是成就企業基業長青的重要因素。

　　誠信仁義成就巨賈

范蠡攜妻兒與弟子、門客悄悄來到齊國，化名鴟夷子皮，自此隱姓埋名，開始他另一段同樣輝煌的人生旅程。在齊國，范蠡購買了一些靠海邊的土地，開墾種田，兼營漁業捕撈、開鹽田等。范蠡與妻兒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進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打細算的做法，對待僱工十分慷慨。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同時，開粥場賑濟災民。在年初，他和一些農民、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范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如果價格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由此，各國商人都願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與農民也願意爲范蠡做工。表面看來，這樣做吃些虧，但是范蠡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伙伴，使總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資金週轉不靈，向一個富戶借了10萬錢。一年後，這個富戶帶着各家的借據出門***，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幾十萬錢的借據和路費都沒了，恰好走到范蠡家，於是投奔范蠡。在沒有借據的情況下，范蠡不僅連本帶息還了錢，還額外贈送一筆路費給這名富戶。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廣播天下。之後，范蠡爲了擴大生意，三次短缺資金，各富戶均主動送錢上門，幫助范蠡度過了危機，抓住了機會。

短短几年時間，范蠡就成爲齊國首富，家資鉅萬。據說在齊國鬧災時，災民聽聞其樂善好施，千里之外都來投奔，領取施捨，被後人頌稱爲“富行其德者”。消息傳到齊國國君的耳中，齊王請范蠡進宮，拜其爲相國。爲相期間，范蠡大力發展經濟，促進齊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衝抵災年對齊國物資短缺的困擾，也奠定了齊國經濟與文化繁榮的基礎。三年之後，范蠡再次辭官，“居官致卿相，治家達千金，這對於一介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於是，范蠡掛印封金，盡散家財後飄然離開。

物極必反的道理說來簡單，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幾個人能做到呢?我們現在的企業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而企業的發展有時需要的恰恰是回頭與反思。退是爲了更好的進，反思是爲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這不是道家的消極思想，而是行止於知的睿智。凡事盛極必衰，在頂峯的時候主動退下來是爲了有機會攀登其他的山峯，而不是重重地摔下來，萬劫不復。

辭官後，范蠡舉家遷至齊國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雙手之本，再次開創家業。范蠡認爲，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東鄰齊、魯，南通楚、越，西達秦、鄭，北連晉、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適合經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動下，這裏成爲春秋末期東周的經濟樞紐，貿易之都。

　　大道自然順勢而爲

范蠡藉助地理位置的優勢從事早期的各國貿易，范蠡對經營貿易的'理解是：越國盛產蠶桑、齊國廣耕鋤、秦國多冶煉、趙國善土木，各國有各國的特產與需求，經商就是促成各國間的商品交流，在使各國受益的同時自然得利。

范蠡認爲，天時決定農業，天時變化是有規律的，所以穀物收成的好壞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在一個農業社會，糧食價格的波動必然引起其他各類相關商品價格的波動，那時的貿易也以農產品爲主，順應這種變化規律來進行貿易，等於抓住了市場的關鍵環節，獲利自然豐厚。范蠡總結了按照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自然特點進行靈活差異的經營。經營策略是“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他提出“水則資車，旱則資舟”，意思就是在發生水災時做車的生意，在旱災時做船的生意。因爲，當水災時，大家多用船作爲交通工具，這樣必然導致船舶的稀缺，價格上漲，而沒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車輛，則大量積壓，價格便宜，這時乘便宜大量購入車輛，待水災過去，車輛必然稀缺，價格就會上漲。

范蠡還發現價格漲落和自然規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動規律與幅度極限。一種商品價格上漲到極點後就會下落，價格下跌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其所謂的“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和現代經濟學的論點完全一致。范蠡根據這一理論提出一套購買與銷售的原則與方法：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對待降價的物品，儘量買進，在像收藏珠寶一樣精心的把貨物存貯起來。等到該商品價格上漲之後，范蠡認爲應該“貴出如糞土”，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吝惜地將貨物全部賣掉，不要期待價格會不斷上漲，因爲，價格的漲跌是要往復的。

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並不深奧精妙，不過是一些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但是卻非常有效，而我們往往在華麗的技術與紛繁的誘惑中迷失了這些最基本的認知。范蠡能在那個文明尚且不發達，更談不上經濟發達的農業社會時期就綜合天時變化、農業生產、社會需求等因素綜合考量，不能不讓我們歎服。

　　天下己任道義於肩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爲此採用許多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投機取巧、哄擡物價、小秤入大秤出等。而范蠡不僅做到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范蠡認爲：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報，這樣百姓才更願意與你打交道。這和彼得·德魯克的觀點--企業必須爲社會創造價值，社會纔會回報給企業以利潤--不謀而合。

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從不急功近利，對於經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甚至賠錢救濟災民。在那個歷史時期，商品10%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因爲，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戰亂、匪寇導致經營風險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屬於絕對的買方市場，而且，從當時的經濟發達情況分析，那時還沒出現利潤率精確的計算方法，因此，范蠡賺取10%的利潤應該是毛利率，而非淨利潤。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爲巨賈，主要是其交易數額巨大，加之資金從不閒置，迅速週轉，范蠡經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因爲其爲人信譽好，爲商磊落，更關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價格低於同行，不僅是降低利潤率，更有賴於范蠡的經營理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思路，在某種商品過剩，價格很便宜時大量購入，同時，拋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司馬遷用16個字精確地對范蠡進行了概括：“忠以爲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其實，范蠡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其技巧層面的東西並非多麼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簡單，最質樸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當我們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後，這些質樸自然的東西反倒被掩蓋或遺忘了，而恰恰這些東西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欠缺的大道，用在經商上，就是爲商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