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瘋的女人散文

這是一個奇特的故事，只能發生在那個奇特而荒誕的年代——一個原本正常的人，突然有一天，她決定要瘋掉。

這個決定要瘋掉的人叫郝一凡。

1966年到1976年之間的那一代人，命中註定要生長在濁浪滔天，光怪陸離的世紀，紅寶書，忠字舞，批鬥會，破四舊，告密，吊死，遊街，大字報——這一切構成了洶涌而來的浪潮，陷身其中的人，沒有誰有任何力量阻擋這鋪天蓋地奔騰而來的水。

順流而上的人是可以自保的，可那些逆行者就沒有那麼好運氣了。1968年，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皮山縣勞改農場收押了百餘個犯有各種罪行的人，一大批失去人身自由的，叫作囚犯的生物：有神祕的政治犯，有“偷聽敵臺的特務”，有裏通外國的“間諜”，有死不悔改的老右派，還有一些人犯的罪不值一提：有偷砍樹木的，偷糧食的，偷抄家物資的，與有婦之夫通姦搞“破鞋”的，有說錯了話的，等等吧——都通通關到了這裏。

命運的風總是突如其來。一個叫郝一凡的女人也關在了這裏——和田皮山縣勞改農場。在我父親聽說郝一凡這個名字之前，她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從某一個犯人的嘴裏說出來，沒有形狀，沒有高矮胖瘦，沒有說話的聲音和走路的姿勢，後來，她“裝瘋”這個事件有如在她名字的空殼裏填東西，越填越清晰。

我父親也是這所勞改農場的犯人。他聽說她是從上海來的，就格外地關注她，以至於後來，斷斷續續地聽說了她的一些經歷：國外名牌大學畢業，出生於書香門第之家。她來這裏是接受勞教的，原因是她打算偷渡香港和身在國外的丈夫相會，被人發現後發配到這鳥不拉屎的南疆戈壁沙漠。

父親回憶起她當初來勞改農場的模樣——模糊的年紀，皮膚很白淨，她冷靜地抽菸動作——她把香菸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用火柴點燃，緩緩送到嘴邊，吸一口，再徐徐地將煙霧吐出的過程，有一種沉入往事的非現實感，令他難忘——至少，在當地農場，沒有人見過這樣的女人的作派，她的一切都是神祕的。包括她寫在勞改農場黑板報，牆報上的板書，從不潦草，是有根有底的廋金體。

那個時候，勞改是有期的，而勞教，則是沒有期限的。有海外關係的郝一凡，來到這樣一個荒涼的，距離勞改農場最近的縣城也有幾百公里，而這幾百公里，幾乎是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的戈壁灘，再往前走，周圍就是茫茫無際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如果沒有車，沒人能活着走出這戈壁沙漠。

有個別的犯人試着逃走過，在他躺在戈壁灘上被渴死之前，他被人找到了。

墾荒是農場犯人們最難熬的日子。在白天，大荒戈壁灘上，勞動的場面鋪得很開闊，緩緩起伏的戈壁樑子上，每隔十來米遠就有一個徒勞揮動鎬頭的犯人。他們開闢的是戈壁灘上萬年的荒草地。有人曾用了無數種形容，來表達鎬頭落地時他手臂的感覺：每一鎬落下，大荒地都通過鎬頭和他的臂骨撞擊着他的內臟，而不是用他的鎬頭和手臂撞擊大戈壁，因此，不是人墾荒，而是荒墾人。

在這裏，幾乎沒人能夠完成一日墾三分荒的定量。但犯人骨幹卻能憑着個人好惡給農場的管教幹部上報成績，懲罰自己的同類是做積極分子最省力的方法。得分最低的人要被扣除當天的晚飯。所以，很多犯人們換着花樣討好由“小流氓”“小偷”化身的積極分子，來換取食物。晚上會經常招集犯人們開會，犯人之間互相批鬥，揭短，彼此還互扇耳光，慘叫聲到出很遠的地方

但是有一天，這個叫郝一凡的女人決定要瘋掉。

郝一凡其實並不是一個真的瘋子，她只是決定讓自己瘋掉。她的突然發瘋是在一個夜裏。在這之前，她看起來是一個氣質雅潔的知識分子。1967年剛來和田皮山縣勞改農場接受勞教的日子裏，她是沉默的，也是清潔的`。每天勤勤懇懇地和別的犯人一起白天出勤勞動。

一日長於百年，漸漸地，他們喪失了對於時間及空間的敏感，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犯人。罪人。

