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分紅散文
在繁忙的場院裏，上一場糧食剛剛打完收好，下一場莊稼就又平鋪開來。打下的糧食還來不及運走的，堆成了一座座黃燦燦的小金山。這些零食除了生產隊留一些種子和飼料外，再按人頭分給各家做來年的口糧，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直接裝上車，送往公社的糧食所，上繳國家，也就是交公糧。
交公糧，在我國的歷史上，已經有兩千多年了，古時候叫皇糧國稅，徵收公糧，主要用於戰爭。解放後，政府建立了管理糧食的糧站系統，以生產隊爲單位，繼續徵收公糧，作爲一種義務。到了二十世紀末，又改爲農業稅。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不但取消了農業稅，而且政府又反過來，實施農業補貼政策，簡稱糧補。
記憶裏，送公糧所用的運載工具，一般都是大馬車，偶爾也有用老牛車的。在送公糧的日子裏，四面八方通往糧食所的大道上，天天都有一臺臺裝滿糧食的大車。在糧食所大門前，等候交糧的大車，常常沿街排出去二三裏地遠，場面十分壯觀。
送公糧是個比較苦的差事，常常要在糧食所門前等候大半天。時值冬天，車老闆們都有厚實的禦寒裝備，大皮襖是裏邊帶羊毛的那種，緬褶的大棉褲，褲腰高到腋下，牛皮靰鞡裏墊上烏拉草，走在雪地裏“吱嘎、吱噶”地作響。每一掛送糧的大車，除了車老闆，還要跟一個臨時掌包的，給車老闆打下手。
那個年代裏，沒有飯店或小吃部，肚子餓得受不了時，只好到供銷社買點兒乾糧，還得用糧票纔可以買。臨來的時候，車老闆會想着給牲口帶足夠吃一天的草料。
儘管條件艱苦，車老闆和掌包的都很願意送公糧，因爲每去一次，都有一元多的出差費。這是掙到的一個工日的工分外，又額外的補助。那時候的一個工日，還掙不到一元錢，這就相當於一天掙到了兩三天的工錢。
掌包的任務，除了負責卸車，還要照看好車上的糧食，同時與車把式做好配合。車把式趕車，坐在車前且面朝前，而車上的東西都在他身後，無法照看。掌包的便坐在車頂，面朝後，車上的東西均在他的監控之下。他既要照看着別掉下去，又要防備有路人順手牽羊。
由於當年糧食緊張，確實有極個別遊手好閒的不法分子，打着送糧車的歪主意。送公糧的大車，常常要起早貪黑地去糧食所排隊，大車行走在路上，馬蹄聲和車軲轆聲會傳出去很遠。偷糧的人便在夜裏出來，貓在路邊，如果發現某一掛大車上掌包的在打瞌睡，便竄到車後，貓腰尾隨，用一種叫“探子”的盜糧用具，就是一頭帶尖兒的`鋼管，扎進麻袋，糧食就會順着鋼管流出來，流到他接着的袋子裏。偷糧人用探子偷走的三四十斤，對於一車糧食來說，出入不算很大。即使發現了，掌包的自己失職，一般都不會聲張。偷糧的人也不敢在一掛大車上多偷。如果公家發現糧食丟多了，就會追查。一旦被調查出來，就會上綱上線與政治形勢掛鉤，輕者被遊街示衆，批鬥挨罰，重者定罪判刑坐大牢。
熬過了吃集體食堂和吃“代食品”的三年困難時期後，口糧開始按人頭分送到各家。當時有句順口溜，“夠不夠，三百六。”在鍋裏沒有什麼油水的年月，一般人家的口糧都不足。到了夏季，孩子多的人家就有可能斷糧了，好在這時青菜差不多下來了。在鄉下，總可以找到充飢的東西，也有用米糠或新下來的土豆代替主食的，不至於把人餓死。我小時候家裏也斷過糧，但印象不深，原因是沒有捱過餓。後來達到人均口糧四百二十斤，情況就大有好轉了。
