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到底什麼是國學

馬一浮

　　國學概念的淵源與流變

“國學”這個概念中國歷史上就有，《周禮》裏面就有，《漢書》、《後漢書》、《晉書》裏面，都有“國學”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廬山下面有個——現在也還叫——白鹿洞書院，這個書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爲當時的“四大書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這個地方不叫白鹿洞書院，而是叫“白鹿洞國學”。白鹿洞國學是個什麼意思呢?是所學校。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國學”這個概念是有的，“國學”這個名詞是有的，但歷來講的所謂“國學”，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

那麼“國學”作爲一個現代學術的概念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至少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啓超和黃遵憲的通信裏面，就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了。要知道這兩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變的時候被處罰的人員，梁啓超跟他的老師康有爲跑到海外，而黃遵憲呢，當時在湖南參加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黃遵憲也受到了處分。他有在日本的經歷，有外交經驗，很了不起的一個人。其實他很穩健，在湖南的時候就提出主張漸進的變革，反對激進的變革，實際上他跟康、樑的激進是有區別的，但還是處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變後的晚些時候，被革職的黃遵憲回到廣東老家，而這個時候梁啓超有一段在日本。他們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啓超寫給黃遵憲的信我們看不到了，我們看到的是黃遵憲寫給梁啓超的信。黃遵憲在信裏說：“你提出要辦《國學報》，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辦《國學報》是不是時候，我們探討國學概念可以暫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這一年，一個是梁啓超，一個是黃遵憲——試想，他們在晚清，是何等樣的地位，何等樣的人物——他們提出了並且使用了“國學”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啓超寫《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裏面最後一節，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麼興旺，新學青年吐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啓超說不會的，“外學”越發達，“國學”反而增添活氣，獲得發展的生機。他在這裏再次用了“國學”的概念，而且把“國學”和“外學”兩個概念比較着使用。

我們知道，在1898年——維新改革最高漲的時期——當年五月，張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寫了一篇大文章叫《勸學篇》。他在《勸學篇》的“外篇”裏面有一節專門講“設學”——設立學校——他說在課程設置的時候，要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可是在1921年梁啓超寫《清代學術概論》，轉述張之洞的主張，他說，自從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全國一時以爲“至言”。——以爲這個話講得太好了，誰都同意。可是，他在轉述的時候做了一個改變：張之洞本來是講“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轉述成爲“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從此以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個判斷，一個晚清以來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斷，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的人記在腦子裏了，而忘記張之洞在《勸學篇》裏面本來講的是“舊學爲體，新學爲用”。我們今天研究“國學”這個概念的淵源與流變，我可以說，張之洞在《勸學篇》裏講的“舊學”，梁啓超轉述的時候講的“中學”，跟“國學”的概念——梁啓超和黃遵憲1902年講的“國學”的概念——幾乎是同等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國的這套傳統的學問。可是，當時雖然這麼講了，對於什麼是“國學”，沒有人作分疏。

時間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這個時間很重要。在1923年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國學門”要出版一個刊物，叫《國學季刊》。北大這個《國學季刊》的發刊詞請胡適之先生來寫，胡適之先生就在這個發刊詞裏講——他因爲有西學的底子，又有中學的底子，他喜歡下定義——什麼是國學呢?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他說自從章太炎先生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概念的內涵太寬，所以胡先生這個定義事實上沒有被學術界採納，後來很長時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講這些了——後來到“國學”的概念繼續講的時候，都不見再有人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爲什麼呢?“國故”這個概念太龐雜，古代的社會制度、古代的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衣飾都包括在裏面了。如果“國學”就是研究這些漫無邊際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東西，你很難把握住哪些是這一“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事實上，學術界沒有采納胡先生的定義，學術界不約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就是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什麼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呢?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當然唐代的文化內容多了，經學在唐朝也很發達，有《五經正義》——但唐朝的佛學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時候，一個新的哲學流派出現了，就是理學，以朱子爲集大成的理學。而到明代，則出現了以王陽明爲代表的心學。清代中葉的時候——主要是乾隆和嘉慶時期，清代的學術比較發達——這時候的學問，以考據爲主要特徵，也叫“樸學”，甚至也叫“清代漢學”。

就是這樣一個學術史的流變，大家覺得這就是“國學”。你看錢穆先生在北大講國學的時候——後來整理成書叫《國學概論》——他首先講，“國學”這個概念將來“恐不立”，然後說明，他書中講的是“本國學術思想的流變和變遷”。而馬先生給“國學”重新下定義的時候，也說：“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爲國學”。只不過他並不認可這個定義。因爲人家會問：你是指哪個時代的學術呢?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還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講中國的學術，不僅有儒學，還有道家，還有道教，還有佛學，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呢?所以，馬先生覺得把國學定義爲“中國固有學術”，還是太籠統，太寬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