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指的是什麼?
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合稱。這六部經典著作的全名依次爲《詩經》《書經(即《尚書》)》《禮經》《易經(即《周易》)》《樂經》《春秋》。
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晚年整理的《詩》《書》《禮》《易》《樂》《春秋》，後人稱之爲“[1] ”。
其中《樂經》已失傳，所以通常稱“五經”。《禮經》：漢代是指《儀禮》，宋朝以後《五經》中的《禮經》一般是指《禮記》。《三字經》中：“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禮指《大禮》《小禮》，後失傳其一，並更名爲《禮記》。
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做，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僅僅是對它們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這六部古書，從遠古留存下來，在孔子之前，爲王室貴族所有，深爲歷代統治者所寶重。《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
“教之處，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會合而鎮其浮，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這裏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孔子整理的六經已大多包括在裏面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於先秦其他文獻。
探究
《漢書·藝文志》說，儒家“遊文於六經之中”。所謂“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文獻，當時並沒有稱“經”，直到戰國後期，莊子轉述孔子對老子談論這六部著作時，纔開始有“六經”之說。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學者們推崇孔子，纔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述《周易》，作《春秋》之說。實際上，這並不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
先說《周易》，這是一部淵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學著作。《易》源於河圖洛書，夏代稱《連山》，商代稱《歸藏》，到周代才叫《周易》。“易”有三種含義，一是變化，即世間萬事萬物的無窮變化;二是“簡易”，即以簡單詮釋複雜、“以六爻窮變化”;三是“不變”，即永恆不變。“易”爲夏、商、週三代王室卜官所掌管。
《書》，又稱《尚書》，這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尚書》從內容上可分爲兩類，祭祀類和戰爭類，即所謂“古之大事，惟祀與戎”。從文體形式上也可以分兩大類，即上行的奏議和下行的詔令。《尚書》的文章結構完整，層次分明，在命題謀篇上非常講究，不少篇章文采飛揚。但由於時代久遠，語言佶屈聱牙，古奧難懂。
《詩》即《詩經》，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又因爲其中的作品都可以用樂器伴奏演唱，所以《詩經》也稱爲我國古代第一部樂歌總集。
《詩經》來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間“采詩”，二是公卿大夫給周天子的“獻詩”。但無論哪種詩歌，最後統一由周王室設在家廟的“守藏室”(即國家圖書館)刪定。春秋時期，諸侯宴饗、會盟，莫不賦詩，可見《詩》已普遍流傳。
《詩經》最初在先秦被稱爲”詩“或“詩三百”。後因孔子很重視它，在培養從政人此時，非常重視詩教，把詩歌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所以到了漢代，一些學者把它奉爲經典，便稱之爲《詩經》。
《詩》分風、雅、頌三個部分。風包括十五國風，《周南》、《召南》、《王》則是洛陽一帶的民歌。雅、頌則是王室的祭歌和頌歌，表現手法有賦、比、興，它的基本風格是淳樸自然，敢於描寫現實，開啓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
《樂》是隸屬周王室司樂的音樂作品，有人說《詩》和《樂》實際上是一體的。《詩》爲樂歌，“詩”記詞，“樂”記譜。《樂》集夏、商兩代音樂精華之大成，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周王室歷代樂官修訂。現《樂》已失傳，無法知道其原貌。
《禮》，又稱《周禮》、《周官》，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周公在洛邑制禮作樂，奠定周禮的基礎。所謂禮，是天子、諸侯、大夫必須遵循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其主要內容有建侯衛、宗法制、封諸侯、五服制;爵位、諡法、官制和吉、兇等禮。《周禮》被秦始皇徹底燒燬。西漢末年，劉向自稱發現了古本並加以著錄，這就是今本《周禮》，此事至今還令人生疑。
《春秋》之名，是先秦人們對史書的通稱，除周王室外，各國也都設有史官。秦焚書後，各國國史皆亡。西漢時，學者們藉口耳相傳，整理成《左傳》、《公羊傳》等，漢儒以爲以上各書是解釋孔子所作的《春秋》的。它們究竟與孔子的關係如何，尚不能定論。
周代重視貴族教育，貴族子弟把詩、書、禮、易、樂、春秋稱爲“六藝”(“六藝”有兩種，另一種爲禮、樂、射、御、書、數)，是必備的知識。而詩、書、禮、樂、易、春秋藏於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亂後，大量典籍散失。
