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讀後感範文大綱

【篇一：《陳寅恪與傅斯年》讀後感】

這個學期一直在讀這本《陳寅恪與傅斯年》，確實讀得有點艱難，但讀完後，讓人心潮澎湃，感人淚下，悵惘良久。

陳寅恪與傅斯年均出生於清代名宦之家，青少年時代留學歐美，後成爲耀眼的學術大師，一在清華大學國學院，一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均開創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流派。他們既是真摯的朋友，還是姻親，更是道友，彼此信任，相互關照。共同促進學術的研究繁榮。由於日本的全面入侵，傅斯年與史語所搬遷至重慶李莊，在物質極度匱乏，艱難度日之中，傅力邀陳赴李莊共擔大任。陳寅恪逃離北京，舉家南遷，經長沙，至昆明，再輾轉至桂林，不幸中途病倒，雙目失明，生活極度困頓，不得已轉赴條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學，與李莊無緣一面。陳傅本當攜手共創學術盛業，但在風捲殘雲的時勢下聚少離多經，終至勞燕分飛，阻隔了海峽兩岸，相望而不能相聚，一個暴斃在孤島議會大廳，一個默默死於嶺南病榻。這是一部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驚呼歷程的心靈史詩。更讓我們後輩們人另一個側面更加真切地感知歷史的真相，感受他們在20世紀所遭遇劇變，譜寫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羣體的衰歌。

回望過往的幾十年，中國能稱得上大師的，莫不是建國以前之人，他們真正成長的階段，莫不是民國成立之後，他們大多留洋海外，有的書香門第，有的性格怪癖，有的顛沛流離，但無一例外的真才實學，學力蒼勁，其中如陳先生輩，稱得上是學貫中西，高山仰止，而他本人更是被盛讚到乃是歷史上三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的才子。

感慨於這些民國時期大師的風骨，首先在於他們青年留洋時期的踏實堅守。他們爲了買書，往往只能連吃數日的乾麪包以求緩解度日，彼此之間相互扶助，週轉救濟，然而所有的學生幾乎是一般窮，有時到了交學費的日子，更是苦的直叫沒法活。後值國內戰亂不斷，硝煙頓生，往往國內的資助也再不得見，日子一天窘似一天。然而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們還是樂觀的、不懈的用對知識的追求豐富了這貧瘠的日子，孜孜不倦，博通古今，歷攬中西，終成一代大師，並且以一種羣體式的出現造就了知識分子社會價值、地位與貢獻的高峯。

讀罷不禁唏噓嘆惋，感慨於昔日前輩先賢的不懈奮鬥，羞愧於今朝青年學子的慵懶墮落。感慨於大師們的風骨，更是在於他們一生高尚的學品和人品，不爲敏感所屈，不向非正義低頭，他們自有知識分子的操守。

書已讀畢，爲近百年前的中華人物、知識精英蕩氣迴腸、醉心傾倒，一個被譽爲“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傅斯年，一個被譽爲“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他們不愧爲真正的大師，正所謂多難興邦，百鍊成鋼啊！

【篇二：陳寅恪與傅斯年讀後感】

幾年前，我在蘇州一家臺資企業工作時，跟經理老劉關係不錯，他是一個會問我“大陸生雙胞胎，會不會超生罰款？”的臺灣人。有一次閒聊，互報家門時，他顯然對聊城一無所知，瞪着眼問是不是聊齋那裏？我又歷數水城名人孔繁森、季羨林、傅斯年……傅斯年！是傅大炮嗎！他誇張的表情讓我有點兒忍俊不禁，原來他是臺大的畢業生，而傅斯年是臺大改制後的第一任校長，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代學人。我們約定，等到“十一”假期，一同去位於聊城的傅斯年陳列館訪古。

豈料，“十一”未到，老劉卻因公返臺了，我亦辭職歸鄉，一同去傅斯年陳列館的願望也就此擱淺。

事隔三載，一份來自高雄的郵包寄到我手中，打開一看，除了當地的幾件手工藝品外，還有一本嶽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由此可見，老劉還記掛着我們之間的約定呢，睹物思人，愈加激發了我先睹爲快的興致。