那是一個初冬至夜。可是天知道是怎麼回事。大概只有凌晨三，四點鐘的樣子，集合的哨子就在大家住的營地急促地吹響了。一片漆黑之中，人們彼此相撞，找衣服找鞋。然後飛一般地往屋子外面跑。所有的犯人都集中到一個土牆圍住的地方，進行整訓。沒有一個人說笑。雜沓的腳步聲和黑夜似的沉默裏，彷彿隱藏着巨大而無可名狀的恐懼。這種恐懼令人不可違抗。甚至，當人們來不及想違抗會帶來什麼後果時，恐懼已先期到來。

在黑暗中，數百個模糊的人影在鐵一般剛硬的“稍息”，“立正”“報數”的口令下，在冷硬黑暗中做着機械的服從——直到天矇矇亮了，這些犯人呢們纔看到彼此臉上發青的眼窩，篷亂的頭髮，疲憊，惶惑的眼神。

就在這時，一個倒在土牆角下的人令犯人們吃驚：是個年輕女性，短髮上沾滿了塵土，只見她口吐白沫，兩隻手在空氣中抓呀抓呀的，好象空氣中有飛着的小蟲，嘴裏還念念念有詞：“我是鳥。是一隻小鳥。人人都是鳥。”

然後，她爆發出來一陣大笑——那笑聲是從她的精神和胸腔裏發出來的，她笑得那樣突兀，以至於笑聲的發啓完全是啞在身體深部的一股強大震動。痙攣。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父親回憶起她裝瘋臨界點那一刻的笑聲時，明白了這笑聲其實是從某一個痛苦的層次穿越而來，在痛苦的擠壓和摩擦中，它穿越而來。然後這笑聲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掙脫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了一個徹底的盛開。在那一瞬，她的嘴舒展到極致，不僅僅是面孔，她的四肢和身軀都是這狂歡的一部分，必須推波助瀾地把笑給播送出去。最後，她笑出了尖嘯，變得可怕起來了——這需要觀衆的笑，不是由歡樂開啓，亦不由歡樂完成。

她怎麼啦？她怎麼會這樣笑？犯人們靜靜地圍觀着她。勞改農場一側的燈光把她身體中全部的陰影塑出來，眼眶的兩個洞窟，顴骨下的空蕩，微突的牙牀——但從這一刻起，他們知道，郝一凡的精神不正常：她瘋了。是一一個女瘋子。從那以後，世界對她而言就是一張網，而夜晚只是勞改農場某一個牆角或垃圾堆旁邊的某一個角落……當她衣衫襤褸，臉上的表情喪失了悲喜，在垃圾堆裏撿拾發黴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發黑黏稠的涎水……瘋子有很多種，郝一凡裝的是一個安靜的文瘋子。就是那種沒有什麼危險性，被人嘲笑的那類瘋子。她的手裏經常舉着一根草，長時間地毫無厭倦地看着它，眼神遲緩而飄忽，沉浸在一種夢遊般的情景中。

有精神疾病的人被看作是一個情感上大起大伏的人，狂熱而不計什麼後果，是一個內心太過敏感，以至於不能夠承受這個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滿恐懼的人。一般說來，精神分裂症這樣的疾病是需要隔離的。爲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從她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送到一個特殊的封閉式場所。一旦被隔離，病人就進入了一個有着特殊規則的雙重世界。

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郝一凡作爲一個政治上有污點的犯人，她絕無可能被人送到這樣的診療場所。在郝一凡剛開始混亂的日子裏，她的行動舉止變得很遲緩呆滯，四肢和目光都顯示出了同樣的質地：軟而直。勞改隊的人以爲她受刺激只是暫時性的，每天照常分配給她一點活兒給她幹：壘土塊，打石頭，種苜蓿等等。

“忙起來也許病就好了。”有人這樣說。但是後來，他們認爲這樣的是無效的，便將她放野農場撒手不管了——任其瘋去。

因爲他們發現，作爲“瘋女人”的郝一凡，她的病根兒根本就不是忙與不忙的問題。她早晚像一個哲學家一樣問“我是不是人？”“我是不是外星人派到這裏來的？”“凳子會不會打我？”見別人不回答她的問題，她扭着腰肢就走了，還往頭上插野花。隔好遠，都聞得到她身上長期不洗臉洗澡的的臊腥味兒。

腦子生了病的人，是應該從人羣中被清除的那一類人。可是，郝一凡卻不明智地選擇了活着，選擇活在人羣之中，就像是往每一個人的臉上吐了一口唾沫。人，都是一個一個的，而每一個活着的人，都被她侮辱了。

