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鴻章傳有感三篇

讀李鴻章傳有感（一）

作爲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鴻章在中國揹負的指責和詆譭很多，自我們從中學課本中學到的歷史以來，李鴻章這一“賣國賊”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衆人眼中的李鴻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這本《李鴻章傳》最爲公正。

這是一個英雄眼中的另一個英雄的形象，樑先生在這本書中這樣評價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而這本書，確實是圍繞晚清複雜的政治時局中，李鴻章的功與過來寫的。

以李鴻章的學識，雖大權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這些，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他只知道有軍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內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還有國民。

這本《李鴻章傳》給了我頗多收穫。

首先，是樑公治史的態度。梁啓超和李鴻章是政治上的公敵，但作者曾親口說道：“這書中有不少爲他開脫辯護的語言，很多與時下的論調不一致，這完全是因爲作史者一定要稟着公平之心來寫。”爲自己的敵人寫傳記，還能脫離世俗的論調，以公允之心來評定，這是一個史家所擁有的胸襟和態度！

其次，是獲得了對李鴻章接近真實的認識。從前對他“賣國賊”的認識，在今天讀到這本書後，纔是真正地把李鴻章放在他所處的時代、政治時局、世界、和周圍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個真正的李鴻章。李鴻章雖飽受國人非議，卻被外國人譽爲“東方俾斯麥”。他所犯下的歷史過錯不少，不學無術，許多“不平等條約”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籤的字，但我讀到的更多是惋惜。雖對朝廷忠心耿耿卻不知體恤百姓，雖從政嚴謹細心，卻不明時局。總的來說，“李鴻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於整個民族的落後，而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樑先生的介紹徹底改變了我先前對李鴻章的認識，由此比較中國近代歷史人物，李鴻章確實是偉大的開拓者！

讀李鴻章傳有感（二）

閱讀這本書前，我本人對李鴻章的瞭解還僅限於歷史書上隻言片語的介紹：李鴻章，晚清重臣，領導洋務運動，建立北洋水師，簽訂了《馬關條約》等諸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當時的國人痛斥其爲賣國賊。當我讀完這本書後，我纔對李鴻章有了更多的瞭解，也漸漸明白了梁啓超先生所說的“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浙甫，號少荃，諡號文忠。出生於1823年的他從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謂是少懷奇志，才華出衆。然而，這只是他跌宕起伏的開始：隨着道光帝的逝去，剛接過這個擔子的咸豐帝似乎還是太過年幼，社會矛盾愈加劇烈，轟轟烈烈的天平天國起義就這樣開始了。李鴻章憑藉着自己的努力和堅持，在自己的家鄉建立淮軍，挺過太平天國數次進攻，並在最後打敗了頑強的太平軍。

從那之後，李鴻章一戰成名，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一度被西方報譽爲東方俾斯麥。但其後半生的外交手段卻是一大敗筆：面對諸多劉強的欺凌，總是想着“拆東牆，補西牆”，卻意識不到“兩牆都倒”纔是最終結果，導致我偌大的華夏古國，被列強們瓜分殆盡，還要賠款。

正如樑先生書中所說的那樣，李鴻章個人的歷史，同事也是晚晴的歷史。一口氣讀完《李鴻章傳》，彷彿切實地看到晚晴在列強夾縫中最後的掙扎。對於李鴻章這一爭議人物，樑先生也評價得十分到位：“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成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道，當此十九世紀競爭計劃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勝之城，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

李鴻章的一生，經歷了太多太多，他彷彿做了一輩子的修理工，想把清王朝這棟殘破不堪，搖搖欲墜的破舊樓給修補好，終究還是沒能成功，但他似乎已經盡力了。“李是時勢造的英雄，並非造時勢的英雄”，作爲臣子，李鴻章對清朝忠心耿耿，從未有過一絲謀逆之心，爲保全國土日夜操勞，對百姓的飢苦生活於心不忍，對自己的逝去不能再爲朝廷效力而感到悲傷與無奈，對祖國的未來感到嘆息。

有人說“爲什麼李不選擇像曾國藩一樣，激流勇退，把天下交給下一代人？”我覺得，事情總是要有人承擔的，也許李鴻章就是選擇了承擔吧，不管是罵名，詆譭或是指責，他都接下了。功過似乎早已被定好：大敗太平軍，接任曾國藩，興辦北洋水師，領導洋務運動，最終卻一事無成，簽訂《馬關條約》等，或許，這就是李鴻章的命吧。

讀李鴻章傳有感（三）

餘讀任公之《李鴻章傳》，感其不幸，痛其衰亡。然細思其人其事，所以有此悲劇者，乃歷史與文化所致也。

放眼全球，中國乃四大古國中唯一文化不斷者，其兩千餘年封建歷史之長遠，所涉疆域之寬廣，無一國可出其右者。餘研習物理，知物體有特性曰“慣性”，然歷史無慣性乎？況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數千年矣，又何能於一朝一夕之間改乎？由此，雖外疆漸盛，而國人眼界閉塞一如往昔。元以下之海禁，清特起之鎖國，傷人未滿一百，自損何止十萬！少荃誕於斯時，所見所習唯封建禮教，眼界尚狹，縱年歲漸長，所見所聞不同，其本性已定，再難改矣。任公斥之爲“不學無術”，然又如何有新思想、新學術供其幼年所習？合肥行改革，自守舊制，而世間封建餘潮尚如泄洪難擋，有成功之法乎？恐非世人所能料矣。此況乃歷史與文化共定矣，非少荃一人之悲。

德富蘇峯曾言少荃性情如中國人之性情：冷血、自大、隱忍、臉厚、善辯、狡詐，或有過之，然並非虛妄。自古以來，能處高位者，有幾人不似少荃？如唐之房、杜，宋之王定國、王荊公 ，明之嚴分宜，清之陳午亭，無論忠奸，性格中必有特質似少荃者。此乃中國官場乃至民俗文化所定者，其間玄機，一句“物盡天擇”可謂道盡，少荃性格如此，並非偶然。

雖然，少荃亦人傑，若宋則爲呂夷簡，若明則爲徐階，也可稱之一代名相，何至於後期如此不堪？蓋其所生時代，新舊交替之時，少荃隨舊潮，更被歷史所湮滅亦。若晚生數十年，未嘗不可如任公一般指點人物，快然自足。若少荃泉下有感，必嘆“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嘗聞“生不逢時”乃人生一大痛，古之人誠不欺我！

少荃之不幸，乃歷史與文化之故，非唯少荃一人。少荃之同輩人，亦遭歷史與文化湮滅矣。否則，以中國四萬萬人，豈會“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乎？此兩者威勢之可怖，餘今日見矣，誠爲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