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感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感1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北大新銳學者韓毓海的思想講義著作，出版以來一方面廣受熱捧，一方面又備受爭議。作者從金融與歷史的角度講述了明清500年興亡史。有人認爲，作者通過本書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這一結論爲當下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啓示。也有人認爲，經濟是民生之本，貨幣對經濟有作用，但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原因，而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認爲，“韓教授一會兒用技術性分析取代歷史現象的定性分析，一會兒又用簡單論斷來代替必需的數據分析，用這樣的‘學術工作努力’來橫掃一個學術領域，就難避‘無事實求是之心，有譁衆取寵之意’的嫌疑。韓教授在本書緒言裏說‘這當然不能算是史學，連歷史研究也可能談不上’，大概是爲了謙虛，卻不失爲自知之明。”

我想，韓毓海是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本書行文有意針對時下熱點話題，把視野引向基層，引向世界，引向大歷史，可見作者意在讓普通民衆也能看清國際金融動態，以及中國的應對和走向。這個出發點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作者的觀點也許失之偏頗，但是起碼能給社會學界和歷史學界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鑑的問題。

我對歷史研究很少，對金融更是知之甚少，所有的歷史與金融學知識，都無非是教科書上給的那一點兒，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越發地模糊不清。看到本書，首先是眼前一亮，接着就深感其大氣磅礴，汪洋恣肆，的確是別開生面之佳作。對於別人的評論，或褒或貶，我都不敢妄加議論。我只是從側面談一下我個人的一些感觸。

首先，我認爲，人是需要學一些歷史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寶庫，有許多我們需要或者能夠用得上的東西深藏其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管你做什麼學問，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只要你從歷史中去尋找，從歷史中去挖掘，或者用歷史來印證，都會得到你需要的東西。當然，歷史是一個多棱鏡，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影像不同。歷史還是一個萬花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看到的影像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認，正是因爲這種不同，歷史才值得人們去研究。

同時，我認爲，這本書給我最大的一個啓發就是，人需要有一些金融或者經濟的常識。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也是商業社會，沒有一定的經濟頭腦或者商業頭腦，從小處來說，經營不好自己的生活，從大處來說，經營不好自己的事業。對於一個企業負責人來說，懂金融懂經濟的意義更大。構建一個企業的經濟框架或者從金融的角度來經營一個企業，不懂這些知識是不行的。我是一個文科出身的人，雖然學過一年的工商管理，但是，對於經濟學金融學，還是興趣不大。看來以後得加強自己這方面的修養了。

還有，我認爲，做學問，一定要敢於標新立異，不怕別人的熱潮冷風。跟在別人後面人云亦云，人們聽不到你的聲音。說一些不同的觀點，喊出自己的聲音，纔會引起大家的注意。不過，這種標新立異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紮實的研究基礎上，不能胡言亂語。同時，在現代社會，做學問不能做書齋學問，要和現實聯繫在一起，纔會引起大衆的興趣。象牙塔的學問也是需要的，不過，這種學問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過清貧的人。你能做到嗎？

五百年來誰著史？千萬年來誰著史？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對小我或者家國的責任感，而是對世界對社會對歷史的責任感。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我想，這是最爲難能可貴的一種品質了。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感2

引言：我們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這是對歷史的追問，歷史會無聲地昭示着未來。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重新審視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同時，作者還探討了：爲什麼白銀能成爲明朝的合法貨幣？爲什麼說明清亡於“貨幣戰爭”？爲什麼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一系列大問題，並藉此重估新中國的體制問題。

《五百年來誰著史》的作者是韓毓海老師，山東日照人，現在是北京大學教授，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曾任紐約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養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文學卷》、《天下：江山走筆》等。韓毓海師還曾擔任多部電視劇編劇，其中有表現錢學森、鄧稼先等老一輩科學家的《我親愛的祖國》等。

《五百年來誰著史》的副標題叫“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借自歷史學家L·S·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斯塔夫裏阿諾斯在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說，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侷限於西方或非西方人”。韓毓海的這本書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阿諾斯，而在內容上還是以一個國家——中國爲中心，具有濃重的“中國問題意識”，他意在“以中國爲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歷史，最終目的是爲了探討深處大轉折時代的當代中國的世界觀。

這是一種將中國史與世界史融合的宏大敘事，改變了以往史學著作“中國史是中國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狀況。作者的興趣不僅僅在於詮釋中國，而在於解析當代中國道路的來路和去向。和通常對“中國模式”的分析不同，本書放棄並批判了通常人們所採用的“現代化”理論，這種分析理論興起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暗含着一個邏輯，現代化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模式，發達國家遵循了這種模式就發達了，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是因爲沒有遵循這種模式，後者要想發展必須從制度上效仿前者，改變本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教育系統。韓毓海認爲這種分析理論，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們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整體來看，韓毓海借鑑了“世界體系理論”，重新解釋了近500年來中國的興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國興衰的關鍵在於國家能力的強弱，也即社會組織能力的強弱，對基層的組織程度和跟基層的聯繫緊密程度。

所以，韓毓海的書會選擇以1500年作爲分界點，而不是其它年份。韓毓海以世界體系的眼光看近代世界史，認爲近500年來世界只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歐美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成並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1/4人口的中華民族在逐漸衰落之後走向偉大復興。因此，對“五百年來誰著史”的回答，答案並非只有西方資本主義，還應該包括中國道路。中國在以自己的教訓和經驗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一種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國道路。