瘋子，使現實中的這一切通通消退。誰會在意一個瘋子的穿着打扮和言行呢？要知道，任何一個年代的人，對於瘋子，智障者都是抱以寬容之心的。這也是因爲，瘋子和智障者跟自以爲是的正常人不是同一類人。如此，被稱爲瘋子的人遊走在地獄和人間，身心懸空，滴水不沾。似乎有一種啓示在那奇蹟裏：她或許是可以活下去的。

我認爲，郝一凡選擇了活着，既要活着，又要逃離目前的現實生活。裝瘋，或許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保護傘，也是唯一的安全之所，更是命中註定最後的福祉，想到“裝瘋”這一招，她感覺一下子獲救了。

可是，活下去，是爲了什麼？

裝瘋，僅僅是爲了要活下去嗎？

在那個決定發瘋的初冬的夜裏，郝一凡從監舍裏出來，站在發冷的風裏，農場監獄操場上唯一一盞煤氣燈鋪瀉着她漫長的影子，她踩着自己的影子急急往隊伍的人羣裏走，事實上，她就已經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我猜想郝一凡在這一時刻決定要瘋掉之前，她一定搜腸刮肚地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或者書中見過的種種瘋子的形態一一她把他們的嘻笑怒罵，在心裏過了一遍。然後，她做了一件普通人難以理解的大事：縱身跳入自己所設定的瘋狂中——她有着真正瘋子的裝扮：臉是髒污的，有鼻涕，口水和煤灰的痕跡，頭髮蓬亂，扎着朝天辮，且被各種揀來的髒布條和繩子捆綁，上面沾有些許枯草莖。

疾病是一種通道。從那以後，她的瘋像是一堵牆，一堵活生生的牆，在某一個瞬間開始膨脹和變厚，確切無疑地擋住和隔開了郝一凡今後的生活。

可是，當一個人十年如一日，殫精竭慮地裝瘋賣傻，生活在自己設定的“瘋子”情境中，她就一次也沒有露陷過嗎？她的裝瘋，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他也是皮山縣勞改農場的犯人。

他就是我的父親。

“是真瘋還是假瘋？”猜想郝一凡是我父親在這個夏季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她的面容在夏季蒸騰的氣息中像任何事物一樣呈現出隱隱飄動的狀態，自由而飄忽，在他的猜疑和想象中往返。而郝一凡，就是他在這個夏季裏觀察到的奇觀。

郝一凡剛開始“瘋”的那些日子裏，總有一些人圍着她看，看她舉着一根十分簡單的小草對着陽光看，陽光給它鑲上了一道金邊，看起來毛絨絨的，她的臉上露出了欣喜之色。看她篷亂如草的頭髮裏，細小的蟲子在蠕動，猶如野獸穿過原始叢林。還看她的身上，有被鋒利麥芒，堅硬的刺扎傷的痕跡，有被寒風凍過，曬過的痕跡。

這一天，我父親的嘴裏叼着一根麥杆，長時間地靠在在院子的牆角里觀察郝一凡。好太陽。錚錚作響，不含一點水的黏膩，彷彿不是從天空傾泄下來，而是從田地裏涌出。這時候的郝一凡，正蓬頭垢面地盤腿坐在垃圾桶的旁邊。蒼蠅嗡嗡飛。農場裏，有不少人拖着傾斜的影子，在酷熱的陽光下走着，一粒粒細小的灰塵揚起。

儘管是炎夏，南疆毒辣的日光照在大路旁黑綠色的蠟質葉片上，也照在“瘋女人”郝一凡的身上。這樣的天氣，可她仍然穿着冬天的黑棉襖，油脂麻花的，棉襖是敞開的，暴露出很多的破洞，灰白色的棉絮從破洞裏鑽出來，陽光鑽進這些破洞，這些爛棉絮和衣服纖維的縫隙，進入到她的皮膚深處。只見她在身體上這裏撓一下，那裏撓一下，一隻手還伸進自己的衣領，沿着焦銅般的肌膚小心模索，忽然，手停了下來。待手指慢慢抽出時，上面多了兩三個小黑點——蝨子。還在指尖不甘心地蠕動。圍觀的人發出“籲——的聲音。

“又逮到了一個？”有人見怪不怪地說，身子卻不覺地抖動起來，好像有無數寄生在自己身上的蝨子在此刻也同時活動。

她仔細地看了一眼，把蝨子“嘎趴”一聲咬在嘴裏，再“呸”地吐出來，旁觀的人一下子鬨笑了。笑聲融化在太陽光裏。

等圍觀的人散去後，“瘋婆子”郝一凡疲倦地把一根草莖咬在嘴裏，過了一會兒，她慢慢從衣兜裏掏出一塊揀來的，缺了口的鏡子，仔仔細細地看着自己的臉，微微一笑。這一系列動作自然極了，簡直是一氣呵成。

