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野走向遠方的詩人散文

說起來有點令人難以置信，書生曾是吳昕孺給我的第一印象。還在很小的時候，我就對書生的形象有過遐想，遐想中的書生都是謙謙君子，外表文弱，卻有滿腹經綸，他們一個個清逸脫俗，言談舉止裏無不透着書香。在十年寒窗苦讀之後，他們也大多懷揣着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成爲士大夫或光耀門楣或一展“治國平天下”的宏願。遐想終歸是遐想，何況這遐想還停留在一個人的少年時期，那種由有限閒書所獲取的對古時書生的描述，與當下的現實大相徑庭所帶來的失落感，自然會在所難免。但這樣的遐想並非一無是處，無形中它會衍化成一種情結，一種輪廓模糊的標準。直到遇見吳昕孺，我的腦海裏竟突然間跳出的一個詞就是“書生”，彷彿這個詞已爲他準備了很久。

一位從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的高材生卻沒有選擇仕途，而是選擇留校，在校報當了一名普通的編輯，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四年後，吳昕孺調至湖南教育報刊社，在《湖南教育報》編輯文學副刊，再後來又編雜誌，在編務之餘進行文學創作。在我看來，吳昕孺選擇的不僅僅是編輯這個職業，他真正選擇的是文學之路，也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把文學創作看得比仕途要重，當然，在旁人看來這一令人難以理解的選擇實際上還出於他對自身文學才華的高度自信。

我一直相信吳昕孺自己也有類似的書生情結，只是書生的定義體現在他的身上則會有另外的意味。可以這樣說，他這個書生是爲書寫而生，也爲寫書而生。因此，他實際上乾的是作家和詩人要乾的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當我還是一個狂熱的詩歌愛好者時，吳昕孺就以本名“吳新宇”在各大詩刊上發表了大量作品。作爲當時新鄉土詩派的骨幹成員，他的詩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爲清晰，他是少數幾個在新詩寫作中延續了古典語境的詩人。這使得他筆下的鄉土別有一番情致和韻味。新鄉土詩派的領軍人物江堤去世後，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詩派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後來重組的“三駕馬車”想再度舉起這面旗幟，卻無以爲繼。吳昕孺沒有再參與其中，這說明他對新鄉土詩派的沒落有着十分清醒的認知。從這段時期他的詩歌創作來看，他已自覺地與新鄉土詩派劃清了界限，他的創作實際上已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無論是在題材的選取還是語言的表達上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早在新世紀之初，吳昕孺挑起了《大學時代》雜誌主編的重擔，他的詩人情懷曾持久地激盪過這本刊物，爲大學生辦一本具有指導性和前膽性的人文讀本是他的追求，這基於他對當下中國教育的失望，也基於他的詩人理想，他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爲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乾點事情。除了衆多具有思想含量的專欄外，他還專門爲大學校園的詩歌愛好者開闢了“我們的旗幟——80後大學生詩歌聯展”，培養了一大批校園詩人，如今，這些人已成爲中國詩壇的中堅力量。但事與願違，他賦予《大學時代》的辦刊理念最終沒能與市場抗衡，儘管將近四萬冊的訂數在當時仍然是一個不錯的戰績，但由於與主辦方的預期相去甚遠，不得不選擇放棄。殘酷的現實面前，吳昕孺在看清社會本質的同時，也看清了自己的未來和方向。他後來幾度專程赴雲南，採訪教育改革家羅崇敏，併爲此而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他在改變教育——羅崇敏與中國教育的交鋒》，在我看來仍延續着他的書生意氣和責任擔當，他想通過一位教育界的當世賢者爲中國的現行教育把脈，這裏面當然也寄託着他個人的教育理想。

2005年，吳昕孺參與好友歐陽白創辦的“詩屋論壇”，一起倡導“好詩主義”，後來又共同主編《詩屋》年選。“好詩主義”的提出對當下的詩壇有很強的針對性，在面對歧途叢生的中國詩壇及種種與詩歌有關的亂象時，很多詩人選擇了隱忍和沉默，詩人吳昕孺也深知，要改變這一積重難返的局面絕非易事。他和歐陽白選擇用行動來代替吶喊，《詩屋》年選一編就是十年。十年來，他們嘔心瀝血，憑一雙慧眼，從成千上萬的來稿中精挑細選，沒有門戶之見，摒棄派別之爭，更不看名氣和身份，用大量優秀的詩歌文本來奉行他們所提出的“好詩主義”。

