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改革歸納
《新青年》雜誌創刊後，在大力宣揚“民主”與“科學”的同時，還連續刊登文章，發起“漢字改革運動”。錢玄同、陳獨秀、吳玉章、魯迅、蔡元培、瞿秋白、傅斯年、胡適等人紛紛參與討論，提出“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以及“繁體字改簡體字”等主張;《湘江評論》《晨報副刊》《新社會》《太平洋》《獨立週報》等刊物也積極推波助瀾，使漢字改革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於更大範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自1918年起，著名音韻學家錢玄同陸續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漢字革命之討論》《羅馬字與新青年》《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等文章。他提出，如果漢字不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那麼要在廣大平民中開展文化教育普及活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謂“國語”也決不可能獲得統一。因而，他提出“漢字革命”甚至“廢除漢字”的激進主張，引起學術界和教育界對這一問題的熱烈討論。錢氏在提出文字改革的諸多理由，即漢字本身有很多缺點或侷限，如他批評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初學者認識與書寫;漢字的字義含糊，往往一字多義;文法也不夠精密，有很強的隨意性;漢字的字形已經固定，新生事物及新的理念等名詞一無所有，不可能出現新造字;更重要的是漢字記載孔門學說，是維護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綱常名教的載體，不能適用20世紀之新時代。廢除漢字以後可以採用人造語(Esperanto，即世界語)以取代漢字和漢語。在從漢字向世界語過渡期間，可暫且借用英、法等文字語言作爲補充。
從思想上來講，錢玄同並不贊同全盤西化論，他提出上述觀點並非空穴來風，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與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動相關。我們從史料中可以看到，幾乎與此同時，學界名流李石曾、傅斯年、褚民誼和吳稚暉等人也陸續發表文章，提出“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的主張。如瞿秋白就曾指出，漢字必須羅馬化，要根本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傅斯年在當時也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認爲漢字確實非常難認、難記、難寫，而且效用很低，遠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方便。錢玄同與其他學者似乎達成這樣的共識：“中國文字，遲早必廢”。
這些相對激進的主張在當時的文化界和教育界產生很大影響，有人鼓掌叫好，質疑和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新青年》雜誌分明感受到了較大壓力，陳獨秀很快就在該雜誌發表文章爲“本志”開脫。他說，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爲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對他只因爲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見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參見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號)同時，他也提出這樣的疑問：文字與語言是直接相關又有區別的，如果漢字能夠加以廢除，那麼漢語如何改變呢?是否可以先廢除漢字而保存漢語，給文字改革一個緩衝和過渡環節。
從錢玄同所發表的文章看，他倡導“漢字改革”經過了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認爲如果只改漢字的形式，採用羅馬字母之類的拼音文字，而不廢除漢語是極爲困難的。例如，文言與白話不一致，各地的方音、方言很不統一。漢字在根本上尚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漢字裏的單音字。因爲單音文字的同音者有很多，如果改用拼音，就很難分別不同含義的字。對此，傅斯年的觀點則顯得很清晰。他說，漢語不是純粹的單音節，漢字絕對應當用拼音字母加以代替，漢語也絕對能用拼音字母表達。胡適贊同陳獨秀關於文字改革的思路，認爲中國將來應有拼音的文字。但文言中確實有很多單音字，不能變成拼音文字，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變成拼音的文字。胡適的這一意見並不是反對漢字改革，而是要爲漢字改革提供一個他認爲可行的路徑。
晚清以降，白話文在大衆日常生活中應用廣泛，以白話寫的小說作品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梁啓超、譚嗣同和黃遵憲等人都主張“文、言合一”，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對於白話文宣傳教育、啓迪民智的作用撰寫過多篇文章，強調白話文是成就維新大業之根本。只有立即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才能普及教育，使國人具備聰明才智，國家得以振興。這就把推廣白話文與挽救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緊密結合起來，儘管誇大了白話文的社會效果，但在當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16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再次吹響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號角。文字改革問題與推廣白話文等密切相關、因果互動，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當時諸多著名學者主張立即改良漢字，減省筆畫，推行簡體字。他們指出現行的漢字筆畫太多，是一種不適用的書寫符號，是學術研究和教育上的障礙。但是，從理性的角度而言，改用拼音是治本的長遠目標，減省漢字的筆畫則是眼下治標的辦法。文字語言學家黎錦熙在其所著《國語學講義》中提出了確定現代漢語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等具體標準。另一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發表了《國語羅馬字的研究》，對那些反對漢字羅馬化的人所提疑問作出了明確回答，指出“拼音文字”“語體文”和“國語統一運動”密切相關、相互依靠。不少語言文字學家也認爲漢字簡化是漢字革命的籌備期，倘若在短期內不能完全廢除漢字並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的話，那就可以採用補偏救弊的漸進方法，將繁體字改爲簡體字。他們號召社會各界要寫簡體字(時人稱爲“破字”);寫同音以相互替代的“白字”;對有音無字或漢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與漢字具有同等的價值，而且可以作爲從象形字轉變爲拼音文字的量的積累。
五四時期的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文字改革的方案，取得了有較高水平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後代學人在思考文字改革路徑時加以借鑑。受到當時社會劇烈變化的觸動，清末民初經濟、政治與社會領域的近代化趨勢必然引發包括文字在內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思潮。漢字改革運動在當時取得了一些成效，也使得人們逐步認識到文字改革是一個影響面廣且十分複雜的問題，絕非經若干專家討論之後便可實施，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之事。因此，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後期，且直到今天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