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詩全集 先秦詩人屈原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中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漢族，出生於楚國丹陽，名平，字原。戰國時期楚國貴族出身，任三閭大夫、左徒,兼管內政外交大事。他主張對內舉賢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後因遭貴族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一舉攻破楚國首都郢都。憂國憂民的屈原在長沙附近汩羅江懷石自殺，端午節據說就是他的忌日。他寫下許多不朽詩篇，成爲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者，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詩歌體裁楚辭。主要作品有《離騷》、《九章》、《九歌》等。在詩中抒發了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表達了對楚國的熱愛，體現了他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和爲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創造的“楚辭”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與《詩經》並稱“風騷”二體，對後世詩歌創作產生積極影響。
大招 招魂 遠遊（屈原） 九章 九歌 天問 卜居 哀郢 國殤、 九歌·湘夫人、 離騷
屈原墓園屈原墓位於湖南汨羅市城北玉笥山東5公里處的汨羅山頂。因在2公里範圍內有12個高大的墓冢，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閭大夫墓”或“楚三閭大夫墓”石碑，相傳爲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園附近有3座規模頗大的寺廟，分別是保緣寺、普濟寺和普德大廟。
屈原介紹屈原，湖北秭歸人，羋[mǐ]姓屈氏（與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爲羋姓熊氏，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見正史記載，史學界尚有爭論。據推測生於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於公元前278年4月26日。是中國最早的浪漫主義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偉大的愛國詩人。他被世人稱爲“詩歌之父”。他的出現，標誌着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唱的新時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誕生於楚都丹陽，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爲人性格耿直，卻因在修訂法規的時候，不願聽從上官大夫的話與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懷王的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寵妃鄭袖等人，受了秦國使者張儀的賄賂，不但阻止懷王接受屈原的意見，並且使懷王疏遠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國的懷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開始了流放生涯。結果楚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等人的極力慫恿下被秦國誘去，囚死秦國。
楚襄王即位後，屈原繼續受到迫害，並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帶兵南下，攻破了楚國國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迴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懷恨投汨（mì）羅江自殺。老百姓聽到噩耗很悲痛，爭先恐後的來打撈他的屍體，結果一無所獲。於是，有人用葦葉包了糯米飯，投進江中祭祀屈原，這種祭祀活動一年一年流傳下來，漸漸成爲一種風俗。 定於農曆五月初五爲端午節（是關於端午節其中的一種說法）。對於屈原的忠而見疏，後世詩人陣志歲遙爲鬱結，其詩《屈原》雲：“浩氣幹霄漢，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無計事昏君。”（《載敬堂集·江南靖士詩稿》） 此不僅對愛國者屈原，也是對歷代“王之藎臣”（《詩·大雅·文王》）的由衷愾惜；不只對當時楚王，也是對其他昏暗君王的一深刻批判。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餘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餘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在流放期間，屈原爲後世留下了許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爲中國文學的起源之一。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後，在和漁父的一次對話中，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塵埃。在漁父看來，處世不必過於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來爲官；世道渾濁，可以與世沉浮。至於“深思高舉”，落得個被放逐，則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漁父的談話，表現出了兩種處世哲學。 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都。當年4月26日（農曆五月初五），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之下懷抱大石投汨羅江而死。端午節，就是因此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7個國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聯合發起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1953年，在莫斯科舉行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將屈原列爲會議中的歷史上的該年“當年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他。（因爲那一年正是屈原逝世2230週年，也是其他三位文人逝世的“大年”。類似的活動後來也曾舉行過多次，如迦梨陀沙、海涅、陀思妥也夫斯基爲1956年“世界三大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生平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來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後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爲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據《離騷》中的兩句："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認爲"攝提"是指"攝提格"，太歲在寅曰攝提，這是以歲星所當的年次而言；朱熹則以爲"攝提"是星名，這個攝提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這裏以攝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據鄒漢勳、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曆推算，定爲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瑒用周曆推算定爲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