這本被《光明日報》評爲“年度十大好書”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講述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兩位國學大師的成長、留學、爲人師以及他們的坎坷磨難，在顛沛流離中，決不放棄學術事業的人生歷程，生動展現了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正如封面上所寫“大師之後再無大師”，讀罷全書，給人以一種無言的淒涼，想起錢學森對現代中國“大師不再”的焦慮與憂思，不覺間已是淚流滿面。

陳寅恪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孫，十二歲便出國求學，直到三十五歲學成回國，具備了閱讀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其廣博精深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比如，他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過兩門課：“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還指導季羨林、王力等人的學科，諸如，年曆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等。難怪傅斯年曾對陳哲三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傅斯年生於聊城，祖上是清朝的開國狀元傅以漸，“五四”運動時他還是北大的學生領導，在書中，我看到了一個修齊治平、赤膽忠義的傳統知識分子。蔣夢麟先生在《憶孟真》一文中，曾把傅斯年比喻爲“北大功狗”，這個比喻是很貼切的，“功狗”一詞源自西漢，即有功之臣，對北大而言，傅斯年畢業於斯，教授於斯，治學、論政絕不落人之後，是天才型學者和領導者的完美結合。

作者在字裏行間表現出了極大的理性，用娓娓之筆調，對“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對“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對頭緒衆多的國學人事進行了新的評說。在被打開的一段隱祕歷史中，我目睹了兩位天才大師的因緣際會和聚合離散，這真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詩。

我在給老劉的回信中寫道：雖然“大師之後再無大師”，但所謂“大師不再，風骨猶存”，傅斯年陳列館的大門永遠敞向緬懷大師的人們，古韻新風的水城也時刻迎接着海內外同胞的光臨。

【篇三：陳寅恪與傅斯年讀後感作文】

嶽南，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並着重於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著名學府人文知識分子學術、精神及人生歷程的研究。

接觸這本書還是緣於焦老師的推薦，當時只是下載了下來，並沒有細看，也不知這本書到底是講些什麼，只以爲是一些枯燥冗雜的知識。後問及同學始有所瞭解。

網上介紹本書敘述了陳寅恪與傅斯年成長、留學以及在動盪歲月中顛沛流離，執着學術事業的艱難歷程，生動卓然地展現了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紀上半頁知識分子心路歷程與事業追求的心靈史詩，讀來感人淚下，悵然太息。

今天中午讀了一些章節，縱然對本書二位主角不甚瞭解，但它仍然吸引這我。其一、它不是我想像中的枯燥乏味的，而是略有故事情節的。其二、它講的是國學知識分子的執着的艱辛歷程。有着國學的標籤，也使我對它感興趣。其三、它是講的`20世紀上半頁，那個盛產天才的時代的故事。

帶着喜悅與期待，我將進行我遲到的閱讀。

【篇四：讀《陳寅恪與傅斯年》有感】

近幾日，讀完了嶽南先生所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掩卷長思，感慨頗深，特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從整體上看，此書行文流暢，古典韻味與現代風味兼顧；作者在引用相關文獻時貼切自然，毫無生澀之感；文字樸實、厚重而不虛浮；筆力深厚，用筆老到，一看就是具有較深的寫作功底和歷史人文積累的。如果說此書有什麼不足之處，我個人認爲，就是有些結論下得過於肯定了些，比如對傅斯年的評價就高了些，從中國近代的整個學術史來看，傅斯年的學術名氣較大而學術貢獻相對較小，實際上是當不起嶽南先生如此評價的。當然，瑕不掩瑜，本書總體上是很有水平的。