而在解釋近代以來，西強東弱的現象時，在韓毓海看來，西方之所以興起而中國之所以衰落，並非在於西方採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好的發育，而是因爲西方建立了“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以“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和國家合一”的體制培育了較高的國家能力；而中國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組織能力比較孱弱，因此儘管經濟上並不落後，但國家能力非常低下。社會組織能力孱弱的表現爲，皇權無法直達基層百姓；貨幣供應委之於國外的貨幣市場，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權；豪民與外貿商人勾結，市場壟斷和土地兼併加劇，小生產者和小農流離失所，最終稅收無着落，財政崩潰，無以養兵，軍隊不堪一擊。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感3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持續千年的領先於世界，是無數外國人心往神馳的偉大國度。然而一個xx戰爭卻將這個東方巨人迅速瓦解，從此陷入苦難的深淵。我常常在想，是英國人的船堅炮利和科技文明戰勝了古老的中國嗎？是所謂的閉關鎖國，盲目自大，重農抑商而導致中華的積貧積弱嗎？對歷史的種種迷惑，在讀完韓毓海所著的《500年來誰著史》後，我有了新的認識。

遙想500多年前，鄭和率領着2萬多人組成的船隊，開始環繞世界的大航海。當中國國力空前強盛、稱霸海洋的時代，航海不是探險、不是掠奪，而是一種“以德治海”的中國式海洋觀。明清兩朝均以和平的方式，推進着貿易和市場的跨國化，當時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上，中國都遙遙領先於世界，並以和平的方式開創了一個世界經濟的偉大時代。可是，中國主導的世界怎麼就走向了瓦解呢？

作者認爲，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爲關鍵的問題。財政鑄幣權是關乎國家財政和國家主權的核心問題，關係到一個王朝的興亡。中國命運的大轉折就發生在1567年前後，簡單的說，中國是一個包括銅和白銀在內的貴金屬產量很低的國家，這造成了嚴重的貨幣短缺，進而威脅國家經濟。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西方殖民者通過驅使奴隸在美洲進行白銀開採，逐漸控制了作爲貨幣的白銀，這才通過與東方的貿易，積累起大量的`資本，從而節約了自身發展所需的經濟和環境成本，併爲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那麼中國爲什麼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貨幣體系和金融體制，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制的轉換呢？根本原因是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導致的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xx戰爭之後，國家金融體系崩潰與軍事失敗接踵而至，使中國社會結構從內部持續解體，國家完全無財政之獨立，根本沒有資本投資於國防和軍事自衛建設，以至於在xx戰爭中，區區7000長途奔襲的海盜就把一個帝國一舉擊潰。

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帝國主義爭霸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人反覆認識到一個殘酷的真理：金融問題永遠與戰爭相聯繫，金融安全永遠與國家安全相聯繫。新中國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第一次形成了立足基層、組織嚴密的社會動員機制，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嚴格的國家預算體系、稅收體系，確立了人民幣的貨幣獨立性和權威性，調動社會財富，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新中國成立後30年就建立起完善的國防、工業和交通體系，並開始農田水利建設，從而形成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

我們今天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我們通過運轉有效地國家行政機制，高效的投資於國家和未來的發展，反過來又爲社會就業提供門徑。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也是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的優秀成分的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走向成功、走向復興的關鍵。這不是簡單地口號，而是歷史的結論。

今天我們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當然不是無爲而治，不是一團和氣，更不是妥協退讓。和諧是以協調生產與貿易，金融與武力，生態與軟實力爲互動的體系，是以協調中國的東西南北爲互動的戰略結構，是以協調世界格局爲我有利的天下胸懷。

歷史不僅僅是過去，他也指示着現在，昭示着未來。如果把中國持續千年的領先與今天的重新崛起聯繫起來考慮，那麼我們在19世紀後約100年的落伍不過是一個偶然的插曲。我們有着如此偉大的先人，繼承着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秉承着父輩勤勞勇敢的優秀品質，那我們就沒有理由懷疑自己的能力。青年一代是這個時代的脊樑，我們必須堅定信念，必須有所擔當，必須肩負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讓中華民族再次閃耀東方！

五百年來誰著史讀後感4

在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領者，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內的十八世紀歐洲主流經濟學家都曾認爲：中國代表着一條自然、健康的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積累道路，這條道路可以通過分工的擴大、市場的發展、貿易的增加，推動形成一個健康、自然形態的世界經濟體系。

但近代百餘年來，中國經濟卻落後於西方國家。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着史》一書使我對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與互動有了初步瞭解。作者“以中國爲本位”觀察和描述了近500年來世界歷史的變遷，他沒有進行簡單的史實堆砌與觀點呈列，而是分爲“漫長的16世紀”和“漫長的19世紀”兩個階段加以解讀，緊緊抓住“國家能力”這一點，從社會組織、財政金融兩個層面對中西方500年間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尤其是國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較、分析、思考。作者認爲，“近代歐美文明之所以興盛的核心原因是，軍事強權與金融強權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經濟霸權以至於文明霸權”。

“在中華文明中，究竟是做一個‘大人’還是‘小人’，並不是由權勢、地位和財富來決定的，更不是由性別和族裔來決定，而是由胸懷、擔當和視野來決定”，有目共睹，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迅速成爲了一個經濟強國，世界大勢，浩浩蕩蕩，無論有多少險阻，人類始終在前進。回眸歷史，橫看東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的是真正的大國崛起，而非一時表象的“大國乍起”。百姓安居樂業，人民生活幸福，纔有底氣說崛起，纔有底氣談復興，而當今的中國正在一條健康的道路上，實現着可持續發展，並得到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