六十年代之前，東北鄉下的主產農作物是高粱、穀子、大豆、苞米，也有少量的糜子和小豆，還在澇窪地種過不怕澇的稗子，偶爾遇到苗沒出齊的地塊，就補種成熟期短的蕎麥。到了七十年代，由於追求總產量，大苞米便佔據了農作物種植的主打地位，其他農作物相對縮減，苞米麪也就成爲東北餐桌上最常見的主食。在那個勉強填飽肚子的年月，東北人吃苞米麪，就像山東人吃地瓜乾兒，吃膩了也得吃，不吃餓呀！
分口糧的那一天，也算鄉村裏的喜慶日子了。隊長要選派幾個責任心強又覺悟高的人，在場院裏負責分糧食。有負責灌袋子的，有負責扛大秤的，有往袋子上寫戶主名的，還有記賬的，有裝車的……一般都是按大約數量，先用大秤量一下，再將出入用小盤秤進行微調，多退少補。
往各家送糧的大車，一次拉出來好幾家的口糧，這就要由細心的人照看着，不能送錯。再由幾個精明的壯勞力跟着車，到了哪一家門前，一邊喊門一邊把糧食給背進去。一般都是幾麻袋，有整有零。進屋後要告訴主人，這一袋子是多少斤。主人也會做個記錄，以免出現差錯。麻袋子一般不用立馬收回，等安置好之後，主人上工時，捎回場院交給保管員即可。
場院裏每打完一場糧食，就會存下一些碎柴禾，推積在場院裏很佔地方，影響打場。這時，生產隊就派半拉子，趕着老牛車，一家一車送給各家。從屯子裏的這一頭一直排到那一頭。如果碎柴禾不是很多時，就由保管員站在村頭喊：“分碎柴禾啦！”意思是各家自己帶着傢什，去場院領取碎柴禾。聽到喊聲，大人就會打發孩子拿個麻袋子什麼的去場院領取。這時的場院裏，已由專人把碎柴禾按屯子的總戶數，平均分成一戶一堆。碎柴禾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去領的人隨便裝哪一堆都可以，也不用跟誰打招呼，如果到了一定時間，遲遲沒有去領取的，就算自動放棄不要了。
由於這些碎柴禾末子太散碎，各家就都像架障子那樣弄個柴禾欄子。柴禾欄子一般用整捆的秫秸圍成，密不透風，嚴嚴實實。從場院揹回來碎柴禾，裏邊或多或少有星星點點的糧食，領取回來就直接倒在院子裏，讓自家的豬拱雞刨後，再歸攏到柴禾欄子裏去。
臨近小年的時候，生產隊就該歸攏賬目，準備開資分紅了。隊長先組織召開一次隊委會，就是生產隊領導班子會議，其中班子成員有：隊長，也叫政治隊長；副隊長，也叫生產隊長；生產組長，也叫打頭的；車馬組長，就是頭一掛馬車的車把式；婦女隊長（或婦女組長），就是女社員裏打頭的；還有保管員、會計、民兵排長和農代表，也有的身兼雙職。一共可能是九個人，也可能是七個人。會上商討的議題，就是根據這一年集體經濟收入情況，確定每一個工日應該“勾多少錢”。也就是說，將勞動力掙到的每十分工分，摺合成人民幣多少錢。
生產隊的資金收入來源，有國家給返回所交公糧的錢，是按較低的公價折算的，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來源於集體的副業收入。風調雨順的好年頭，可能勾上一元或更多，收成不好的年頭就可能僅勾上幾角。在當時，還聽說有的生產隊減產歉收，窮得勾了負數，那意思是社員出工幹活兒越多，掙的工分就越多，但欠下公家的賬也就越多。人們把這種情況也叫倒找錢。白捱了累還得倒貼，我對此一直很費解。