因此，除《春秋》存疑外，其餘“五經”皆應編修於洛陽。龔自珍《六經正名》說：“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章學誠《校讎通議》說：“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尊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頌太師，《春秋》存於國史。”清《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若其詩文根本六經，德業師模三代，蠕言螳動，俱無愧於汝南家法。”
演變
六藝與六經的關係，漢朝人在使用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概念的時候，有時是從課程的角度出發的，有時是從課本的角度出發的。至於六藝爲何會出現禮、樂、射、御、書、數和詩、書、禮、樂、易、春秋兩種不同說法，則與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場變革有關。
六藝與六經是中國教育史和中國儒學史上的兩個重要名詞。六藝有禮、樂、射、御、書、數和詩、書、禮、樂、易、春秋兩種不同的說法，後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可稱作六經。這是稍有文史修養的人都會知道的常識。那麼，六藝爲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詩、書、禮、樂、易、春秋爲什麼既可稱作六經又可稱作六藝?經和藝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就筆者的見聞來看，古來學者對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唐朝顏師古注《漢書》，於《藝文志》、《儒林傳》、《韋賢傳》等篇中的“六藝”一律釋曰“六藝，六經也”，這可以說代表了古代學者共同的看法。注意到六藝與六經的區別並試圖對之作出解釋的專論，僅見今人鄧安生先生的《論“六藝”與“六經”》[1]。該文正確地指出了“‘六藝’決非六部儒家經典”的事實，但其最終解釋——“六藝就是六經，六經就是六藝，名異實同，都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技藝，稱六經者，儒家推尊其術而已”，在我看來卻與歷史事實似乎有較大的出入。我認爲，六藝與六經的關係，乃課程與課本的關係，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六藝除了六經還包括解釋六經的傳。經之得名，乃對傳而言，並非推崇六藝的產物。至於六藝爲何會出現兩種說法，則與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場變革有關。現將鄙見略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
一
六藝一詞最早見於《周禮》的《地官》篇，原指周代貴族社會用以“造士”(即培養武士)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的人，從《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一段文字來看，是應該包括“萬民”在內的。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這幾句話，據此認爲只有具備“國子”身份的高級貴族子弟纔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這是不準確的。事實上，國子和萬民都有接受六藝教育的權利，只不過他們接受六藝的地方不同，一在國學，一在鄉校而已。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周禮·地官》所說的有資格接受六藝教育的萬民，並不等於一國所屬的全體民衆。在西周及春秋時代，周王朝及其所屬的諸侯國普遍實行一種“國野”分治制度，將一國所屬的全部人口依職業分爲士農工商四種。士、工、商住在“國”(即城市戶口)，稱“國人”;農住在“野”(即農村戶口)，稱“野人”，也稱“庶人”。《國語》載，春秋初葉管仲治齊，將齊“國”分爲21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將“野”分爲五屬，每屬30鄉。按當時規定，四種職業世代相襲，不得改變。這即是管仲對齊桓公所說的“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據管仲估算，齊國“士鄉十五”以每家出一人計，即可“有士也三萬人”[2]。據此可知，《周禮》所說的“萬民”當指士鄉之民。也即是說，六藝是爲士鄉子弟開設的課程。因爲只有士鄉的人才有資格成爲士，而且士鄉的人口也適合以萬爲單位來計算。至於農工商三種職業的人，他們根本沒有資格成爲士，當然也就沒有資格接受培養武士的六藝教育了。《左傳》中對此種制度也多有反映。例如，楚國大夫子囊在向楚王介紹晉國政治的修明時說道：“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嗇，商工皁隸不知遷業。”[3]可見“競於教”是士階層獨有的生活。
據章太炎的研究，在孔子以前，儒人即是在鄉里從事六藝教育的人[4]。
除了培養武士的六藝課程之外，周代還有一種以培養高級政治人才爲目標的、以各種歷史文獻爲教材的課程體系。這種課程體系的設置在不同諸侯國可能並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國家也可能並不固定。不過，關於這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及其教學目的，《國語》中楚國大夫申叔時談論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話爲我們提供了明確的信息：“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5]
