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信箋
母親有個愛寫信的習慣，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從1941年的冬天開始的。哥哥約尼自應徵入伍後，一連數月沒有音訊。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廚房的大桌子前給他寫信。
我弄不明白既然約尼從不回信，她幹嘛還要寫呀寫。
“等着吧，我們總會收到他的來信的。”她總是那麼自信。母親常說，信同人的心靈是相通的，神聖的上帝之光會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她相信這速光芒能幫助她找到約尼。
我不知道她說的這些話是不是爲了讓她自己或我們大家放寬心，但這畢竟把我們的心緊緊連在了一起。終於有一天約尼來信了——他還活着，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親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賽西麗婭.卡普契”，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幹嘛不寫‘媽媽’？”原來，她從來就把自己當做賽西麗婭.卡普契，而不是媽媽。這使我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母親，這位身材嬌小、穿着不足5碼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親從不化妝，也不佩戴首飾，除了一隻金黃色的結婚手鐲。她有一頭漂亮的頭髮，又黑又直，盤在腦後，鼻樑上架着一副輕巧的銀絲邊眼鏡。
每次寫完信，母親總是讓父親去發。然後，她端來咖啡壺，我們便邊喝咖啡邊回憶起以前一家10口人圍坐在桌邊時的美好時光——爸爸、媽媽，還有8個孩子。那時，我們這5個男孩3個女孩中誰也沒想到有朝一日會離開這個家，去工作，去參戰或者結婚，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親寫信的對象中又加上了另外兩個兒子。每天晚上她要寫3封不同的信，然後讓父親和我在信上加上我倆的問候。
母親寫信的事在村子裏傳開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婦人找上門來。她顫着聲向母親問道：“你能寫信，這是真的嗎？”“我常給兒子們寫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婦人又輕聲問道。
“當然可以。”
婦人急忙從提包裏拿出一疊航空信：“念……請您快給我念念。”
這是那位婦人正在歐洲打仗的兒子寄來的。母親還記得那個以前常和自己的兒子一起玩耍的紅頭髮小夥子。她把信由英文譯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給那位婦人聽。婦人聽着，兩眼閃着激動的淚光。“我得給他回信，”她說，“可怎麼寫呢？”“達菲，去做點咖啡。”母親邊吩咐我邊把婦人領進裏屋坐下，然後拿出鋼筆、墨水和信紙開始寫了起來。寫好後，她給婦人唸了一遍。
“你怎麼知道我想說這些？”她問母親。
“我常讀兒子的信，知道一個母親該對兒子說些什麼。”
不久，那位婦人又來的，還帶來了一位位朋友——她們的兒子都在打仗，她們都想給兒子寫信。於是，爲街坊鄰居寫信幾乎成了母親的職業。有時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別人寫信上。
母親對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婦人請母親教教她：“我想學會寫我的名字給兒子看。”於是，母親就手把手一筆一劃地教她寫，一遍又一遍。這以後，每當母親爲她寫好信，她便開心地在信尾寫上自己的名字。
一天，那位婦人又來到我們家。母親一眼便看出發生了什麼事。婦人眼中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種希望之光了。她們在一起久久地坐着，手拉着手。“也許我們該去趟教堂。”母親輕聲對她說。從教堂回來的路上，母親腦海中一片空白，只想着那位紅頭髮小夥子。
戰爭結束後，母親放下了紙和筆。“結束了。”她說。然而，她想錯了。那些曾找母親替她們給兒子寫信的又拿着她們親戚的信來找她。
母親曾經說過，她曾一直夢想當一名作家。“爲什麼不去實現這個夢想？”我問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標，”她說，“我的生活目標看來就是寫信了。
““沒有什麼能夠像信一樣把人們凝聚在一起。它會讓你痛苦，也能使你歡笑。
最好的關心莫過於一封充滿愛意的信箋，因爲它可以讓世界變得很小，可以讓寫信人和讀信人成爲自己的主宰。孩子，信就是生活！”母親的信一封也沒有留到現在，但受到過她幫助的人們卻依然在談論着她，把她寫的信裝進了他們記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