生產隊班子商定了勾錢數之後，還要上報到大隊，等待大隊審覈後批准。大隊把勾錢數批下來了，會計就把每一家勞動力的工分摺合成現金，然後扣除口糧錢，同時扣除過節分的豬肉、平時分的瓜果以及雜七雜八的錢，最後的剩餘，就是所分到的“紅”了。勞動力少而人口又多的家庭，很可能分不到紅，甚至會欠下債。勞動力多的人家，分到的紅自然就多，可能多達幾百元。
其實在生產隊年底分紅之前，各家能分到多少，基本都有個小九九。如果有一定的收入，就會做出各自的打算，或翻蓋房子，或給孩子娶媳婦，或打製傢俱，或大人孩子添置新衣，辦置年貨。歡歡喜喜迎接新一年的到來。
爲了給社員們多分一些紅,有些生產隊就會搞副業生產，一般會經營個粉坊或豆腐坊什麼的。而我們火燒泡子只有家庭副業，集體什麼副業作坊都沒有。如果不知情外鄉人，可能以爲我們生產隊集體經濟在收入上少了優勢，其實不然，我們生產隊每年的副業收入都相當可觀。人們經常議論這樣一種現象，說一個單位裏，如果領導有哪方面的嗜好，哪方面工作就抓得特別好。我們火燒泡子的隊長是我大舅，在他當隊長之前，一直是隊裏趕頭一掛馬車的生產組長，外號叫大老闆子。他當了隊長後，我們生產隊的馬匹，個個膘肥體壯，搞副業也是在車馬上研究做文章。
收完秋之後，生產隊的大車就不那麼忙了。即使打場，也用不着太多的馬匹，而且打場的活兒不重。送公糧時，也可以用老牛車，不管什麼車，到了糧食所一律需要排隊等着過稱，因此走得快慢，到了之後也就無所謂了。冬季往地裏送糞，也沒有太遠的路，大田地都是在屯子周圍，老牛車完全可以。這時，有經濟頭腦的隊長，可能就會偷偷地派出兩掛大馬車，進城去找拉腳的活兒，掙外快。
進城拉腳的收入，相當可觀，可以壯大生產隊的副業收入，尤其是到了年底分紅時，可以多“勾”兩毛。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反對搞資本主義，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管是家庭副業還是集體副業，都屬於不務正業，一律受到限制。“上邊”有明確要求，不允許以冬閒爲藉口，搞拉腳一類的副業。因爲影響農業生產，那就是破壞“農業學大寨”，罪名就嚴重了。
爲了達到進城拉腳的目的，在“上有政策”的情況下，如何想出“下有對策”的辦法，這就需要變通。一個生產隊，每年至少會有三四匹馬下駒，馬匹逐年增加，就可以把多餘的馬匹賣掉。那時候，在城市的周邊地帶，專門設有騾馬市場。進城賣馬時，便可以名正言順地趕着兩掛馬車去賣。等到了城裏的的大車店住下後，就不僅僅是賣馬了，還可以賣了再買，買了再賣，通過倒買倒賣馬匹，可以賺到一些錢。同時還可以藉着住在城裏這個機會，幹一些拉腳的私活兒，掙到豐厚的運輸費。
記得那些年的冬季裏，常常聽說生產隊的大車又進城賣馬去了，去的除了兩個車老闆，還要有兩個掌包的。其中一個是懂得相馬的，也叫馬販子，另一個兼管賬目的，一般是個沒有私心的倔強人。隊長也要常常過去關照一下，關鍵時需要他拿主意掌舵。
相馬，是一門不淺的學問。要通過觀察馬匹的外形外貌，來了解一匹馬身體結構的優劣，進而推測判斷這匹馬勞動能力的高下。當時會相馬的人，差不多哪個屯子都有，或許這也是時代的產物吧。能不能通過販馬掙到錢，那就看馬販子對馬匹的識別能力，或者說業務精不精了。
