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晚年時移居崑山羽琌山館，所以又被人們稱爲羽琌山民。那麼，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編來了解一下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吧！
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1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晚年時移居崑山羽琌山館，所以又被人們稱爲羽琌山民。那麼，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編來了解一下吧！
史料記載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與此同時，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龔自珍1792年生於仁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1841年暴卒於江蘇丹陽。由於他的生平年月，人們便產生了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一問題。
對於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一問題，史料中記載的說法不一。清初、清朝中期、清末、近代這幾種說法都有，但其中清末和近代這兩種說法相對比較普遍。因此，龔自珍是清末人還是近代人這兩種說法具有爭議。那麼究竟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呢？
詳細說來，龔自珍生於1792年，當時是乾隆五十七年，在時間上處於清朝中後期，因此他生於清朝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龔自珍卒於1841年，屬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這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年份。一方面，1841年第一次鴉*戰爭爆發不久，且據史料記載，清朝是1636年到1912年，所以龔自珍是清朝人的說法成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史料記載，中國近代史是1840年到1949年，而綜合之前的說法按中國王朝來劃分，1841年屬於清王朝。因此關於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個問題的回答，說他是近代人或清代人是不矛盾的。史學家稱龔自珍屬於哪個時代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龔自珍在那個中華民族風雨飄搖的時代，能夠看清世界的形勢，並提出相對應的措施，是值得中國人民尊敬的。
龔自珍老師是誰
龔自珍是中國清朝末期的思想家、文學家、思想家。龔自珍能在文學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離不開其老師早年對他的教導，那麼龔自珍老師是誰呢？
據史料記載，龔自珍老師的名字叫宋璠，是浙江的貢生，因爲他從小就懂得孝順父母，當地人都知道他是個孝子。他對龔自珍要求很嚴格，教育龔自珍要懂得勤學苦練，懂得孝順父母。所以龔家上下都對他非常尊敬。宋璠能夠有如此之才華也離不開他自己的堅持，每天都是天明起牀，深夜纔會入睡，博覽羣書，非常辛勤的撰寫文章，卻從不去刻意結交賓客。所以才能在二十七歲那年在中順天一舉通過鄉試考上舉人，之後他就再也沒有當個普通的教書先生。
但是由於顧忌無聞，懷才不遇，在之後再也沒有考中過，所以他在三十三歲那年鬱鬱而終。雖然去世很早但是留下了不少於百萬字的文稿，龔自珍在檢視宋先生生前放置文稿的破箱子時，滿眼悽然。回憶起年少時候在宋先生面前求學時與先生心魂相守，一起挑燈觀書的往事就不由的感到悲哀。龔自珍老師那種孜孜不倦的治學態度對龔自珍的影響非常深刻，所以之後龔自珍爲了紀念這位擁有着治學爲文自得其樂、不求人知的兀傲性格的老師而寫了《宋先生述》表達了對老師的敬佩與思念之情。龔自珍寫了很多讚美老師的詩，《己亥雜詩》中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最爲深刻，充分的表達出龔自珍對老師的敬佩之情。
龔自珍紀念館在哪裏
龔自珍是浙江杭州人，是我國清末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同時龔自珍還是改良主義的先驅，曾經官至內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學識淵博。曾主張革除政治中的弊端，抵制外國侵略，建議君主改善與臣子之間的關係。他的詩文還揭露清朝統治者的腐敗，字裏行間洋溢濃烈的愛國情懷，被柳亞子稱譽爲“三百年來第一流”。
爲了紀念龔自珍，桐鄉人汪維修建了龔自珍紀念館，於1990年正式開館。龔自珍紀念館屬於中式結構，宅院有着“小米園”之稱。龔自珍紀念館位於現在的杭州城東馬巷6號，佔地總面積接近七百平方米，建築面積約爲五百平方米，現在已經被列爲了我國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館是座清代時期風格建築，樓房分爲上下兩層五開間，非常古樸典雅。館內正堂中還置放着龔自珍的古銅色的塑像，四周牆壁上還懸掛着沙孟海以及趙補初等著名文學家寫的匾額、楹聯。還陳列着許多龔自珍的圖文簡介，以及一些代表詩以及後世之人所研究的文集，庭院裏面小橋流水，假山亭榭，在花草樹木的襯托下具有古典園林的特色。
龔自珍紀念館是爲了紀念龔自珍而建立的，它不僅僅只是爲了紀念龔自珍，同時也是讓人們緬懷先人時能有個視覺的寄託，讓人們知道曾經有這麼一位爲中國的未來奮鬥的先驅。
龔自珍和顧太清的關係
清道光年間，京城裏謠傳着一件爆炸性的緋聞，歷史上稱之爲“梅花香案”。這故事裏的兩個主角分別是已逝貝勒王奕繪的側王妃顧太清和一代文豪龔自珍。顧太清自小父母雙亡，跟隨姑父姑母長大所以便隨姑父姓顧，她自幼學習詩詞更因天資聰穎，所作詩詞非常清奇精巧，在江南文壇中可以稱得上魁首；因江南山水的滋潤，顧太清生得纖瘦身材，皮膚白皙。
有一次，貝勒王奕繪南遊到蘇州，在接風宴上被顧太清的明麗可人、詩詞甚嘉所吸引，後將她納爲側王妃並帶回了京城。九年後奕繪因病去世，顧太清逐漸將思念亡夫的憂愁轉移到作詩題賦裏，並漸漸恢復了與文人雅士的詩詞交往，其中交往密切並且常到她家裏吟詩論賦的常客就是龔自珍，龔自珍顧太清兩人自此經常一起吟詩作對，但龔自珍顧太清之間的緋聞風波也是從這裏開始的。
這時杭州文人陳文述來到京城並把龔自珍的憶丁香花的詩及記夢的詞巧妙聯繫在一起，很快這段被誤解緋聞在京城流傳開來，再加上一些無所事事的文人的煽風點火使得本來捕風捉影的傳聞變得有理有據，流言四起而龔自珍顧太清兩人毫無招架之力，最終龔自珍被逼抑鬱的離開了京城，顧太清有口難辯被奕繪的兒子載鈞趕出王府，後在養馬營租了幾間破舊屋子艱難爲生。
龔自珍有什麼成就