申叔時建議開設的課程一共9種。從《左傳》和《國語》等文獻來看，申叔時的這一課目表在當時貴族教育中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爲在當時貴族精英的內政外交活動中，這些內容是經常會提到的。
二
如前所述，六藝本是與周代國野制度聯繫在一起的旨在培養武士的課程體系。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與武士階級的生活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從流傳至今的《儀禮》一書來看，士人的禮、樂生活十分豐富，所以禮、樂被排在首要位置;在春秋時代以前，戰爭的主要方式是車戰，所以射、御成爲必修的軍事課程;書、數作爲基礎的文化課程，反而置於六藝之末。
大約從春秋中葉開始，隨着耕作技術的進步、各階層人口的增長，以及兼併戰爭的加劇等客觀社會因素的影響，國野制度逐漸受到破壞，貴族淪爲野人以及野人希望分享士人權利的歷史趨勢越來越不可阻擋。特別是禮崩樂壞和步戰方式的出現，更是進一步動搖着六藝教育的社會基礎。社會的發展呼喚出現新的教育模式。
儒人出身的魯國思想家孔子成爲最先起來掀起教育變革的代表人物。從《論語》等文獻材料不難看出，孔子及其有名的弟子們對六藝都是十分嫺熟的。在孔門的課程體系中，六藝可能仍然被保留下來，以培養“童子”階段的學生。但是，孔子本人所倡導的教學模式卻與儒人們以前參與的用來培養武士的六藝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這一不同即《史記·孔子世家》所總結的“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在六藝之外，孔子開創了一種以詩、書、禮、樂爲具體課目的新的課程體系。這種新的課程體系，與前面提到的以申叔時開列的9種課程爲代表的周代用以培養高級政治人才的歷史文獻教育十分相似，可以說一脈相承。與其不同的是，申叔時說的課程乃是對高級貴族子弟開設的，應該是接受六藝教育之後的一種高級教育，而孔子的課程則是面向所有三千來學弟子開設的。來到孔子這裏求學的弟子，除了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之外，還有不少出身於野人和商人家庭。這些人本來連接受六藝教育的資格都沒有。由此可見，孔子開創的新式教育實際上是使廣大被統治民衆獲得了分享貴族階級所壟斷的文化與政治特權的機會。這與當時貴族社會逐漸解體的歷史發展趨勢無疑是一致的。這種新的時代精神不僅體現在教育對象的改變上，更重要的還體現在教學內容的變革上。孔子所使用的詩、書、禮、樂教材，雖然大都是從當時魯國貴族教育家那裏搬過來的，但在對教材的講解上卻增加了許多體現新的時代精神和歷史發展方向的新觀點。如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6]“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7]他開設禮、樂教學的目的除了維護社會秩序之外，還在於限制貴族的僭越行爲，從而間接地減輕民衆的負擔。又如《春秋》，孔子在教學中除了總結歷史教訓，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譏世卿”，反對貴族特權無條件地代代相傳。
除了詩、書、禮、樂之外，孔子開設的課程在他晚年又增加了春秋與周易兩門，與六藝一樣，正好爲六門。
由於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課程內容代表了時代前進的方向併兼顧了各社會階層的利益，孔門成了當時最有活力和最受歡迎的教學園地。孔門弟子將孔子的政治思想應用於實踐，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到戰國時代，由孔子創立的儒家便成了弟子遍佈天下的顯學，佔據了教育市場的最大份額。而正是在戰國時代，以培養車戰的武士爲目標的六藝教育因國野制度的崩潰和車戰被步戰取代而退出了歷史舞臺。於是，六藝這個概念悄悄發生了變化：從原先用來稱呼培養武士的禮、樂、射、御、書、數變成儒家用來培養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一歷史變化之所以產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六藝作爲一個課程組合名稱，已經廣爲人們接受，有很強的品牌效應;儒家的前身儒人本來就是從事禮、樂、射、御、書、數這老六藝教育的人，在老六藝教育被歷史淘汰以後，儒家通過課程改革繼續掌握着教育大權，爲了滿足人們對六藝這一名詞的眷戀心理，利用好這一品牌效應，儒家人士便將詩、書、禮、樂、易、春秋湊成六門課程，並沿用六藝這一名號來稱呼它們，藉以證明自己在教育史上的正統地位。事實上，如果咬文嚼字的話，用六藝來稱呼詩、書、禮、樂、易、春秋，未必是恰當的。因爲它們並不像禮、樂、射、御、書、數那樣是六種技藝。新六藝中的禮、樂與老六藝中的禮、樂不同。老六藝中的禮、樂比較簡單，且帶有表演性質，禮指吉禮(祭祀之禮，共12目)、凶禮(喪塟之禮，共5目)、軍禮(軍旅之禮)、賓禮(賓客之禮，共8目)、嘉禮(婚冠之禮，共6目)等五類禮節儀軌，樂指《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六個樂舞。新六藝中的禮、樂則主要研究禮、樂的社會政治功能。
三
從教學內容的角度來看，新六藝與培養武士的老六藝有一顯著區別。老六藝是一種技藝教育，除了書、數也即識字和算術兩門課程之外，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教學活動都不需要課本。即使書、數兩門課程，是否有課本也很難說定。而新六藝則不同。新六藝主要是一種文獻知識和思想理論教育。這種教育需要書本作爲媒介。
《論語·先進》中載有孔子和子路的這樣一段對話：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乎佞者。”