我有個二舅，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三姥爺去世得早，因此從小就沒人管的二舅，在十五六歲時就開始出門在外，自己闖蕩，沒有成爲規規矩矩的莊稼人。他很少在隊裏下地幹活，經常跑外邊幹一些私活掙現錢。或許他就是爲了躲避農活，除了會瓦匠手藝，會拉胡琴，還學會一些雜七雜八的其他手藝。我從來沒有看見他趕過大車，但他卻是個特別會相馬的馬販子，在這一點上，就連那些車老闆也自愧不如。
由於馬在體形上各有不同，因此便有了相馬的標準。曾聽二舅說，一匹優良的好馬，應該是：眼睛大而圓，飽滿有光；小耳尖立，轉動靈活；頭稍小而長，骨骼輪廓分明，腮肉少……還有頸、肩、背腰、四肢、蹄子什麼的，都可以作爲鑑定標準。可惜我對此沒有興趣，越聽越發暈。後來我還聽說，有經驗的馬販子在馬市上，袖子裏藏着一個不大的小鞭子，當他看好了哪一匹馬，就冷不防往馬屁股上抽一鞭子，那馬被抽疼了，就立刻在馬市裏跑起來。就在馬的跑動中，它的價格，便在馬販子的心裏有了數目。
騾馬市場上有個自古傳承下來的規矩，討價還價是不可以公開談論的，雙方只能在一個狗皮製作的筒裏捏手指頭，俗稱“蓋蓋搖”，也叫“袖裏吞金術”。那個狗皮筒子叫做“袖筒子”，雙方在“袖筒裏”用手討價還價，對方一摸就知道。就像《康熙微服私訪》裏買賣人之間說的“拉拉手吧”，兩隻手在“袖筒子”裏相互比劃着，摸着，各自心照不宣，但旁人無法知道。
若想尋找拉腳的活兒，就把大車趕到聯繫活兒的固定點上等候，也有到大車店來找車的。遇到拉腳的活兒，談好價就可以了。
每天到了晚上，不管是買賣牲口的，還是拉腳的，都回到大車店住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馬車是鄉下最主要運輸工具。大車店，是以接待車馬爲主的店鋪，主要設置於交通要道和城市附近，據說始於清末和民國初期。後來有很多地名如郭家店、瓦房店、普蘭店的由來，都是襲用了原來某家大車店的名字。
大車店一般都是土木結構的平房，通敞大間，南北大火炕，地上放張木桌和幾個長條凳，洗臉盆、豬胰子和毛巾一應俱全，冬季裏屋內還會搭建個大火爐子。院裏有很大的馬廄，有木質餵馬槽，有夥計幫餵馬和照看車上的貨物。住店價格比國營的招待所要便宜得多，進城的馬車去住大車店，無疑是最佳選擇。
大車店天天納客，也帶動了周圍很多產業的發展，據說在解放前，大車店附近除了有馬具商店，還有掛馬掌的、賣小吃的、說書賣藝的、開小茶館的，還有流竄賣瓜子的，賣菸捲的，做暗娼的。每到晚上，大車店門庭若市，四周燈火通明，三教九流粉墨登場。解放後的大車店也挺熱鬧，吃罷晚飯，車老闆們常常在客房裏或聚到院子裏，一邊抽菸一邊閒聊，或近期的天氣，或家鄉的收成，或家庭瑣事，或奇聞異事什麼的。也可以到附近的說書館聽上一段評書，小劇場裏還有二人轉，都是草臺班子，一男一女在臺上打情罵俏，臺下鼓掌的，吹口哨的，起鬨的，十分熱鬧。到了夜深該睡覺的時候，回到店裏，鑽進被窩，一會兒便鼾聲大起，進入夢鄉。第二天一早，車伕們便紛紛起來套車走人，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臨近春節，拉腳的大馬車顛顛地從城裏返回。帶回一冬天拉腳的收入，填充到年底分紅的賬目裏，多勾幾毛，給辛苦了一年的社員們增加一筆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