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
Style這個在拉丁語中原義爲“鐵筆”的名詞，久已被用來作爲駕馭語言這種流動事物的藝術，而這種駕馭是具有日益蓬勃的生機和審慎的矯健性的。顯而易見的是，憑藉譬喻手段(譬喻仍不失爲文學方法的一種概括)，使本來最刻板最簡單的工具竟能把它的名字假借給藝術中最精緻靈活的藝術。以這爲起點，這個名稱又被廣泛地應用到文學以外的其他藝術，應用到人類全部活動範圍。我們使用style一詞來談論建築、雕刻、繪畫、音樂、舞蹈、歌劇、板球，我們使用這個詞來敘述人與獸的肢體上的那種自然遒勁的動作這一事實，正是我們對文學功能的一種最崇高的不自覺的禮讚。筆，這種吮蠟濡紙的工具，已經成爲人性中所有富於表現力的、所有親切的事物的象徵。不但武力與技藝向它屈服，人類自身也向它屈服。人的聲音，它的起伏高低，並輔之以活躍的面部表情與體態姿勢上的千變萬化，都勢所必然地要藉助於這同一譬喻：演說家與演員也都渴望得到風格方面的鑑賞。“再真實不過的就是”，正如《悲哀的解剖》的作者所寫到的，“StuylusVirumarguit，我們的風格暴露了我們自己”。其他姿態都可以是變動不定，了無痕跡的，風格卻是性格的最終極最經久的表露。演員與演說家不得不在不能歷久的材料上來求得短暫的效果；他們的業績與身俱亡。雕刻家與建築師所經營的材料雖較爲耐久，但卻又操持困難，冥頑不靈，不容易承受心靈狀態的各種印記。所有的道德、哲理與美學、情態與信念、主義與幻想、熱情及表白等等——所有這一切，除文學以外，又有哪一種藝術足以把它們涵攝無遺，而又能避免其突然消亡的危險?又有其他哪一種藝術能夠對在習性上如此紛紜，趣味上如此歧異的人們，賦予其以充分發揮的餘地?事實上，不論歐幾里德與雪萊，埃德蒙.斯賓塞與赫伯特.斯賓塞，大衛王與大衛.休謨，他們都是語言文字這門藝術的追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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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風格都是姿態，心智的姿態與靈魂的姿態。心智是我們所共有的，因爲正確理性的規律對於不同的心智並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清晰與條理是可以通過施以教誨得到，而表達技巧上的極端無能也可以部分地得到矯正。但是又有誰能對靈魂強行制定規律呢，一個最常見的現象是，人們儘管可以並不喜愛甚至厭惡某一特殊風格，而同時卻又對它的純熟、氣勢以及這種風格與其內容的貼切一致由衷欽佩。彌爾頓以其文風論，是一位比莎士比亞更爲簡潔樸實和精確無誤的大師，但卻未必具有這樣可愛的性格。當一個人本身價值非凡時，作爲其標誌的風格的價值也不會太小。人們常說：“開口吧，我就能認識你”——聲音所表示的要比面龐更爲深刻。動筆吧，只要你對手中的工具已有幾分掌握，你就會把你自己摹寫下來，不論你願意與否。不管你如何沒意識到的缺點，不管你如何想隱瞞的優點，在你性格中的不論是卑劣或寬厚，沒有一項是不會在文字上表現出來的。你雖早知道有最後審判日的到來，卻仍不免要對那職掌記錄的天使提供材料。文學中的批評藝術雖然經常受到貶低，而在藝術中處於卑微地位，但卻恰恰是判辨與解釋這些書面證據的一門藝術。人們常把批評和創造對立起來，這也可能是由於批評所試圖進行的那種創造還成效不大，於是世人遂忘記，批評的首要職務並不是去制定條律，也不是去做分類，而是去起死回生。墓穴在它的指揮之下，可把沉睡的人喚醒過來，打開墓門，令其悉數逸出。正是依靠這種藝術的創造力量，纔有可能從先人遺留的殘缺不全、字跡模糊的故紙堆中按原樣再造出當年的活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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