龔自珍的成就中最突出的是他的政治思想，他認爲政治與學術之間相互統一且缺一不可，並倡導士大夫應把社會現狀與學問相結合，提出符合時事的“經世致用”思想；他強烈的批評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專制，並且剖析了官僚制度及科舉取仕制度一系列弊端，他認爲當時的清朝已經處於衰世；他提倡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建議合理調節君臣關係及更改納稅方法來促進國家的發展以實現長治久安。龔自珍的成就還包括他強烈的愛國精神，面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強大威脅，他支持林則徐的禁菸運動，堅決抵制鴉*交易，並寫詩表達出對禁菸鬥爭的關心；他還站在保家衛國的立場上，要求當時的清朝皇上鞏固邊防，來抗擊沙俄的侵略，他還提出要在邊防發展農業及訓練大量實戰士兵的具體方案，來實現國家的穩定發展。
龔自珍的成就還包括他的文學創作，他認爲文學必然有用，並認爲詩歌的創作都是以社會現實爲基礎，因爲他的詩大都是着眼當前時事來表達議論，並將抒情、時事與藝術相統一，通過多樣的形式、不拘一格的風格及豐富的想象來表達情感，也正是他這種採用完全不同於以往詩詞的表達方式，開創了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新篇章。
龔自珍的資料與評論
嘉慶、道光之際，封建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新舊思想的衝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龔自珍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以傲岸的姿態發出極具穿透力與震撼力的聲音，把清中期的文學推上更具有自覺的抗爭性的高度。卒於1841年的龔自珍，其作品與鴉*戰爭引起的劇烈變化關係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鴉*戰爭前夕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危機的思考，也主要集中於封建專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與人格墮落，並以個性解放、人格完善爲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整個清中期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元明以來幾經波折的進步思潮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
四十八歲辭官南歸，兩年後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他少時從外祖父、著名學者段玉裁受文字學，二十八時轉歲從劉逢祿受經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學，並往往用之來“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他學識宏富，通經史、諸子、文字音韻及金石學，精研西北歷史地理，晚年愛好天台宗佛學，並以詩、詞、文著名，既是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於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學家。著有《定盫文集》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位列下僚，而關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爲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這是他受後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這類文字中，一部分是關於實際政務的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主張移民屯墾新疆，以發展西部經濟、鞏固邊防；《罷東南番舶議》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絕鴉*貿易有關，以文章的題目結合他寫給林則徐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來看，龔自珍對發展正常的中外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鴉*入侵對於中國的巨大危險。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遠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現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壬癸之際胎觀》、《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尊隱》、《論私》等。
在哲學上，龔自珍把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是把“我”視爲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於宗教中的“上帝”。這種唯心主義思想，爲維護具體個人的自我價值提供了哲學根據。在《論私》中，龔氏強調“私”乃是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在公認的美德中，愛國並非愛他人之國，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們孝其父母，愛其子女，貞於其夫，無不是有“私”的表現，完全離於“私”的行爲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議論不僅僅是對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觸到道德作爲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實質，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而社會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龔自珍看來，是個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受到壓抑，尤其是作爲社會中堅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於專制**，唯知阿諛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論二》）。官場中“累日以爲勞，計歲以爲階”，一片死氣沉沉（《明良論三》）。另一方面，當“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社會以其物質與思想的統治力量使有才者歸於平庸或沉默，以至“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纔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同上）。而社會使個人失去發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樣失去發展的可能，遂成爲“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亂亦竟不遠矣”（同上）。在《尊隱》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於作爲統治力量中心的“京師”不能受容人間的智慧精英，才士淪落在野，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這意味着社會將發生巨大的變動。
