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說了改革要犧牲一代人

2007年1月4日，CCTV《焦點訪談》報道：湖南省漢壽縣棉紡廠原團委副書記李紅傑，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丈夫是一名教師，自己勤奮好學，曾被推薦到大學深造。但是，由於企業改制，她一夜之間成了下崗隊伍中的一員。隨之，她的生活也發生了鉅變：丈夫感到與李紅傑這樣的下崗職工身份不般配，便與她離了婚；李紅傑的媽媽也因爲女兒工作、家庭的多重打擊而生病，僅幾天時間就離開了人世。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李紅傑在政府的幫助下，好不容易建起了一家擦鞋店，可原來廠裏的個別職工，到擦鞋店以後，翹着二郎腿、叼着菸捲，不讓其他員工擦鞋，非點名要曾經是“廠團委副書記”的李紅傑爲其服務。李紅傑明知是羞辱，也只好含着眼淚，滿足這樣的“特殊”顧客要求。

就這樣，一個風華正茂的女孩，一個熱愛生活、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在“下崗”魔影降臨到頭上的剎那間，家庭解體了，媽媽沒有了，工作中還要忍受屈辱，有淚也不敢大膽的流，只能暗自傷心。

說句實在話，《焦點訪談》自1994年開播起，10多年來我看了很多期，但從來沒有像這期一樣，讓我的心情感到壓抑、感到沉重、盡而感到氣憤或者說“上帝”的不公平。李紅傑的遭遇深深刺痛我的心，我曾想：世間的一切事物中，還有比夫妻、母女之間更深厚的親情嗎？沒有；還有比個人的尊嚴受到侮辱更讓人難堪的嗎？沒有。可是，爲了改革大局、爲了企業改制，原本倖幸福福的平民百姓李紅傑爲此付出了沉痛的、刻骨銘心的代價。

然而，爲了20多年的改革，中國太多的平民百姓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代價，李紅傑僅是這一羣體中的一個縮影。官方數據顯示：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的下崗職工最高峯時曾達到3000多萬人；2006年2月15日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公佈：到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爲2137萬，主要集中在煤炭、軍工、機械製造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紡織行業。

除了李紅傑這樣的下崗工人以外，爲改革付出代價較大的還有兩類人：一是失地農民，一是龐大的農民工羣體。

2006年3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近年來絕大部分出讓交易的土地，是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徵用來的集體土地。但是，在收益分配中，農民僅得到總交易額的10—15%；對於農民工付出的代價，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稱：進城務工的農民人均年創財富高與2萬元，按全國2，5億農民工計算，一年爲城市的發展創造財富5萬多億，但得到的回報僅爲40%左右，有的甚至還拿不到工資，多數沒有工傷、醫療、養老等保險，連子女上學也受歧視。另據媒體報道：廣州的GDP人均達到10000美圓，北京的達到6000美圓，都已進入現代化的發達城市行列，但統計的數據，都是以常住戶籍人口爲計算依據，公開的把爲中國城市發展付出較大代價的農民工排除在外，這不但是對農民工的不尊重，也不符合基本事實。

自1978年以來，在長達28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幾乎沒有人否認，中國改革的受益階層是政府機關、壟斷行業、和具有公益性質的公共領域以及一些富裕階層，而付出代價最大的、利益受損最大的，無論“名詞”怎麼變化，制度怎麼調整，長期以來，仍然是占人口數量最大、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下崗、失業工人和農民及其農民工。

爲什麼會出現在28年的改革中，受益的階層永遠受益？而付出代價的羣體卻永遠要付出代價？我們略做回憶，不難發現：

理論的模糊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如“摸石頭論”就在較長的時間內影響着改革的進程。這一理論，形象、具體，在改革開放初期得到了大多數民衆的認同和支持。可是，隨着改革開放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發現，改革的過程並不符合邏輯。因爲按照正常的邏輯，帶頭去“河”中“摸石頭”的羣體，應當是風險最大的，而“摸”出路以後，“過河”的人，纔是最平安、風險相對較小的人。

但事實並非如此。“摸石頭”過河的羣體，不但沒有遭遇風險，反而都成了受益最大的階層。決策層自不必說，就連那些曾經和下崗職工一起風雨同舟的企業經營層，也一同成了“摸”論的“食利”者。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在2007年1月1日的《經濟觀察報》披露：到2006年底，全國的民營企業共計486萬家，其中的20%多是從國有、集體企業轉制而來。這將近100萬家的企業，改制背後的輝煌中，究竟有多少下崗、失業職工付出的代價，恐怕很少有人去想；而隨之“過河”的羣體，本應最爲平安，卻要承擔改制、下崗的風險。

再一個因素是改革“攻堅”的艱難。主要標誌是：以讓廣大老百姓利益受損的多項改革，基本都已經進行了，比如除了企業改制以外，面向全社會的醫療、教育、住房、供熱等，這些所有已經進行的改革，幾乎都是遵循當權階層、富裕階層受益、普通百姓利益受損的軌跡展開的。

精英說了，“改革要犧牲一代人”。

“要犧牲一代人”，類似的口號何曾相識呀？60年代在《中國少年報》上看到臺灣爲了發展經濟而大力提倡發展娼妓業，並美其名曰爲“無煙工業”，一些人大喊：“爲了臺灣的經濟發展要犧牲一代少女”，這在當年是爲我們大陸所鄙夷的。不幸的是，今天我們的精英們竟撿來臺灣曾經的垃圾、喊起類似臺灣的無恥口號，着實令人感到這是一批在計謀上“囊中羞澀”的無恥之徒！

忽悠,忽悠再忽悠,大家還記得曾有人信誓旦旦地說三年國企脫困麼,這麼些年過去了,國企不必脫困--一賣了事,而且還是賤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