這時候的天，浮着幾朵稀薄的雲，看不見罪惡的痕跡。聽不見她的聲音。只有白花花鹽鹼地上的風聲。風吹雲動，天上的雲團猶如自由變幻的動物居所，一會兒是馬，一會兒是獅子，一會兒是羣雁，它們在天空中排列出謎語般的隊形，讓春天的天空充滿謎語，那謎語他看不懂。她身體的很多謎語他看不懂。

當她感覺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她放下了小鏡片，原來是一個男性犯人。她抿了一下嘴角，朝他嫵媚一笑，不，那不是嫵媚的笑，是嘲諷的笑。但眼睛裏透出的光，卻像冰一樣寒冷，像刀子一樣尖利，她的目光中有着無盡的含義。我父親懵了——他從未見過這樣嚇人的眼神，隨即，他落荒而逃。從那以後，我父親到哪兒都躲着這個“瘋婆子”。

注視她，真的是一件難堪而毛骨悚然的事情。毛骨悚然到。經常會讓人不得不低下頭裝做並不在意，裝做沒看見她。如果在當時，有人寫到她，即便是以最善意的筆調，也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那些年，關於郝一凡的傳說仍縷縷不絕地撩動着人們的生活，她的痕跡仍遍佈這浩茫戈壁農場的各個角落。她最喜歡的地方是垃圾堆，每天，她手持一根木棒，出現在農場的每一個垃圾堆中，與垃圾爲伴。她用木棒在垃圾堆中翻撿——被人丟棄的爛布，爛鞋，髒污的報紙，缺口的玻璃杯，沒蓋的鞋盒，她盡數收留。

自從郝一凡“瘋了”之後，在戈壁勞改農場裏，沒人再囚禁她。她是農場犯人中唯一的瘋子，唯一的自由人。睏倦了，她就睡在屋檐下，樹蔭裏。最終，她以瘋狂的形象，獲取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當然，她進入到了和田皮山縣勞改農場的日常語彙中。

比如有一個人去買東西，說話顛三倒四不着調，農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就會說他:“你看到門口那個瘋婆子了嗎？你說話就跟她一樣。”如果一個人穿着不夠整潔，或者是頭髮凌亂，就會有人嘲笑他：“你看你，又髒又亂，簡直就跟那個瘋婆子一樣。”還有，如果有人手裏拎一根棍子，也有人嘲笑他：“你看起來就跟那個瘋婆子一樣。”

連當地的小孩子都學會了：“你看你，你跟那個瘋婆子一樣。”

“跟那個瘋婆子一樣。”這句話，在人們的餐桌上，在屋子裏被人們當成爲人處事的座標或者參照物一樣，進入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語句，被人熟練地使用。每次都會讓大家發笑，而被參照的人，表情也是訕訕的——是的，沒有一個人願意“跟那個瘋婆子一樣”。

一些黃昏來臨時，農場街道的職工如同深秋的落葉一樣稀少，他們此刻大多圍坐在自家的餐桌前，圍坐在這一天的尾聲裏，享受着熱氣騰騰的菜餚。在此刻，他們沒有半點挽留之意。他們愉快地吃着飯，又愉快地交談着，所有在餐桌旁說出的話都是那麼引人發笑，當然他們也說起了白天見到的人，很多人在餐桌上的話題就是關於郝一凡這個瘋女人的。

“那個瘋婆子居然在垃圾堆裏揀菜葉子吃。”

“瘋婆子拿小刀子在割扔在垃圾桶裏的死雞肉吃。”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對“瘋婆子”的見聞，反覆地驚訝起來，嘆息起來。但嘆息中並無一點憐憫之意，嘆息裏包含的還是驚訝。他們就這樣談論着“瘋婆子”，覺得這個事情，這個人的行爲是那麼地有趣，而有趣的事情很少在這荒涼僻遠的戈壁農場裏出現，“瘋婆子”是爲數不多的一個有趣的人。所以他們就時常談論。

據說，郝一凡就這樣裝瘋了十多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底，一些隱晦的詞句從遍及勞改農場的廣播，報紙裏跳出，讓他們從中嗅到了新生活的可能。還有一個犯人，從《參考消息》中讀出來一點名堂。一九七九年底九月的一天，郝一凡靠在勞改農場的廣播電線杆子下面，一字不拉地聽到那個舉國皆知的會議消息。

