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讀後感大綱

在《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中，作者坦誠地展示了人類學家在田野的活動細節，關注人類學家與當地人認知方式的異同，說明田野作業過程如何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類學家收集到的資料，引起了學界內外關於學術倫理和方法論的激烈討論。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讀後感，歡迎閱讀。

　　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讀後感1

《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這本書主要記錄了作者保羅·拉比諾到摩洛哥進行田野作業時的所見所聞所感，也就是關於摩洛哥的種種文化。其中包括了摩洛哥人民的家庭﹑政府﹑鄰里關係﹑友誼﹑矛盾和衝突等等方面。讀完了《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後，我對書中的以下幾個方面有比較深的感觸，下面詳細地談談。

首先，我對文章中的一段話有很深刻的印象：“學術並非都是繃着臉講大道理，研究也不限於泡圖書館。有這樣一種學術研究，研究者對一個地方，一羣人感興趣，懷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裏生活，在與人親密接觸的過程中獲得他們生活的故事，最後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開始有條有理地敘述那裏的所見所聞？？”在我上大學之前，或者說在我還沒有認識到人類學之前，我一直都認爲學術研究就應該是關於一個問題的學習調查，而這種調查主要集中於對資料的查閱以及對數據的計算和分析，因此我認爲學術研究是一件很無聊的差事。但自從我瞭解接觸了人類學後，尤其是看完了這本書以後，我對學術研究又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原來還有一種學術是可以拋開圖書館，到田野去，到課外去，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實踐，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實在，全由自己決定，而這種研究方式，可以充分地看清楚社會的最底層的樣子，可以很清晰地瞭解人們的生活，更加可以看到人性或者社會最真實的一面。我覺得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更像是一種文化的交流，可以擺脫傳統的條框束縛，不必像其他學術研究一樣灌知識，套公式，更加沒有所謂的權威可言，只需要背上個揹包，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融入到當地的生活，認識當地的人，參與當地的活動，就能逐漸瞭解當地的社會情況。更難得的是，在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你也許能交上很好的朋友，在那些社會朋友中找到自己的縮影，看清楚自己，看清楚心靈的最深處，從而看清未來的路。

就這樣，本來作爲一個1960年代中期的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拉比諾並不是對哲學史沉迷，也不迷戀於文明之間的研究，而是“厭煩了做學生，厭煩了這個城市，並且在政治上感到無能爲力”，於是他離開了大學，離開了芝加哥，背上行李來到了摩洛哥，這個陌生的地方，決定要做一個人類學家。就像每一個人類學家一樣，拉比諾也從小小的現象中，觀察到大大的世界。還記得書中有這麼一段，講述拉比諾到達摩洛哥後，看到摩洛哥一個發達的小區到處以政府大樓、行政公園和寬闊的街道爲標誌，處處繁華。然而就在一個相鄰的阿拉伯人聚居的小區裏，連一輛基礎的汽車都沒有，更不用提那燈紅酒綠了。因此作者感慨道“兩種文明比鄰而居卻彼此相隔幾個時代，符號的使用具有欺騙性，社會和文化現實則完全

是另一回事”，確實是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其實都會存在這樣的情況。總有比較發達的地方，他們擁有繁華，擁有一切富裕的符號。而這些地區性的符號往往會被擴大爲代表性的符號，因此人們往往只看到繁華的一面，而壓根沒有注意到繁華背後所存在的不顯眼的貧困小區。所以說“符號具有欺騙性”，表面的符號欺騙了我們的眼睛，我們看到的只是社會的表面，而在符號背後真正隱藏的，纔是一個社會的內涵——文化。而恰恰是，當今社會就是一個符號的社會，在中國更是如此。我們每年都看到國家人均GDP 增長多少，卻沒有看到有多少人還處於無家可歸飢寒交迫的境地；我們看到國家在全球的地位穩步上升，卻沒看到底層的百姓過着怎樣的生活，這是多麼悲劇的現實！因此作者在摩洛哥看到這樣的情況後，何嘗不是對自己的國家——美國更加質疑和不解呢。