除了堅持不懈的詩歌寫作之外，吳昕孺還涉及到了小說、散文、隨筆的寫作，尤其是近幾年來，他的小說和散文頻頻出現在各大刊物的頭條，不時被《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散文選刊》《海外文摘》及衆多的年度選本所選載，有的還獲得全國性大獎。此時的吳昕孺不再是我最初印象中的那個書生，他更像是一個一頭扎進文學荒漠裏的墾荒者，他磨刀霍霍，辛勤勞作，把文字作爲種籽，讓它們長成花草樹木，長成他想象中的原野。在這片原野上，他收穫了像《去武漢》《癡呆》《中國小腳》《鴨語》《夢中人》等這樣優秀的中短篇小說。比方說《中國小腳》，這個中篇視角獨特，敘述細膩，筆墨大氣沉穩，對中國小腳有自己獨到的認知，既寫出了中西方文化和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也寫出了東方趣味中所蘊藏的令人慾罷不能的神祕魅力，直抵人心和詩意。在散文創作方面，他收穫了像《母親的河》《父親的清明節》《時間這張臉》《一張紙的'前世今生》《幸運的月岩》等優秀散文作品。對於詩歌的寫作，吳昕孺從未中斷過，這些年雖然從數量上看不及從前，質量和水準卻在不斷地提升。他的《喜劇》《天鵝降臨》《父親》《我從一滴雨中看到雪的本質》，還有他寫給荷爾德林、里爾克、阿赫瑪託娃、辛波斯卡、曼德爾斯塔姆等大師的詩，都是極爲難得的短詩佳構。尤其是他三千多行的長詩《原野》的出版，很快引起詩壇的廣泛關注，衆多評論家爲之作評。這部長詩既是一個人的心靈史，也蘊含着一個詩人精神上的遠方。

這個世界總不乏眺望遠方的人，他們爲了眺望得更遠，往往會想盡千方百計爬到足夠高的地方去，依附於高枝或峭壁，但眺望畢竟不是抵達，遠方的未知又讓很多人的眺望僅止於眺望本身。吳昕孺不同，他選擇站在自己構建的這片原野上眺望，這意味着他的眺望一開始就與水平線達成了一致，這種低姿態的眺望反而讓他一開始看到的那個始於足下的遠方並非遙不可及，只是需要在不斷的奔走中才能抵達。他要抵達的遠方總在他的前面不遠處，每抵達一次，就會出現一個新的遠方。他奔走的身影很容易被衆多奔走於日常的身影所淹沒，但他的奔走沉穩，篤定，踏實，有確切無疑的方向，他對自己要抵達的遠方也瞭然於胸，因此，每一個遠方對於他而言都是真實的，可以站在那裏喘上一口氣回望一下，然後繼續低頭前行。

你可以說他走向的是詩歌的遠方，你也可以說他走向的是小說的遠方，你還可以說通往散文的道路上也有他的遠方，總的來說，他要走向的是文學的遠方。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詩人，永遠都是。他的小說和散文創作，是爲了讓這樣一位詩人更具棱角更趨完整更加豐滿。因此，站在原野上眺望並走向遠方對於吳昕孺而言不是基於某種策略，而是基於對自身和這個世界的充分認知。在他看來，只有置身於原野這一寬厚的背景當中，才能真正地成就他走向遠方的身影。而在我看來，吳昕孺是一個可以讓人不斷去期待的人，你期待的時間越長，他釋放出來的能量就會越大。

其實，吳昕孺在還沒有寫出長詩《原野》之前，他已經在構建自己的原野，那是由閱讀、經歷、思考、對文學寫作理想的孜孜以求和不被外界動搖的心神所構建而成的，那是屬於他一個人的原野。他一直是這樣，默默地，甚至是悄無聲息地走着。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他不斷地修正自己行走的線路，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心態，任何與人生有關的變數，無論好壞，只會讓他變得更加堅定。誰也說不清楚，這個長相清秀帥氣而身形看上去卻有幾分單薄的詩人到底蘊藏着多大的能量，下任何結論似乎都爲時過早。由最初的眺望到大踏步奔走，屬於他的遠方變得日益清晰。迄今爲止，吳昕孺已出版長篇小說、詩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說集及人物傳記多達十餘種，但他仍走在忘我的路上。

隨着名聲越來越響，吳昕孺也越來越忙，忙着編務，忙着閱讀，忙着創作，有時不得不應邀傳授寫作心得和閱讀體會，爲此他時常感慨“時間被碎片化的可怕”，有時的身不由己常常需要他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成就他的創作。但就算是再忙，他都會忙裏偷閒擠出時間去探訪像朱健、鍾叔河、周實、戴海這樣德高望重的文壇前輩，在與他們的交談中獲取寶貴的經驗。他還會找機會和一幫聊得來的兄弟們聚一聚，瞭解他們的生活和狀態。對於那些年輕的後學，他每每是有求必應，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幫助和提攜他們。在湖南詩歌界，他是唯一一個堅持將自己的所見所遇所聞訴諸文字的記錄者，他記錄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經歷，他這樣做基於他的文獻意識，實際上是在有意識地爲後來的研究者提供湖南詩壇的第一手資料。

對於我個人而言，吳昕孺更是一個可以交心的兄長，他從不掩飾自己對一個人才華的欣賞，也從不恃才傲物。他的謙和乃至謙卑，他的寬容，他待人的情義，在原則性問題上所體現出的不敷衍不妥協的文人風骨，隨便一樣都能打動人心。爲文做人到了這個份上，實在是不多見的。

我記得吳昕孺有一首短詩《在流水裏尋找沙子》，湖南省詩歌學會還專門以此爲題爲他個人做了一個詩歌沙龍的專場。當時我想，一個決意於在流水裏尋找沙子的詩人，如果沒有對文化道義的責任和擔當，他是不可能找到沙子的，他只會看到時光的流水將一切無情地衝走。但他一直在尋找，哪怕明知這種尋找可能是徒勞的，他還是會去尋找，他幾乎是義無反顧地遠離人羣的喧囂，形單影隻地走在這樣一條尋找的道路上。我相信，那裏不僅有他的原野和遠方，還有他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