1976年陝西臨潼縣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內有銘文4行，32字， 記述了周武王伐紂的過程。湯炳正先生在經過認真考證後認爲，"利簋"銘文"歲鼎克"三字中，"歲"指歲星，古人或稱"攝提"，今人稱爲木星。"鼎"即貞，訓爲當。"克"與"辜"同字，爲月名，十一月爲辜。"歲貞克"意爲歲星正當十一月晨出東方，此係指木星的會合周期而言。這樣，"利簋"銘文"珷徵商，唯甲子朝，歲貞克，昏夙有商"就與《史記》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的記載完全吻合。"利簋"銘文"歲貞克"，與《離騷》"攝提貞於孟陬"說的是同一範疇的問題，都是以歲星的運行標記年月。若按《離騷》爲例，銘文可以引申爲"攝提貞於仲辜"；若以銘文例之，《離騷》中的"攝提貞於孟陬"也可以簡化爲"歲貞陬"。《離騷》中"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兩句的大意是：歲星恰恰出現於孟春正月的那個月、庚寅這一天我降生了。這裏屈原雖然沒有正面記述誕生之年，但是凡夏曆正月歲星晨出東方，正標誌着這一年必然是後世所謂"太歲在寅"之年。這就說明了王逸以"攝提"指木星所當年次之說的正確性，而朱熹關於"攝提"是指星名的說法是片面的。
天文學家根據漢簡《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和帛書《五星佔》，計算出周顯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東方，即所謂攝提格之年。以此爲座標，再運用木星的會合周期和恆星週期的規律，並結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和《楚世家》中的歷史資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從周顯王三年，木星經過兩個恆星週期即24年的運行，於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於東方，這一年應當就是《離騷》"攝提貞於孟陬"的"攝提格"之年。又根據日本學者新城新藏的"戰國長曆"該年正月朔乙丑進行推算，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應當是出生於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
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日書》也稱庚寅日出生的男子爲貴。雲夢本爲秦地，據學者研究，雲夢秦墓墓主喜爲入秦之楚國遺民，因此，《日書》名爲秦簡，實則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識，這符合屈原的自述。
取名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則，字靈均。關於自己名字的來歷，屈原在《離騷》中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陽氏的後代，我的父親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親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則”，字叫做“靈均”。屈原的父親伯庸很有學識，伯庸爲兒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則”，取字“原”又用字“靈均”這一對名和字相結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而高平曰“原”這裏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對名和字，其中名“正則”與“平”相結合，則意法天，字“靈均”與“原”相結合，則意法地。法天和法地，這正是父親希望兒子所能做到的人格要求和處事原則。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釋爲符合《史記》中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的天地人三統。
經歷
屈原的事蹟，主要見載於司馬遷的《史記》。根據《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於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公元前340年12月21日）。屈原於是年正月十四誕生於楚國丹陽，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於楚懷王時期。
從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爲貴族參與了楚國的巫術活動。考古文獻表明，楚國上層貴族信巫成風。 學者稱：“將江陵楚墓竹簡所載諸神和《楚辭·九歌》祭祀的神靈進行對應比較，可以發現竹簡所載的神與《九歌》所描寫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爲一個比較完整的系列，這進一步爲人們瞭解屈原當年從事巫術活動的具體內容提供了旁證材料。”
屈原生活的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於治亂，嫺於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爲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於其手。
屈原爲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於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由於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後來遭到羣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上官大夫靳尚出於妒忌，趁屈原爲楚懷王擬訂憲令之時，在懷王面前誣陷屈原，懷王於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張儀由秦至楚，以重金收買靳尚、子蘭、鄭袖等人充當內奸，同時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懷王，致使齊楚斷交。懷王受騙後惱羞成怒，兩度向秦出兵，均遭慘敗。於是屈原奉命出使齊國重修齊楚舊好。
此間張儀又一次由秦至楚，進行瓦解“齊楚聯盟”的活動，使齊楚聯盟未能成功。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漢北。
懷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約懷王武關相會，屈原力勸不可，然而懷王的小兒子子蘭等卻力主懷王入秦，懷王亦不聽屈原等人勸告，結果會盟之日即被秦扣留，兩年後客死異國。