從封建體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機而不僅是從一些具體現象來看待清王朝的衰微，這是龔自珍不同凡響之處。
他不僅預言了這個王朝的敗落，實際也預言了整個封建體制不可挽救的敗落。
龔自珍的思想與乾嘉學術有內在的聯繫，乾嘉經史考據之學，固然有逃避現實矛盾的弊病，卻包含着“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從中國數千年曆史來看待現實的寬廣眼界，這就是龔氏所謂“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他的很多議論，更是直接運用了經今文學闡發“微言大義”的立論方法。但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龔自珍絕少援引明人學說，但他的許多核心論點，卻恰與李贄相近。
譬如對自我的重視、對私利的肯定、對“童心”的讚美，以及以“才”之盛衰爲“世”之盛衰的標誌等等。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專制、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龔自珍吸引後人的地方，不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於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個高傲的人，在當時那種衰腐而壓抑的社會氣氛中，特別表現出一股勃發的英銳之氣。他鄙視庸庸碌碌的卑惡世俗，《識某大令集尾》痛詆身爲“陽湖派”領袖、頗有文名的惲敬學浮行僞，唯以巧言欺世，顯示出對這一類正統派人物的極度憎厭。他激烈地追求個性解放，堅定地維護自己獨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稱的，“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於任何既定的準則！這種傲岸的精神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的激越追求，是支撐他的詩文創作的內在骨架，也是使後來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龔自珍的政論及學術論文，議論縱橫無羈，也常帶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記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種抒發人生感想的雜文，文學性更強。他描寫人物，喜歡凸現其兀傲不羣的個性，從中也寫出自己的性情與好惡。如《吳之癯》、《記王隱君》、《杭大宗逸事狀》、《王仲瞿墓表銘》等，均有這種特色。《吳之癯》所寫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這位“癯”於世多憂，好言人過，指京師郎曹爲“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剛愎”；責“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爲“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鋒芒銳利，反映了龔自珍對他所處“衰世”的特異眼光。紀行文中，《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從揚州表面的“承平”氣象中，感受到一種“蕭疏澹盪、泠然瑟然”的衰暮氣氛，寄慨良深。《病梅館記》借物抒志，更爲人們所熟悉：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數百字的短文，熔敘述、議論、抒情於一體，借梅喻人，揭露病態的社會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長，表達了掙脫枷鎖、追求自由發展的願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長。
龔自珍的散文恰與桐城派形成對立，不僅思想旨趣大異，文章風格也完全不同。龔氏文無定式，不屑斤斤於結構與辭藻，其風格或切直或詭奇，均是隨筆直書，任意驅使語言，顯示出大家纔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時文句詰屈而不通暢，文意奧澀而難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內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筆，非徒爲怪異者可比。
龔自珍是一個思想家，又有詩人的氣質，猶如《己亥雜詩》所寫：“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複夢中身。”作爲一個時代的先覺者，一個不甘遁世自適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簫和劍”是他反覆使用的意象，代表着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俠的兩面。從早年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湘月》詞），到晚年的“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他在人間走過與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樣，他的詩中總是有一種睥睨俗世的奇氣、高揚飛越的人格精神。
抨擊時弊之作代表着龔自珍詩歌的一個方面。如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中，“津樑條約遍南東”一首寫鴉*的危害，“不論鹽鐵不籌河”一首揭發統治者的無能和對民間的蒐括；
另外，《餺飥謠》用活潑的歌謠體詼諧地描繪了當時物價暴漲的情況，下面這首《詠史》詩，則尖銳地刻畫出士林的卑瑣情狀：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樑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在“金粉東南”，官場士林是一片苟且無聊卻自命風流的景象，而這正是清王朝運用高壓手段，使“天下之廉恥”被“震盪摧鋤”（《古史鉤沉論一》）的結果。詩人不禁追問：像田橫五百壯士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難道在世間已不可復得了嗎？這裏交雜着對於民族前途的絕望和希望。