子路讓子羔擔任費邑長官，孔子不同意。原因是子羔當時還在孔子那裏讀書。子路卻認爲，即使不讀書，也可以出仕。子路的看法代表的是一種落後觀念。在周代社會，貴族出身的人大都在接受老六藝教育之後即走上仕途，無意進一步讀書求學。這也即是鄭國貴族子皮對子產所說的“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8]。孔子認爲，要從政必須先學習，而學習則離不開讀書。由這則對話可知，孔門的新六藝教育是和讀書分不開的。孔子要弟子們讀的.書，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文獻。如前所述，這六種文獻本來屬於申叔時所說的那種周代貴族社會用以培養高級貴族子弟的高級教材，這些教材本來又是周代文化部門的官吏所編纂和掌管的官書。這些官書在孔子之前大都已有定本。例如居於“詩書禮樂”教材組合之首位的詩，吳國公子季札於公元前544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就在魯國接觸到了與今天所見《詩經》差不多的本子。又如《周易》與《春秋》，晉國大夫韓起於公元前540年(魯昭公二年)訪問魯國的時候，“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9]。《尚書》與《樂經》的情況不詳。至於《禮經》(即今之《儀禮》)，孔子之前是否有固定本子已經不能確定，《禮記·曲禮》中有這樣的話：“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今本《儀禮》的寫定可能與孔子有關。不過，從前面所引申叔時“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的話來看，孔子之前肯定有禮書無疑。孔子所做的不過是整理而已。
孔子利用各種現成的歷史文獻作爲教學用的課本，這些課本被儒家人士稱之爲“經”。至遲在戰國中期，“六經”的說法就已經在社會上流行，而且人們普遍承認六經爲孔子編定。《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耽(同‘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起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
關於“經”之得名，漢以後的儒者大都從“常久不易”的角度來解釋。例如，《釋名·釋典藝》說：“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宗經篇》說：“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玉海》四十一引鄭玄《孝經注》：“經者，不易之稱。”這種說法顯然是儒者尊經意圖的反映。章太炎曾對此作過駁正，提出：“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易於百名以下用簡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10]章氏的說法應有一定道理。春秋戰國以迄漢代被稱爲經的書很多，並不爲儒家所獨有。《國語·吳語》中有“挾經乘桴”的話，經指兵書;醫書有《內經》、《難經》;《墨子》有《經上》、《經下》;《荀子》曾引《道經》;賈誼《新書》有《容經》。這些書被稱爲經，恐怕與所謂不變的常道沒有什麼關係。不過，章氏的說法還有其不足之處。如果經僅僅是編絲綴屬的話，那麼當時其他一些類似的書爲何不都稱作經呢?《荀子》中的一段話爲我們提供了答案：“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由此看來，經是學習活動中必須誦的一種書。所謂誦經，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背課本。上面提到的各種經，應該都是各家學派的教學活動中需要背誦的課本。出於同一門派的老師對課文的講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課本則是相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用兼有“恆常”“編絲綴屬”二義的“經”來稱呼課本，可以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四
孔子及其後學在以經作爲課本教育學生的時候，其目的並不僅僅是讓學生記得一些死書，而是要培養學生的人格和政治智慧。《荀子·勸學》、《禮記·經解》、《莊子·天下》、《史記·太史公自序》等文獻都談到了學習六經的這些目的所在。如《勸學》雲：“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天下》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義。”要達到這樣一些教學目的，孔子及其後學對經書的解說便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於是，與經相對的一個名詞便出現了，這即是“傳”。所謂傳，即是對經的解說，除了“傳”之外，還有“說”、“記”等說法，總的都可以稱爲“傳”。正因爲傳的存在，六藝古經纔有了“備王道”的新意義。例如《周易》有“十翼”，包括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解釋《周易》古經的專題論文七種十篇，撰成於春秋戰國之間，原來都是單行，漢代學者將其與《周易》古經合在一起，稱作“十翼”。“傳之於經，猶羽翼之於鳥也。”如果沒有十翼，《周易》只是一部占卜學文獻，對儒者來說就如同一隻飛不起來的死鳥;由於有了十翼，《周易》就成了一部“道陰陽”的儒家哲學著作。又如《春秋》，本是魯國史官寫的一部大事記，但由於有了《公羊》《穀梁》等傳記，就成了一部政治倫理學著作。
《論語"學而篇》載有曾參這樣一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複習了沒有，乃是曾參一日三省的大事之一，由此可見“傳”在儒家教學中的地位。
傳不僅僅指對經書的解說，還包括所有與孔子學說有關的並不直接解說經書的文字。例如《論語》，據王充《論衡"正說篇》的記載，漢宣帝下古文《論語》於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
關於“傳”之得名，章太炎認爲：“‘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勿’(今作‘笏’)。……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11]此說應該有一定道理。學生聽了老師對經的講解，將其記錄於比較方便的手版上，並以之作爲自己將來當老師時要用的參考材料。這大概是傳產生的原因。