在懷王被扣後，頃襄王接位，子蘭任令尹（相當於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斷絕。但頃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與秦結爲婚姻，以求暫時苟安。由於屈原反對他們的可恥立場，並指斥子蘭對懷王的屈辱而死負有責任，子蘭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造謠詆譭屈原，導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時間約爲頃襄王十三年前後。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時，楚國的形勢愈益危急。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預示着楚國前途的危機。次年，秦軍又進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興旺的國家已經無望，也曾考慮過出走他國，但最終還是愛戀故土，於悲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羅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人。據《續齊諧記》和《隋書·地理志》載，屈原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江自盡，因爲怕祭屈原之米被魚蝦所竊，因此創造了糉子這種形色。中國民間五月五端午節包糉子、把糉子繫上五彩絲線，賽龍舟的習俗就源於人們對屈原的紀念。1953年，屈原還被列爲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紀念。
中國端午節習俗後來傳到了朝鮮、日本、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 明、清時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規定了三個主要的節慶：新年、冬至，還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變得重要，後來最重要的節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這三個主要的節慶稱爲三大節，各階層都是一樣的。
屈原流放背景戰國時代，稱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城奪地，互相殺伐，連年不斷混戰。那時，楚國的大人屈原，正當青年，爲楚懷王的左徒官。他見百姓受到戰爭災難，十分痛心。屈原立志報國爲民，勸懷王任用賢能，愛護百姓，很得懷王的信任。
賈誼在《吊屈原賦》中，這樣描寫屈原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斡棄周鼎，寶康瓢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賈誼筆下，屈原生活的時代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聖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誣衊，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爲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着馬車，千里馬卻拉着沉重的鹽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卻被墊在腳下，被汗水溼透。這就是楚國的時局。
那時西方的秦國最強大，時常攻擊六國。名士蘇秦提出合縱，即聯合六國一同抗秦，屈原積極參與此事，與蘇秦一起促成楚、齊、燕、趙、韓、魏六國君王齊集楚國的京城郢都，結成聯盟，並使懷王成了聯盟的領袖，因此得到了懷王的重用，很多內政、外交大事，都憑屈原作主。
因而，楚國以公子子蘭爲首的一班貴族，對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懷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說他奪斷專權，根本不把懷王放在眼裏。挑撥的人多了，懷王對屈原漸漸疏遠，因爲齊楚連盟，秦國不敢動手，聽到這個消息，秦王忙把相國張儀召進宮來商量。 張儀認爲六國中間，齊楚兩國最有力量，只要離間這兩國，聯盟也就散了。他願意趁楚國內部不和的機會，親自去拆散六國聯盟。
第一次流放
屈原第一次流放漢北地區爲漢水的上游。楚懷王十六年（前313年），爲了破楚、齊聯盟，秦國派張儀賄賂楚國權貴寵臣，又欺騙楚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願意獻出商、於一帶六百多裏土地。”楚懷王聽信張儀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張儀去秦國受地。張儀回秦國後裝病，三個月不見楚使。懷王以爲張儀怪他絕齊不夠堅決，又派人去辱罵齊王一通。齊王大怒，斷絕了和楚的合縱，反而和秦國聯合起來了。這時張儀纔出面對楚使說：“您爲什麼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廣袤六裏。”六百里變成了六裏，楚使很生氣，歸報懷 丐、裨將軍逢侯醜等70餘人被秦軍俘虜，漢中郡淪陷。
前303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攻楚，聲討楚違背縱約。楚向秦求救，還把太子送到秦國作人質。第二年，楚太子殺了秦大夫逃回楚國。前301年，楚懷王二十八年，秦以此爲藉口，聯合齊、韓、魏攻楚，殺楚將唐昧，佔領了重丘 （今河南泌陽縣東北）。第二年又攻楚，消滅楚軍2萬，又殺楚將景缺。這時，昏庸的懷王才又想起齊楚聯盟的重要，讓太子質於齊以求齊楚聯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這形勢，秦昭王“邀請”懷王在武關（今陝西商縣東）相會。
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脅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爲頃襄王，公子子蘭爲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取十六城。前296年，頃襄王2年，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將他的屍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爲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
第二次流放
前293年，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24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後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爲“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這對子蘭形成了威脅，於是子蘭指使靳尚到頃襄王面前進讒，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分析，是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後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後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
自盡
秦國對楚王的妥協退讓，並不滿足。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於陳城（今河南淮陽縣）”。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於農歷五月五日投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生於前340，死於前278）。
