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人心的唐詩氣度

據說，罵過古今中外三千名人的犀利刻薄文士李敖，從古到今橫掃過去，沒幾個朝代能入他“法眼”，但他卻頗爲唐朝動情，將唐朝作爲自己夢想中的家園。不僅李敖，多少文人墨客，對唐長安充滿了神往之情!究竟是什麼東西讓千年之後的文人雅士這樣神往?這就是長安自由寬闊的胸襟。長安的大氣磅礴，長安的藝術氣氛，長安人對文化人的推崇。

李白，才高八斗，狂放不羈，在杜甫的描繪里，他是個“天子呼來不上船”的牛人，在皇帝身邊待了兩三年便受不了了，這樣的角色即使放在今天的官場，大約也混不了幾天。李白離開朝廷之時，唐玄宗竟然是以“賜金還山”待之。給他金子讓他優遊山水，哪兒有這樣大氣有趣的皇帝?17歲的白居易“漂”到長安，顧況以他的名字打趣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但看了他的詩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後，馬上改口：“有才如此，居易不難。”就是這首“離離原上草”竟使這位詩壇前輩如此屈尊敬之!這就是長安。長安的城門，永遠爲那些才華橫溢的飽學之士敞開着。

這是長安迷人的地方，也是李白充滿自信的地方。因爲這兒尊重才學，你纔會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邁，長安讓你自信;也如此，李賀才寫得出“空將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也才能夠在心中涌出“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豪情。

我曾遙遙矚目美麗的長安，似乎在人的社會之外，還看到了一個籠罩在旖旎風光之中的長安。王維路過長安近郊的香積寺時，曾歌吟道：“不知香積寺，數裏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製毒龍。”可惜，今日的香積寺已沒有了當年王維眼中古木茂密、泉聲叮咚的環境，以至於河南有一好事者言，香積寺不是長安的香積寺。其理由就有，今天我們看到的香積寺不符合“古木無人徑”的描繪，也沒有泉聲、水潭和危石等等。

溫暖溼潤如江南

我相信，王維筆下的香積寺無疑就是今日西安南郊的香積寺，王維筆下的古木、泉聲、青松、空潭，也是當年的風光再現，只是千年的滄桑變化，我們已看不到林木蔥蘢、泉水叮咚的景色了。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中，通過對梅樹、柑橘物候和農作物生長期的對比研究，認爲唐代是一個溫暖溼潤的時代，同時又用一萬年挪威雪線、格陵蘭冰塊反映的氣候特徵作了印證。朱士光、王元林統計唐代關中地區16個年份冬無冰雪，認爲“這在我國曆史上各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由此可見，唐代溫暖是可信的。臺灣劉昭民在《中國歷史上之氣候變遷》一文中認爲：“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數都比較少，而冬無雪的年份竟達十九次之多，居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之冠。”有關專家據物候和柑橘分佈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1攝氏度左右。據記載，唐代發生的水災比較多，由此可知，唐代長安的氣候多雨而溼潤。

遙想盛唐長安，北臨渭水，芳草萋萋;南接終南，古木蔽天;和風送暖大地溫潤如春，萬物爭榮處處花香鳥語。如此美麗世界，方承載得起一個偉大文明。而一塊貧瘠的荒漠如何能建起浩大的瓊樓玉宇呢?張衡，這位東漢科學家，在他的大作《西京賦》裏說：“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這裏講的雖是王朝氣數，但也明晰地點出了王朝興衰的內在地理因緣。我們從唐長安身上，依稀可見那躍動在盛世背後的氣候風水脈象。

這種氣候風水的波動往往在被忽略的情況下，卻對歷史大格局構成影響。比如，漢民族長期與北方遊牧民族構成對峙狀態，而這種狀態總是和氣候的變化相關。因爲不同氣候因素會導致遊牧民族的南北遷移。當氣候處在寒冷期時，中國高緯度地區遊牧民族的生存環境就趨向惡化，自然形成周期性向南推進的態勢。這種週期性正好對應着作爲千年尺度的寒冷期。學者藍勇認爲，西周時北方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着公元前1000年的寒冷期，東漢兩晉南北朝時期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着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時期遊牧民族南遷正對應着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滿清民族南下，正對應着“明清災害羣發期”。這些歷史事實表明，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歷史大事件對應，而是有其因果聯繫爲根據的。反之，氣候相對溫暖溼潤，草原生態植被環境良好，遊牧民族的畜羣繁殖旺盛，生產正常，社會生活較爲安穩，其對農耕民族的爭奪戰爭就會減少降低，而黃河流域農耕民族的北部壓力減少，當然會極大地促進其繁榮發展。

新制度的能量釋放

盛唐長安的魅力，還因其一些嶄新制度釋放出迷人光彩。比如科舉考試，在唐之前，儘管隋代已經實行了科舉制度，但因其短命，這一制度未能顯示出它應有的效能。唐開始實行考試取士的科舉制，進士科舉構成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對世卿世祿的門閥制的.重大打擊。這一新制度極大地煥發出庶族士子入仕從政、進入主流社會的熱情，爲他們提供了實現自身價值和利益的有效途徑。如孟浩然、王昌齡、高適、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李賀、李商隱等等，他們都是出身於庶族地主階層，除李賀、李白、孟浩然外，上述人物大多通過科舉之路而通達仕途。韓愈官至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宗元參加王叔文集團的改革，擢爲禮部員外郎，白居易最終以刑部尚書致仕，劉禹錫世稱劉尚書，因爲其官做到了禮部尚書的位置，還有賢相張九齡，雖出身官宦世家，但還是憑藉科舉入仕，最終成爲中書令，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這長長一串名字，如同羣星閃耀，向我們昭示了一個偉大制度所擁有的巨大能量。這是一個偉大時代的共同特徵，它擁有無限的創造力，給予人民廣闊的創造空間。這些響亮的名字是這個時代賦予的，這個時代的新制度成全了他們，讓他們從中下階層裏脫穎而出。同時，這些響亮的名字又反過來印證了這個時代的偉大，他們的名字成爲了這個時代的鮮亮標誌。

這個曾經爲一個時代推出了無數光彩奪目的天才羣體的制度，也有它能量釋放殆盡的時候，到明清之際，科舉制度就已經成爲了禁錮人們創造力的桎梏。爲什麼同樣的科舉制度，會有這樣巨大的差異?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制度，即使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在它運行若干年後，也有其能量釋放殆盡的時候。這時候，時代就在呼喚一個新制度的誕生，這是盛唐的啓示。

拉丁語中有一句格言：光明從東方來，法則從西方來。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盛唐猶如東昇之太陽，光芒與魅力照亮天下並且吸引諸國。盛唐這樣一個大時代，冥冥之中有着我們難以窺察的深刻因緣，天上地下，必有其大的定數。天上，是日月星辰的運轉，在影響着萬物症候，進而影響人世滄桑;地上，一個新制度的創立，怡然形成氤氳不散的良性氛圍，真應了那吉祥的大名：長安長安，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