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精彩有趣的演講稿

我是個說書之人。在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本人的故事。一些關於所謂的“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的經歷。我成長在尼日利亞東部的一所大學校園裏。我母親常說我從兩歲起就開始讀書。不過我認爲“四歲起”比較接近事實。所以我從小就開始讀書，讀的是英國和美國的兒童書籍。

我也是從小就開始寫作，當我在七歲那年，開始強迫我可憐的母親閱讀我用鉛筆寫好的故事，外加上蠟筆描繪的插圖時，我所寫的故事正如我所讀的故事那般，我故事裏的人物們都是白皮膚、藍眼睛的。常在雪中嬉戲，吃着蘋果。而且他們經常討論天氣，討論太陽出來時，一切都多麼美好。我一直寫着這樣故事，雖然說我當時住在尼日利亞，並且從來沒有出過國。雖然說我們從來沒見過雪，雖然說我們實際上只能吃到芒果；雖然說我們從不討論天氣，因爲根本沒這個必要。

我故事裏的人物們也常喝薑汁啤酒，因爲我所讀的那些英國書中的人物們常喝薑汁啤酒。雖然說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薑汁啤酒是什麼東西。時隔多年，我一直都懷揣着一個深切的渴望，想嚐嚐薑汁啤酒的味道。不過這要另當別論了。

這一切所表明的，正是在一個個的故事面前，我們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易受影響，尤其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因爲我當時讀的所有書中只有外國人物，我因而堅信：書要想被稱爲書，就必須有外國人在裏面，就必須是關於我無法親身體驗的事情，而這一切都在我接觸了非洲書籍之後發生了改變。當時非洲書並不多，而且他們也不像國外書籍那樣好找。 不過因爲！和！之類的作家，我思維中對於文學的概念，產生了質的改變。我意識到像我這樣的人---有着巧克力般的膚色和永遠無法梳成馬尾辮的捲曲頭髮的女孩們，也可以出現在文學作品中。

我開始撰寫我所熟知的事物，但這並不是說我不喜愛那些美國和英國書籍，恰恰相反，那些書籍激發了我的想象力，爲我開啓了新的世界。但隨之而來的後果就是，我不知道原來像我這樣的人，也是可以存在於文學作品中的，而與非洲作家的結緣，則是將我從對於書籍的單一故事中拯救了出來。

我來自一個傳統的尼日利亞中產家庭，我的父親是一名教授，我的母親是一名大學管理員。因此我們和很多其他家庭一樣，都會從附近的村莊中僱傭一些幫手來打理家事。在我八歲那一年，我們家招來了一位新的男僕。他的名字叫做FIDE.我父親只告訴我們說，他是來自一個非常窮苦的家庭，我母親會時不時的將山芋、大米，還有我們穿舊的衣服送到他的家裏。每當我剩下晚飯的時候，我的母親就會說：吃淨你的食物！難道你不知道嗎？像FIDE家這樣的人可是一無所有。因此我對他們家人充滿了憐憫。

後來的一個星期六，我們去FIDE的村莊拜訪，他的母親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精美別緻的草籃----用FIDE的哥哥用染過色的酒椰葉編制的。我當時完全被震驚了。我從來沒有想過FIDE的家人居然有親手製造東西的才能。在那之前，我對FIDE家唯一的瞭解就是他們是何等的窮困，正因爲如此，他們在我腦中的印象只是一個字------“窮”。他們的貧窮是我賜予他們的單一故事。

多年以後，在我離開尼日利亞前往美國讀大學的時候，我又想到了這件事。我那時19歲，我的美國室友當時完全對我感到十分驚訝了。他問我是從哪裏學的講一口如此流利的英語，而當我告知她尼日利亞剛巧是以英語作爲官方語言的時候，她的臉上則是寫滿了茫然。她問我是否可以給她聽聽她所謂的“部落音樂”，可想而知，當我拿出瑪麗亞凱莉的磁帶時，她是何等的失望，她斷定我不知道如何使用電爐。