第二天是個晴天。勞改農場的一個早起的男人光着腳，走到自家院子門口的大水缸裏舀水喝。他仰頭喝水的時候，看見初秋的天空，朝霞像瘋了似的洶涌，微微的晨光中，大路上的新疆楊在風中轟鳴，聲音像涌來的潮水。鳥兒驚慌失措，急雨一樣從林子的上空飛過去，那洶涌的朝霞特別有力量，全部朝着一個方向涌過去，地上的屋子好像也被那股力量帶動着，朝着一個方向微傾斜着。於是，樹梢更尖峭，而地上屋子裏的窗櫺變成了菱形。

就在此時，這個男人聽見有人吱呀一聲打開木門，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筆直地朝着農場街道的方向走去。

是“瘋女人”郝一凡——她居然不瘋了，穿戴整齊地到農場住地唯一的郵電所，她口齒清晰地要求發一個電報。發到北京去，發給她的家人。

這麼多年來，勞改農場大大小小的人，有誰不認識這個瘋女人呢？當她一身整潔，面帶微笑地站在那裏，與之前衣衫襤褸的她判若兩人。頭髮特意洗過，在腦後挽成一個滑溜的結。臉皮是光潔的，嘴角微微上揚，像是在笑，但這笑意跟之前看到的大不相同，在場的人都楞住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是突然升上來的。像針刺，像雷鳴和槍擊，具有突然性和強烈性，令人猝不及防，從外部到內心一併停留在那裏。

大家默默地給她讓出一條道兒，默默地看着她表情嚴肅地在電報紙上寫下電報內容。而這個電報內容，再過幾十年也不會有人忘記，因爲只有五個字：“接我，快快快。”

郝一凡在最短的時間裏離開了新疆，從此，再無她的消息。

對於郝一凡的裝瘋，很多年之後，當有人提起她時，還會有人表示出疑問：和田皮山縣勞改農場的犯人，在1975年後，至少比起新疆其它地方關押的犯人相對自由。其它地方有監獄，森嚴巍然，這裏也有監獄，就聳立在農場一角，但也只是一個象徵，其實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監獄裏的犯人們都基本上放出來散養了。

勞改農場周圍，近些的，是苜蓿地，河流，果園，農田，稍遠一些的，是蘆葦蕩，再遠一些的地方，則是戈壁沙漠。一到春天，曠野中的各種野花就會盛開，浦公英，石蒜蘭，春黃菊，紫雲英，紅柳，一派歡欣莊嚴的戈壁景象。

犯人們散居農場各處，行動上基本上是自由的，看守水閘，果園，菜地等等，像個真正的農民一樣，有的犯人還擔任了農場學校的代課老師——除了不能逃出這被幾百裏黃沙包裹的戈壁沙漠：因爲再怎麼自由，他們的身份都是犯人。新疆就是這樣，自古以來就是流放犯人的最佳場所，在大荒灘上建監獄，對犯人的鬆弛管理都是鑑於一個信念：沒有吃的喝的，沒有車，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

所以，對於大多數的犯人而言，跑不掉就不跑，被圈養的日子也很好——犯人中，只有郝一凡覺得不好，所以，她決定要瘋掉。這個決定，連果園裏的蘋果花，河流裏遊弋的野鴨子也阻止不了她的決定。她決定要瘋掉。

說實話，在這之前，父親在現實生活中從未聽說或見到過像郝一凡這樣的人，她絕對是一個例外。她不具有普遍性。當他說到她時，總感到她太獨特太難以把握，有如一股奇怪的氣流掠過我的舌尖，使他的語言失去控制而迷失在郝一凡這個上海女人的身影中。

當父親跟人說到這個女人，有人就會驚訝地問：“她是小說《紅巖》裏的裝瘋的華子良嗎？那是一個何等偉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活着真不容易。她的信念真強大。尤其是郝一凡這樣的女人。

有人感嘆說。

是的。一定要活下去。執拗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她有這樣強大的信念支撐着，一定會活上很久。

但是，爲什麼要活下去呢？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大的意思值得人們放棄尊嚴活下去呢？

直到四十多年過去，父親才理解了她的選擇：某種形式上的自由，對她而言，並不是真的自由，她要的是身心上完完整整的自由，去護住她的心，還有全部的尊嚴。既便是她所選擇的“裝瘋”這件事，在外人看起來並無尊嚴——但，這是她僅有的一張底牌。

可是,對於他自己呢？對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呢?他們像他一樣，理所應當地選擇做了一個正常人，正常的人，之於他，之於他身後的子女，都是我父親在我身心播種下的一切：隨遇而安。

多年後的一天，我父親在一次抽菸時突然想起這個叫郝一凡的上海女人，他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她抽菸的姿勢，但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在那一刻，他似乎看到了郝一凡嘴角一抹嘲諷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