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和低語散文

李新立是我熟悉的一位西部散文家，他迄今爲止的所有作品我都讀過。有的詳細一些，有的粗略一些。總體上說，李新立的寫作是紮實的，有根的，他不狂妄狂躁，也不過於安穩，不善於嗲聲嗲氣，也不喜歡撕破喉嚨。在我的總體印象中，李新立就像是長在家鄉大地上一株樹，一朵隨風漂移的蒲公英，從不離開大地這個生命與生存的根本點，即使偶爾做一次快意飛行，也都是貼着地面，與人間的植物與近身物事不斷糾纏，在碰觸、附着、別離、進入和回退之間，把自己和他們（它們）最本真的一面暴露出來，把最能觸動自身肉體感覺與心靈敏感部位的那些光點、粘連和融合的過程，用最樸實的文字把它們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李新立的文字是樸素的，內在的，他顯然對那些在人慾世俗及精神裂變當中異化的“寫作”懷有足夠的警惕。那些標新立異的作品，從某種角度說，儘管新穎，儘管獨立，但始終有着過多的“逃逸”“扭曲”的嫌疑。李新立所做的，是一種與自己生命緊密相關的現實記述，是一種與自己心靈高度契合的精神舞蹈。在現實當中，他能做到是深入人間煙火而不拖泥帶水，關注心靈而不過份高蹈，即使面對或者陷入某種生命與精神困境，他也能從個人實際境遇出發，用普世的思想與價值觀念來做一些藝術性的“化解”和“再造”。

李新立的這種寫作方式，我覺得是周正的，是傳統意義上“載道”與現代思想中普世價值一種完美融合。在我看來，文學的“教益”功能不是不應當提倡，而是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創新，需要更完美的“隱藏”與張弛，一味的揚棄未必就是最好的出路，完全擯棄儘管是一條道路，但“破”的勇氣與“立”的能力一旦失衡，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當下的散文寫作，基本上是被一波一波的新實驗所壟斷了的，努力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找到最佳出路的寫作往往“趕不上趟”或者被輕率否棄。以至於散文乃至一切文學門類，正在或已經大面積地失去讀者，使得文學在信息和影像時代本該有的一席之地也岌岌可危。

以此深層背景來關照李新立的一以貫之的散文寫作方向，我想其價值可能更大，論說的空間也相對寬敞。因此，我可以斷定，這一深層背景對於李新立及與李新立們的散文寫作來說，影響和制約是暫時的，面對的道路也會因此更綿長一些。寫作時綿延一生的個人作爲，也是一種漸次鋪展的靈魂之路，如果揮灑得過早，或者過於集中，最終也只能窮途末路。有些是無法回退的，有些是無法被停止的，這就充分說明了“物極必反”最高規律與原則。也正因爲如此，我對於這種始終帶有明確的“理念”並親身實踐的寫作之路，是滿懷希望的，也是滿心欣慰與期盼的。所榮幸的是，當大家都在尋找出奇制勝、一朝名滿天下、“賺得鉢滿”的“不二法門”時，李新立和李新立們就這樣，在最不顯眼的大地與文學一隅進行着堪稱偉大的堅持與創造。

關於這一點，許多同道可能也在做一些思考，但做得徹底的和出色的，我覺得沒有幾個。李新立這些年來之所以逐漸被人矚目，在散文界的聲名逐漸隆起，我想，以上原因可能是促使這一變化的一個基本要素。最近一些時日，由於忙，沒意思的.忙和必須的忙，兩個月幾乎不着一字，對李新立發來的電子版散文集《低處的聲音》的閱讀也是斷斷續續的，總體印象除了上面所述，若是從精神姿態、書寫方式與散文品質三個方面來看，李新立的這些作品是有着個己特色的，或者說，李新立的散文作品，遠非我們粗略讀後形成的那種很粘滯很散漫的粗淺感覺，而是字字句句都能令人心生同感、篇篇章章都能使人心有所然之感的。

精神姿態是天性使然，是從出生就具備了的，童年又是一種催進和加強的過程。因而，文字當中所呈現的“精神姿態”，實際上不是寫作者本身可以左右的，它與人之天性、地域生長、生命經歷與所受教育的關係是緊密的，相輔相成的。我想，李新立之所以將其第一本散文集定名爲《低處的聲音》，其中就包含了精神姿態的問題。作爲一個具體的人，李新立從始至今的便生活在偏僻大地一隅，在甘肅靜寧那個地方，這麼多年來，李新立一直在使用一個普通生活者、勞動者和公民的身份，在附近的城市和鄉村行走，這種平民姿態，構成了李新立散文最閃亮的一點，那就是，他在任何時候的心靈與世俗眼光都是平視的和對等的，他從不凌駕，從不對周邊事物盛氣凌人，頤使氣指，始終用一種平民情懷、公民素質來對待，來書寫。如他的《長度》《青春》《土堡記憶》等篇章，雖然是寫舊事舊物及記憶中人的，出了氤氳的緬懷與惋傷氣息外，更多的是從低處的角度，去狀寫，去理解，去參悟和解讀，體現了一種真切的人間情愫和關懷衆生的精神姿態。