關於屈原出生地，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方銘發表文章稱屈原生活的戰國正值劇烈動盪的時代，楚國由於受到秦國的壓迫，疆土不斷東移，導致楚國的都城和楚國貴族的食邑也一再變化，而屈原一生，更是處於不斷的顛沛流離中。
河南西峽縣一帶流傳的屈原故事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當地還有與屈原傳說相關的碑刻資料。西峽縣有回車鎮，“回車”得名於屈原代表作《離騷》“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的句。回車鎮有村名“屈原崗”，其地處於秦楚之間的大道上。“相傳戰國時張儀使楚，離間楚、齊關係，許諾將秦商一帶地方送給楚國。後來秦背割地之盟，楚懷王一怒之下，不顧三閭大夫屈原的再三諫阻，親自率兵伐秦，結果敗北，行至一土崗想起屈原，仰天哀嘆，悔不聽他之勸阻，後人即稱此崗爲屈原崗”（《西峽縣誌》）。在現存屈原崗碑，“青石質，碑陽橫刻‘地以人傳’四個小字，下豎刻‘屈原崗’三個大字，碑陰爲清人邱銘勳撰寫的序文，時爲清宣統三年（1911年）。”屈原崗上有屈原廟，每逢端午，香火不絕，體現了當地人民對屈原的懷念與敬仰之情。
秭歸縣位於長江北岸的臥牛山麓，形似一個傾斜的葫蘆，故有“葫蘆城”之稱。因城牆石頭疊砌而成，又叫“石頭城”。秭歸縣城東門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書。旁兩塊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漢昭君王嬙故里”。秭歸與香溪之間有一沙灘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從唐宋以來，經數次遷址修葺，後因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興建，水位升高，於1976年修建此祠。現位於秭歸城東向家坪。改名爲“屈原紀念館”。三峽工程的興建，屈原祠將再次遷建。在樂平裏，有關屈原的名勝古蹟和傳說甚多，如香爐坪、照面井、讀書洞、玉米三丘等。
屈原文學成就著作
屈原是個人，從他開始，中華纔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爲“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爲《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爲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爲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
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着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着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鬥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甯戚的歷史事蹟爲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爲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箇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捨也”；他明知自己面臨着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裏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爲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爲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爲長篇鉅製。《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參差錯落、靈活多變；語言上採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極富於鄉土氣息；其方言土語大都經過提煉，辭藻華美，傳神狀貌，極富於表現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爲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蹟爲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爲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蹟。
作品風格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離騷》寫他向重華陳辭之後御風而行，他先叩天宮，帝閽閉門不納；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裏；他去向宓妃求愛，宓妃卻對他無禮；他欲求簡狄和二姚，又苦於沒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這種上天入地的幻想與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採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爲素材，其想象之大膽、豐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徵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作爲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着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作爲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着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爲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爲“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爲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故懷負石而投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淮南王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範，可“與日月爭光”。其後，司馬遷爲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並論。他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但是，後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爲然。雖然”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但，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以貶爲主班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爲屈原應像《·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話傳說融入作品中，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