五
正因爲傳相對於經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六藝”這個課程組合概念，並不僅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種經書而已，還應包括講解經書的傳。從現有文獻來看，將詩、書、禮、樂、易、春秋統稱爲“六藝”，最早見於漢初(這當然不是新“六藝”出現的最早時間)。賈誼《新書·六術》：“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從這條給“六藝”下定義的材料不難看出，六藝與六經之間絕不是一種完全等同的關係。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種經書本身並不能稱作六藝，只有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才能稱得上六藝。“術”的傳播，除了藉助於經，更主要的無疑是依賴於傳。陸賈《新語·道基》中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話：“後聖定五經，明六藝。”陸賈將“五經”與“六藝”對舉，並且在其前面分別加了一個“定”字和“明”字。這說明，作爲“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因《樂》經已亡，故陸賈只提“五經”)，只要“定”文字就可以了;作爲“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則是需要在講解中“明”其意義的。藝的發明，顯然要以傳爲載體。
董仲舒在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對策中說：“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2]這“六藝之科”，顯然是從經傳結合的角度來講的。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議而立五經博士，更是明確地體現了經傳並重的傳統。在當時能夠讀懂六經的人無疑是很多的，但有資格立爲學官的卻只有少數的幾位：“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3]漢宣帝后，經師博士略有增加。能立爲博士的條件即具有師法。所謂師法，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至少從名義上來說，是從孔子及其弟子代代相傳的關於六經的穩定的解說。師法的表現，則是書面化了的傳。
西漢學者在提到“六藝”的時候，也都是在經傳結合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其中最明白的莫過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這句話：“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六藝之所以“以千萬數”，原因在於它包括了“經傳”兩個部分。如果只講經，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又，司馬遷自述他寫作《史記》時取捨歷史材料的原則，乃是“考信於六藝”。所謂“考信於六藝”，即《太史公自序》中說的“厥協六經異傳”。從《史記》中的具體篇章也可以看出，司馬遷所“考信”的史料，不但包括六經，而且還包括解說六經的傳，在他看來兩者的地位是相同的。清代的崔適在《春秋復始》中已經指出了這一現象：“漢儒引《公羊》者皆謂之《春秋》;可見當時所謂《春秋》者，實合今之《公羊傳》而名之。”呂思勉發揮說：“餘謂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經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此二語漢人引者甚多，皆謂之《易》)，今其文但見《易緯》。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載孟子對齊宣王好勇之問曰：……孟子所引，蓋亦《書傳》文也。舉此兩事，餘可類推。”[14]在漢儒那裏之所以出現這種經傳不分的情況，原因即在於漢儒引用的是作爲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不是作爲六經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後人不知六藝與六經的區別，故而感到奇怪。其實，漢人所作的圖書分類法已經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歷史真相。西漢末年劉歆作的《七略》(《漢書"藝文志》所本)，將圖書分爲“六藝”“諸子”“術數”等七個類別，總稱“七略”。被收入“六藝略”的圖書，除了六經，還包括所有解說經書以及與孔子學說有關的書籍。
那麼，六藝又是怎樣變成六經的同義詞的呢?我認爲，這與今文經學在東漢的徹底衰落有着重要關係。今文經學退出歷史舞臺後，傳經已不再講究師法和家法。“傳”不再具有“經”那樣的神聖地位。於是，從晉代李充將圖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開始，“六藝”被“經”取代，再也沒有在中國此後的圖書分類法中出現了。
總而言之，六藝和六經是兩個既相聯繫又相區別的概念。無論從六部經典的角度還是從六種技藝的角度把六藝和六經等同起來，都是不對的。六藝是從課程的角度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總稱，六經是從課本的角度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總稱。這與我們今天學校教育中的情況一樣，“政治”“語文”“數學”“英語”“歷史”“地理”等等，既可指課本，也可指課程。六經指的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