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散文

我們說“標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準。我們應用這些標準衡量種種事物種種人，但是對這些標準本身並不懷疑，並不衡量，只照樣接受下來，作爲生活的方便。

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準，以及採用的外來的種種標準。這種種自覺的標準，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大概多少經過我們的衡量;而這種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本文只稱不自覺的種種標準爲“標準”，改稱種種自覺的標準爲“尺度”，來顯示這兩者的分別。“標準”原也離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標準那樣固定;近來常說“放寬尺度”，既然可以“放寬”，就不是固定的了。這種“標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學術方面如此，在文學方面也如此。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爲正宗，大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權。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爲一個封建集團，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這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志的文學以“儒雅”爲標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爲標準。

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志的是載道或言志。這個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抱負，得有“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涵養，得用“熔經鑄史”“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儒雅”的標準。有的人縱情於醇酒婦人，或寄情于田園山水，表現這種種情志的是緣情或隱逸之風。這個得有“妙賞”“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風流”的標準。(關於“風流”的解釋，用馮友蘭先生語，見《論風流》一文中。)在現階段看整個的傳統的文學，我們可以說“儒雅風流”是標準。但是看歷代文學的發展，中間還有許多變化。即如詩本是“言志”的，陸機卻說“詩緣情而綺靡”“言志”其實就是“載道”，與“緣情”大不相同。陸機實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詩言志”這一個語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原也是一種尺度;後來得到公認而流傳，就成爲一種標準。說陸機用了新的尺度，是對“詩言志”那個舊尺度而言。這個新尺度後來也得到公認而流傳，成爲又一種標準。又如南朝文學的求新，後來文學的復古，其實都是在變化;在變化的時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固然這種新尺度大致只伸縮於“儒雅”和“風流”兩種標準之間，但是每回伸縮的長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文學史的擴展從這種種尺度裏見出。

這種尺度表現在文論和選集裏，也就是表現在文學批評裏。中國的文學批評以各種形式出現。魏文帝的“論文”是在一般學術的批評的《典論》裏，陸機《文賦》也許可以說是獨立的文學批評的創始，他將文作爲一個獨立的課題來討論。此後有了選集，這裏面分別體類，敘述源流，指點得失，都是批評的工作。又有了《文心雕龍》和《詩品》兩部批評專着。還有史書的文學傳論，別集的序跋和別集中的書信。這些都是比較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尺度。這些尺度有的依據着“儒雅”那個標準，結果就是復古的文學，有的依據着“風流”那個標準，結果就是標新的文學。但是所謂復古，其實也還是求變化求新異;韓愈提倡古文，卻主張務去陳言，戛戛獨造，是最顯著的例子。古文運動從獨造新語上最見出成績來。胡適之先生說文學革命都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是有道理的，因爲這裏最容易見出改變了的尺度。現代語體文學是標新的，不是復古的，卻也可以說是從文字或文體的解放開始;就從這語體上，分明的看出我們的新尺度。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着種種外國的標準。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確的。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致。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爲“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只是些“讀書人”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這裏面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確切的指出。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爲宮廷文學;後來變爲遠於說話的駢儷的體制，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制。可是另一方面，遊歷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里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近於說話。可見這種文體是廢不掉的。就是駢儷文盛行的時代，也還有《世說新語》，記錄那時代的說話。到了唐代的韓愈，提倡“氣盛言宜”的古文，“氣盛言宜”就是說話的調子，至少是近於說話的調子，還有語錄和筆記，起於唐而盛於宋，還有來自民間的詞，這些也都用着說話或近於說話的調子。東漢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門閥，到了唐代中葉垮了臺，“尋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來，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發達，所以那種詳明如話的文體就大大的發達了。到了元明兩代，又有了戲曲和小說，更是以說話體就是語體爲主。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這股支派，努力想將它變成主流，但是這一個嘗試失敗了。直到現代，一個新的嘗試才完成了語體文學，新文學，也就是現代文學。

從以上一段語體文學發展的簡史裏可以看出種種伸縮的尺度。這些尺度大體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風流”那兩個標準，可是像語錄和筆記，有些恐怕只夠“儒”而不夠“雅”，有些恐怕既不夠“儒”也不夠“雅”，不夠“雅”因爲用俗語或近乎俗語，不夠“儒”因爲只是一些細事，無關德教，也與風流不相干。漢樂府跟《世說新語》也用俗語，雖然現在已將那些俗語看作了古典。戲曲和小說有的別忠奸，寓勸懲，敘風流，固然夠得上標準，有的卻不夠儒雅，不算風流。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這兩種本沒有地位，所謂不在話下。不過我們現在得給這些不夠格的分別來個交代。我們說戲曲和小說可以見人情物理，這可以叫做“觀風”的尺度，《禮記》裏說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風，也就拐了彎兒達到了“儒雅”那個標準。戲曲和小說不但可以觀民風，還可以觀士風，而觀風就是寫實，就是反映社會，反映時代。這是社會的描寫，時代的紀錄。在我們看來，用不着再繞到“儒雅”那個標準之下，就足夠存在的理由了。那些無關政教也不算風流的筆記，也可以這麼看。這個“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原是依據了“儒雅”那個標準定出來的，可是唐代中葉以後，這個尺度似乎已經暗地裏獨立運用，這已經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達的尺度了。人民參加着定了這個尺度，而俗語的參入文學，正與這個尺度配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