更多的詩作，抒發了詩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這樣一個思想敏銳、感情和個性強烈的人物，與周圍鬱悶的環境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在這種衝突中，他又始終保持着桀驁不馴的姿態。他曾這樣吟詠：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羣公瞋。（《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抒懷》）
“驕無垠”的“貴人”和瞋目而視的“羣公”構成巨大的壓迫，令詩人感受到在天地間的“孤絕”。這首詩雖是就某一具體事件而發，但在詩人的生活中卻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在龔自珍詩中，常常會看到浩蕩涌發的悲哀：“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嘆”（《雜詩》），“百髒髮酸淚，夜涌如原泉”（《戒詩五章》），如此等等。但這絕不是弱者的哀號，而是壯士在孤獨的抗爭中的自傷，在這種自傷中，詩人的精神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擴張力。他的詩以奇特瑰麗著稱，就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藝術表現。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夢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爲陰陽卦象，以指造化循環的劫數。在這裏，詩人以自由的夢想幻造出氣勢磅礴的瑰麗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三別好詩》），“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徵鴻”（《己亥雜詩》）等等，無不具有想象突兀、辭句奇麗、意象飛動的特點。
甚至，詩人寫落花，會是“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這一類詩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緒律動，和詩人的靈魂在重重壓抑中飛騰起舞的姿態。
有時候，龔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擺脫種種矛盾的糾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壓。《寒月吟》之一述欲與妻何氏共隱杭州、幽居以老之意，開頭“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數句，寫出一種淒冷景象和幽憂之情。但他的詩總體上還是表現着奮發進取、沖決奔放的力量。
情詩在龔自珍的集子中也佔有一定比例。這固然是其“不檢細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悶的人間尋求性情之真、尋求美麗的人生夢想的記錄。下面是《己亥雜詩》中的一篇：
能令公慍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云。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曾題滿杏黃裙。
語言很輕快，卻是一往情深，寫出狂士的灑落之態。而有的詩，則以瑰麗悱惻之筆，描繪若仙若幻的異性風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節：
美人十五如花穠，湖波發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豐。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朧，吳歈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
這是幻想中的俊侶。《己亥雜詩》中一篇言及秦皇漢武，有所謂“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情成了人生的最後寄託，這和《紅樓夢》所寫人生感受，有着相同之處。
龔自珍論詩，嘗言：“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後》）又稱：
“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書扇者》）
詩的個性和激情是他最爲重視的，其餘均可不論。他的詩也正是他一生的寫照，具有獨創和新異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體近體、長篇短章，《己亥雜詩》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絕句組成，述其辭官南歸時經歷和平生感慨萬端之意，尤爲特別；語言風格則有時平易有時深奧，多議論而熱情洋溢。他曾說：“欲爲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雜詩》）欲平易而不得，是因爲他的獨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複雜而活躍的情緒，需要有異常的意象和語言結構來表現。他的詩，給人以奇麗非凡、縱橫浩博的感覺，非漢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龔自珍獨有的風格。有些詩寫得奧澀，有些詩情緒幽暗，或許與可以指爲缺點，但他的天才創造是值得欽服的。當然，這裏也有時代的因素，其詩歌的張力，根本上來自不斷高揚的個性精神對於封建壓抑的激烈衝擊。
龔自珍也擅於同，於哀婉綺麗中多嵌崎不平之氣。如下面這首《湘月》寫作者離開家鄉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
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堤香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蕩入雲水。
龔自珍的各方面的創作，既有狂傲的個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對國家與民族前途的熱情，這對於隨後的社會發生劇烈動盪時期的文人，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梁啓超說：“自珍性詄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爲要眇之思，其文辭犿詭連俶，當時之人弗善也。……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清代學術概論》）這裏指出了龔自珍的思想學說及人格精神對於清末有志於改革的“新學家”的啓蒙作用，也實際證明了自元明以來到龔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進，具有內在的連續性。至於梁氏譏龔爲“淺薄”，未免有以“新學”自負的味道。但這又說明了另外一點，即由於清末引進了先進的西方文明，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了一種跳躍式的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