下面，我就來具體的談談我讀過此書之後的感受。

一方面，我要否定一個觀點，即陳寅恪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留下一部大部頭的著作、這使得其在學問研究上難以與其他的學者相抗衡。對此，我想說的是，大師是不能單純用是否擁有大部頭的著作來衡量的。我們要看到是，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家，其作品當中雖然沒有大部頭的著作，但他的每一篇著作無不具有獨創性，“發人未發之覆”，其著作觀點之新穎、考證之合理、分析之透徹，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其著作的偉大價值，這種價值是一些所謂的大部頭著作所遠遠不能相比的。陳寅恪先生的著作雖然不多，也缺少大部頭的著作，但其僅有的幾本著作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都是震驚世界的名著，這些著作都是“發前人未未發之覆”，很多東西在中國學術史上都是首次提出並且令人信服，這些著作字數雖然不多，但其創新性比起某些東拼西湊搞起來的所謂的大部頭著作無疑好得多；即使面對一些很出色的大部頭著作，從學術價值的角度講，陳寅恪先生的這幾部著作也是絲毫不落下風甚至還略強之的，要知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篇好的論文，從某種程度上說，其原創性和學術價值都是要高於某些大部頭的著作的。這是從學術原創性和學術價值的角度來說的。從文學創作的領域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你不能因爲魯迅沒有寫過大部頭的小說就否認其是中國近代的頭號文學家這個事實；你也不能說寫了十幾部大部頭著作的金庸比寫了《紅樓夢》一部作品的曹雪芹著作多得多，就說金庸比曹雪芹厲害，實際上，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曹雪芹是到目前爲止最偉大的小說家，這是金庸所遠遠無法相比的。因此，陳寅恪先生雖然沒有大部頭的著作，但這絲毫無損他是中國近現代最著名史學家這一事實，也絲毫不影響其著作的學術價值，更絲毫不影響他在史學上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批擁有大部頭著作的學者。

另一方面，某些人甚至認爲，西方第一流的學者做學問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像馬克思、康德、黑格爾那樣能夠構建一個完整的哲學系統，自成一家、開山立派之人；第二個層次是如華生、杜威之類的人，這個層次的人，不能像第一層次的人那樣，構建一個大的體系、開宗立派，但是他們能夠與在自己所研究的學科範圍之內創立一個小的系統，這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這類學者的學問很好，知識也很淵博，但他們只是總結前人的經驗，自己從來就沒有創立過什麼系統之類的；第四個層次就是普通學者的層次，他們的知識既不淵博，所做學問也不甚出色。按照這個劃分法，他們認爲，中國古代只有孔子、老子才能達到第一個層次，朱熹之類的能夠達到第二個層次；到了近代，能夠達到第一個層次或者第二個層次的，一個都沒有，陳寅恪、錢鍾書這樣超一流的學問大家只能達到第三個層次，至於其他的學者，只能達到最末的一個層次。

對於此種說法，在我讀的書不夠多、閱歷還不夠豐富之時還相信了，因爲陳寅恪、錢鍾書等確實沒有構建過什麼大的學術體系，從這點上看，這種說法確實是有道理的。但後來我仔細的一想，這種說法卻是有失公允的。

第一點，作者只是單純的是從哲學或者是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的，而沒有涉及其他學科。從哲學學科的角度分析，這樣的劃分無可厚非，陳寅恪、錢鍾書也許連第三個層次都夠不上；但從歷史學、漢學（或稱中國學）的角度分析，黑格爾、馬克思、康德創立的這些體系就基本上沒多大用處了，君不見，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作爲指導的當代中國史學研究，比起陳寅恪等不以唯物史觀作爲指導的歷史研究來說，無論是研究成果還是其他方面，都相差甚遠，簡直不是一個級別的。並且，從文學、史學研究的角度，黑格爾、馬克思、康德等人與陳寅恪相比，水平差得就不是一點點了，而是很多。你不能夠說，搞哲學研究的就比歷史研究的要偉大吧？當然，從影響力來說，搞哲學研究的確實大一些。

第二點，作者只是單純的用西方的觀點來衡量中國的學術研究，他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治學傳統。馬克思、黑格爾、康德等創立了一個巨大的體系，無疑是很偉大的（注意：馬克思有很多是被吹捧起來的），但要注意這個體系之中很多東西都不是自己原創的，也就是說，真正自己的東西不是很多的。按照陳寅恪的天才，要是硬是創立出一個像馬克思、黑格爾、康德那樣的體系，也不是太難的事情，但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顯然沒有如此必要，即是你的體系、理論再先進，不去拼命的積累史料再仔細加以辨析，不多懂幾門語言，也是搞不出什麼成果的。要是單純的從歷史、文學領域學問研究的角度講，那些創立了所謂大體系的人，與陳寅恪相比，水平就實在差得太遠。所以，單純的用西方的那一套來衡量我們的學術研究而不考慮中國的治學傳統，是不好的，是有失公允的。

今天，我之所以提到這兩個觀點並對它們一一的進行辯駁，是爲了說明，人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能夠人云亦云，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在某些地方是真理的東西，放到另外一些地方去就不一定了。我們在領會某樣東西之時，全面、深刻的辨析它纔是正確的，不分情況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都是錯誤的。這也是我讀了嶽南先生這本書之後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