此外，對於作者在田野作業中的一個細節，我也有很深的感觸。在調查過程中，作者遇上了一個諮詢人阿里，他們曾因爲一些小事情引發出矛盾，作者並不太欣賞這個人的處事方式。但爲了做好田野作業，作者他選擇了妥協，學會了忍受，學會了合作。他把心中的不滿暫且放下，選擇了原諒阿里，並且邀請阿里陪同他一起前行，以便完成他的田野調查工作。作者在書中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在田野作業中幾乎不可能指望任何的回頭，日常生活的世界比自己在家所經歷的變化要快得多，也戲劇化得多。”的確，在日常生活中，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或者與人有矛盾的時候，我們無法回頭，尤其是處於社會中，很多事情跟我們預想中的大相徑庭，這時，如果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好，就只有學會妥協，學會合作。這一點我在自己的大學生活中有着相同的體會。作爲班委，當我的工作沒有得到同學們的認可時，一開始我選擇埋怨，選擇放棄，但後來，由於不甘心，或者說我想要把事情做好，我選擇了跟事實妥協，跟大家合作。我也還記得，在《探險、通識與生命質量》這課程中，鄧啓耀老師曾經針對現代媒體“過於誠實導致不被認可”這一現象發表過他的見解，老師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我們做很多事情並不是爲了得到別人認可的，也很難得到別人認可的。其實我們也不必要在乎這些人的評價，因爲不認可我們的人，他們本來就沒有資格來評論我們是否值得認可。而我們要做的，並不是據理力爭，而應該是學着去妥協，去合作。這裏所說的妥協與合作並不是指我們放棄自身的原則，而是不要去爭，不要去管別人所說的，學會去忍受無傷痛癢的否定，只要堅持自己，走自己的路，那就足夠了。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我們無法預料， 因此很多時候，我們應該學着去包容，學着去融入，但這並不意味着放棄個性，而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在衝擊，在碰撞。

這本書雖然大多數講述了作者在摩洛哥進行田野作業時的所見所聞，給我們展示了另外一個民族，另外一種文化，但更深一層，作者在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始終是通過他自己

對當地文化的理解，繞道來理解自我。作者講述了自己的認識和變化，他學會了妥協，學會了作爲人類學家應有的那份客觀性和真實性，也認識了很多摩洛哥的朋友，這對於作者本身以及我們讀者，也有着很大的影響。

讀完了這本書，我對田野作業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也對自己的處世方法有了新的感悟，受益匪淺。

　　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讀後感2

拉比諾懷着對自身社會的厭倦和和失望來到摩洛哥這個新興獨立的國家開始自己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在那個異國他鄉的阿拉伯部落社區，拉比諾期望獲得當地人們生活的意義，從而來反思自身的社會，即通過對他者的理解來繞道理解自我，這種自我在羅伯特·貝拉看來是文化的自我，而不是個體的、心理的自我。《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整本書都在反思拉比諾自己的田野調查經歷，以期更好的認識理解田野作業，其中有着兩條主線：資訊人與調查過程。

資訊人是田野工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要尋求到一個好的資訊人是比較困難的，“一個優秀的資訊人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品質就是能將哪怕是最簡單的（對他而言）及最明顯的事情用各種方法解釋清楚”。但是作爲資訊人，在將自身的生活世界客體化對象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到自己與研究者的'差異，考慮到局外人如何看待自身生活世界的問題。很多以前沒有注意的問題都在與人類學者的交流中得到思考，很多以前想當然下意識認爲合理的行爲也在這種交流中得到反思，換句話說，資訊人在提供信息的時候也在反思自身，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在這裏，存在着資訊人與人類學者對經驗與理解的共建過程，共建一套共享的符號系統。因此，拉比諾強調要重視資訊人的主體性，資訊人（研究對象）與人類學者是同等的實踐主體。但是這種共建是在人際的交流之中，在主體之間，因此，又是十分薄弱的、局部的。較之日常世界裏人們的互動和日常行爲中所承載的文化深度和廣度，這種建構出來的文化深度和廣度常常是不充分的。因而中斷就不可避免。但是每一次的斷裂往往都被證明是一個轉折點，

循環將重新開始。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雙方會共享許多的經歷，他們將會以較少的自我反思的態度來利用這些經歷”（拉比諾，2008，P52）。這種變動的、逐漸深入的理解過程在田野工作中就變現爲互爲主體，相互建構的過程。儘管這種共建使得收集的信息和了解的事實變得更加可靠，但是在理論上仍舊未失其外在性。正如拉比諾所言，“無論‘參與’能推動人類學家在‘不把他人當他者’的方向走多遠，情境最終仍被‘觀察’和外在性所決定”。