從書寫方式看，李新立的文字素樸如大地隨見之物，在他筆下，一切都如原如初，不強加個人看法，也不將某些事物強行爲己所用。可以說，李新立的文章體現了“是什麼就是什麼”的自然主義書寫原則。一方面，是李新立尊重他物的一種品質體現，一方面，是李新立一直堅守“平民路線”與“返璞歸真”創作境界的藝術追求體現。如他的《低處的聲音》《留存在記憶中的小廠》《舊物的光芒》等作品，不論是藉助某些“即在”點滴對個人往年生活經驗的回憶與念想，還是用回憶的方式觸及生命深處的歷史經驗，都堅持或者做到了儘可能地“還其本原”“述其時實”，不拔高，不隱藏，不隔山打牛，更不追求微言大義，強化主題。儘可能把往事拉到紙面上，鋪展在文字之間。

我想，這一種書寫方式，於李新立而言，是一以貫之的，但在一貫樸素的基調上，李新立也善於創造和借鑑。文字創造是多面的，多種角度似乎更爲立體些，也會使得筆下事物更具有音樂感、畫面感和節奏性。在我看來，李新立這本書中的《迷霧中前行》《村莊：非物質構成》等篇是有些突破性的。優秀的寫作者，不僅要善於抓實，也要善於抓虛，實是具象的，虛是流動的，如果能把虛實很好地統起來，那麼，文章纔是起伏的，有度的，給人的藝術享受和閱讀快感就越重。顯然，這一點，顯示了李新立極強的藝術能力，也是他本人在散文當中的一種自我實踐。

再一點，從散文品質上說，我覺得，李新立的寫作具有一些很強的啓示意義。一是寫作態度上的嚴謹性。我個人總是覺得，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妖”起來。這裏所說的“妖”就是妖精、妖怪的“妖”，也是上帝的“妖”，也是人的“妖”，當然還有男人和女人的“妖”。“妖”可以使文章更具有內力，也更有魅力。當然，妖是骨子裏的，不是面部表情上的。但在寫作態度上，我一直反對“遊戲”或者持遊戲態度，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裝作遊戲”和“製造遊戲”之類的作品。在態度上，嚴肅大可不必，但嚴謹卻是必不可少。關於這一點，李新立做得很到位，比如他的《像塵埃一樣漂浮》《大地行蹤》《民謠敘述》系列，就有些“妖”味，但在態度上，卻是嚴謹的，甚至是莊重的，他筆下的事物，是大地真理，是時間在所有生命上的痕跡，以及所有事物的發生規律，如果以遊戲作之，其必然是荒唐的。

二是敘述上的本真性。散文無論如何得天馬行空，神遊八極，其根是由真字構成的。李新立的散文，其魅力首先在真誠，其次在本真，其三是真實。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個是態度上，一個是心靈上的，一個是方法上的。縱觀這部散文集當中所有作品，我感到，李新立散文作品的“真”是全方位的，是源於內心和靈魂的真善和美，構成了這些洋洋灑灑的散文作品。是源於對大地諸般人事的真誠之心，才使得這些作品具備了動心動容的藝術魅力。三是思想上的“實在”和“真在”。文字是最見人心的東西，文字也是一個寫作者脾性和性情的充分體現，儘管有“文不如人”和“人不如文”的斷裂現象，但文字的功能似乎比做人更強大，因爲，人身是易朽的、決然的，迅速的，而文字一旦形成，就具備了流傳性，不管時間長短，但必定會（在一定範圍）傳播的，有傳播就會有影響，有影響就會有增益。李新立散文所展現的這種“實在”是基於個人思想的一種具體的展示，他文章中那些“真在”素質，其實就是“此刻我在”與對周邊人事的一種記錄和紀念。

綜合以上分析，我覺得，李新立的散文寫作已經抵達了他自己想要的某種高度，有了自己的一種區別於他人的品質和“境界”。在甘肅這個省的散文寫作圈子當中，由於李新立並非一個善於鼓吹與宣傳自己的人，與其他幾位潛質與表現已經不俗的散文作家一樣，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最近一些令人奇怪的現狀是：幾乎所有的“明星”都是製造出來的，自行崛起的很少，被媒體和評論家“無私”推介的也不多。當文學與利益、與人情、私情掛鉤，寫作就是悲哀的，也就只能成爲一種自我的“建立”與堅守，揚棄與“固定”了。我想說的是，李新立的散文寫作已經到了叫人注目的地步了，他的堅持與進發是卓有成效的，他或許不在乎文字之外的那些水做的花籃和桂冠。他在靜寧那片土地上生活和行走，用文字呼吸和低語，也用文字建立和抵達。我想，這種狀態，其實是最理想和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如果沒有那麼多的篡改和凌駕，我想，每個寫作都樂意如此，並在此種狀態當中，壘砌起自己的夢想與靈魂的宏大宮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