我猛然意識到“在他見到我之前，她就已經對我充滿了憐憫之心。她對我這個非洲人的預設心態是一種充滿施恩與好意的憐憫之情。我那位室友的腦中有一個關於非洲的單一故事。一個充滿了災難的單一故事。在這個單一的故事中，非洲人是完全沒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和她有所相似的；沒有可能接收到比憐憫更復雜的感情；沒有可能以一個平等的人類的身份與她溝通。

我不得不強調，在我前往美國之前，我從來沒有有意識的把自己當做個非洲人。但在美國的時候，每當人們提到”非洲“時，大家都會轉向我，雖然我對之類的地方一無所知。但我漸漸的開始接受這個新的身份，現在很多時候我都是把自己當做一個非洲人來看待。不過當人們把非洲當做一個國家來討論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挺反感的。最近的一次例子就發生在兩天前，我從拉各斯搭乘航班，旅程原本相當愉快，直到廣播裏開始介紹在”印度、非洲以及其他國家”所進行的慈善事業。

當我以一名非洲人的身份在美國讀過幾年之後，我開始理解我那位室友當時對我的反應。如果我不是在尼日利亞長大，如果我對非洲的一切認識都是來自於大衆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樣是充滿了美麗的地貌、美麗的動物，以及一羣難以理解的人們進行着毫無意義的戰爭、死於艾滋和貧窮、無法爲自己辯護，並且等待着一位慈悲的、白種的外國人的救贖，我看待非洲的方式將會和我兒時看待FIDE一家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認爲關於非洲的這個單一故事從根本上來自於西方的文學。這是來自倫敦商人John Locke的一段話。他在1561年的時候，曾遊歷非洲西部，並且爲他的航行做了翻很有趣的記錄。他先是把黑色的非洲人稱爲“沒有房子的野獸”，隨後又寫道：“他們也是一羣無頭腦的人，他們的嘴和眼睛都長在了他們的胸口上。”

我每次讀到這一段的時候，都不禁大笑起來。他的想象力真的是讓人敬佩。但關於他的作品極其重要的一點是它昭示着西方社會講述非洲故事的一個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滿了消極、差異以及黑暗，是偉大的詩人Rudyard Kipling筆下所形容的“半惡魔、半孩童”的奇異人種。

正因爲如此，我開始意識到我的那位美國室友一定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看到並且聽過關於這個單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就如同之前一位曾經批判我的小說缺乏“真實的非洲感”的教授一樣。話說我倒是甘願承認我的小說有幾處寫的不好的地方，有幾處敗筆，但我很難想象我的小說既然會缺乏“真實的非洲感”。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真實的非洲感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那位教授跟我說我書中的人物都和他太相近了，都是受過教育的中產人物。我的人物會開車，他們沒有受到飢餓的困擾。正因此，他們缺乏了真實的非洲感。

我在這裏不得不指出，我本人也常常被單一的故事矇蔽雙眼。幾年前，我從美國探訪墨西哥，當時美國的政治氣候比較緊張。關於移民的辯論一直在進行着。而在美國，“移民”和“墨西哥人”常常被當做同義詞來使用。關於墨西哥人的故事是源源不絕，講的都是欺詐醫療系統、偷渡邊境、在邊境被捕之類的事情。

我還記得當我到達瓜達拉哈拉的第一天，看着人們前往工作，在市集上吃着墨西哥卷、抽着煙、大笑着，我記得我剛看到這一切時是何等的驚訝，但隨後我的心中便充滿了羞恥感。我意識到我當時完全被沉浸在媒體上關於墨西哥人的報道，以致於他們在我的腦中幻化成一個單一的個體---卑賤的移民。我完全相信了關於墨西哥人的單一故事，對此我感到無比的羞愧。這就是創造單一故事的過程，將一羣人一遍又一遍地呈現爲一個事物，並且只是一個事物，時間久了，他們就變成了那個事物。

而說到單一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要講到權力這個問題。每當我想到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的時候，我都會想起一個伊傅語中的單詞，叫做“nkali”,它是一個名詞，可以在大意上被翻譯成”比另一個人強大。”就如同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界一樣，我們所講的故事也是建立在它的原則上的。這些故事是怎樣被講述的、由誰來講述、何時被講述、有多少故事被講述，這一切都取決於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