人類學者在訓練資訊人將他生活的世界對象化的同時，也幫助資訊人建立了比較清晰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通過爲人類學者提供信息得到清晰的表達。但是這裏，資訊人提供的信息是被雙重調節的。首先，人類學者的興趣指向、提出的問題、觀察到的現象以及對收集到的初始信息（沒有經過資訊人解釋）的理解都是受自身社會的歷史文化以及自己理解和經驗世界的方式而影響的；其次，資訊人在被要求自我反思之後提供的是解釋，是以歷史和文化爲媒介的。這種雙重調節再加上語言的翻譯過程和問題使得跨文化的理解變得不是那麼容易，但是這並不是說不可能。拉比諾之所以指出這點就是要求人類學者在收集分析數據的時候時刻保持着清醒的認識與反思。

在與資訊人交流的過程中，拉比諾逐漸認識到“他性”，這種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從在易卜拉辛那裏第一次直接體驗到“他性”開始，拉比諾進入了尋找他性的人類學狀態。這種尋找的過程是伴隨着苦惱、矛盾與衝突的。無論是在參加婚禮之後與阿里的衝突，還是村民們以各種理由借用汽車導致“我”（拉比諾）的煩惱；無論是阿里回村養傷爲“我”提供很多敏感性話題的信息以及這件事對村民們產生的符號暴力，還是本·穆罕*德對於自身傳統危機的認識與反思， 以及與“我”的平等交流與探討，對於來自另一種文化的

拉比諾而言，都是在經驗他性，理解他者。特別是在衝突、矛盾與苦惱的過程中，拉比諾清醒的意識到“他性”的存在。這種他性表現爲作爲生活在異文化中的摩洛哥人對日常生活之意涵有着和拉比諾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必須站在摩洛哥人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他們的行爲與態度。這有點類似柏柏爾人的故事（格爾茨，《文化的解釋》）所揭示的：當事三方主體各有自己的行事規範。這種對他性的注意與反思是人類學者在田野作業中必須要做到的。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實質上的他者，大家都是各自環境的產物，同時又是對方認知和認同的支撐物，因而都是對方的他者。這個他者的本質，“是不同歷史經歷的總和”。“隔開我們的，基本上是我們的過去。”不同的意義之網切割着我們，但是現在這些意義之網至少部分的纏繞在一起。而正是因爲意義之網的部分纏繞才使得我們能夠部分的理解他者，同時也使得對他者的理解變得更加迫切。因爲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差別，當我們對傳統賦予我們的象徵系統保持揚棄式的忠誠，對話才成爲可能，對自我以及自身社會的認識才會更加深入。

拉比諾在反思自己的田野作業過程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在揭示着田野作業中價值性和情感性判斷的涉入。特別是在與資訊人的交往中，情感性與價值性判斷無處不在。正如拉比諾自己所言：“如何限定並控制住資訊人的支配趨勢是貫穿我整個田野調查的中心問題。”資訊人與研究者對於雙方的合作有着 不同的理解，因而雙方的行事策略也是不同的。資訊人如易卜拉辛總是把“我“視作一種資源，不斷在試探着”我“容忍度與界限，而馬里克甚至希望能夠控制我收集信息的範圍，對於一些敏感的話題，很多如馬里克的村民都在力圖掩飾與迴避。而當這種沉默被阿里打破之後，就對其他村民造成了一種壓力，這種壓力迫使這些村民認爲自己有責任將自己所知的信息告訴”我“。這種強

迫性在拉比諾看來就是一種符號暴力，它內在於情境的結構之中，在田野作業中總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但是正如羅伯特·貝拉所言，”危險的不是價值判斷的在場，而只是這些判斷被置於批評性反思之外並無意於在經驗的參照下被修改“（《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序，P19，2008）。所以說，拉比諾這種面對價值判斷在田野作業之中無處不在狀況的泰然自若的態度就更加顯得難能可貴。

拉比諾的這些反思很多在當前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中已經成爲一種常識，但是真正做到這些又不是那麼地容易。而原本切割我們的意義之網現在纏繞的更加密切，如何通過理解他者來繞道理解自我在當前顯得更加緊迫。在“我文化”和“他文化”相互纏繞的當前，真正理解“他文化”，並站在“他文化”的背景下去理解對方的行事規範和思維方式又變得更加困難。因此，可以說，當前人類學任重而道遠，在這種情況下作爲反思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就顯得更加重要。只有真正化這些常識爲行動，才能真正的理解“他文化”和“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