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最後一個獵人》的背後散文

蹣跚在文學社條路上三十多年了。

我的家鄉在渭河南岸邊一個叫柳樹廟的小村子。之所以叫柳樹廟是因為廟址上原來有一個巨大的柳樹。柳樹離地面兩米的地方發了四個杈，這四個杈正好東南西北佔了四方，高低差不多，幾乎平行着向外延伸，。每個杈都有水桶那麼粗。有一天，有人在書上看見了神仙，是地母娘娘。於是，大傢伙集資捐款在大樹上修了三間小廟，供奉了地母娘娘、藥王菩薩、太白三星。漸漸地廟的規模擴展起來，在廟周圍居住的人家變成了一個村子，叫柳樹廟村。據老輩人講，解放前，廟裏有了護廟隊，而且有快搶，曾多次打擊土匪的搶劫。我家旁邊的清水河岸就曾打死過土匪。解放後，政府把渭河灘上的難民合併在一起成了現在的村名。有人戲稱我們村是十八省，有全國地部分省份的難民。

土地承包後，我家有一塊地就在渭河邊。記得那是一個深秋的下午，太陽快要落上太白山頂，絢麗的橙紅色染紅了天上的雲彩，給大地也塗上這種神祕的顏色。我站在剛收割完水稻的田野上，被這種景象驚呆了！於是有了小學課本里《王冕學畫》的那種衝動：我要把它寫下來。也許從那一刻起，我就開始了文學創作之旅。隨後兩年的校園學習，因為家裏沒有十元錢的學費和八元錢的書本費，本來向我敞開的學校大門卻因為沒有錢徹底關閉了。失學的那個秋天肯定是很悲傷的。我在地裏揀棉桃剝裏面的棉花。冬天裏，拉着架子車在渠溝裏拾大糞上到麥地裏。一個冬天過來，我幾乎忘記了怎麼説話。我畢竟是有夢想的呀！那年我十六歲。母親看我難受，在春節裏用親戚送的白糖給了鄰里的大媽，讓大媽的兒子為我找事做。於是，正月還沒完的時候，我便去基建隊做了一名小工，每天1.2元工資。

記得第一次領工資，是父親領着妹妹拉着架子車來買化肥，找我要錢。工長掏了五十元，我給了父親。就這一年，我家的麥子豐收了，秋天玉米也有一個好收成。那年，我終於在過年時看到了父親母親的笑臉，一家人過年添了新衣服。那一年的春節的炮聲和大年初一的餃子多少年都甜在我心裏。

日子好了，我的夢並沒有破。記得第二年工地從縣城挪到了西安。又一次工餘，閒逛，看到一家書店，我把口袋裏三十多元錢都買了書。有幾乎二十本。用繩子捆了被回工棚。只有初中畢業的我，在長明的工棚裏、在別人都玩樂的時候，我卻讀起了《大學語文》和似懂非懂《文心雕龍》。工棚裏我最小，身材瘦小，所以大家都很照顧我有重體力活時，我只是給大家提水壺倒水，做服務性的工作。工長也很照顧我，讓我幹一些技術性的活。我在大夥的照顧下，在學習中生活了三年，在隨後的機會裏，去深山一個沒人願去的小學做了民辦教師。儘管我去的時候，孩子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上課了，但我還是努力趕完課程，並在學年期末統考中，學生的平均成績名列全鄉第一。那時雖然只有三十元工資，比我在基建隊還少，但我有了更多讀書學習的機會。晚上在煤油燈下常常讀書到半夜。有時沒有煤油了，就把村裏供給我吃的豬板油塗在棉絮上，點燃放在熬得豬油碗裏，在昏黃的燈光下讀書。幽靜的環境正是我學習和寫作最好的條件。一個人的'努力總是辛苦和坎坷的。就在這個秦嶺深山的小屋裏，我隱居般的度過了七年，也被這裏的人民寵愛了七年。冬天的臘肉豆腐、野味，夏天的木耳、蜂蜜、洋芋粉皮，核桃栗子。哪一家紅白喜事，我都是座上賓。我也和村裏的青年一起為改變這裏的面貌努力過。率先在這裏修建了三個小水電站，使這個小山村亮起了電燈，響起了現代流行音樂。七年的時光在那時是漫長的，但今天覺得只是一瞬而已。記得那位叫李正興的老人，他從河裏撈了一條魚，在今天來説是珍品的“細鱗鮭”，自己沒有吃，而是留着在放學的時候讓孩子請我去他家，燉好了讓給我。那時的青山溪流、貓咪的原始森林，珍貴的野生動植物、美麗的自然風光、淳樸善良、熱情厚道的山區人民無時無刻不在激勵着我……後來我雖然調離這個小山村，但那一份深厚的情誼永遠感動着我……在山區我工作了二十四年，不敢言説辛勞，總是懷着一顆感恩的心來答謝這裏的人民。從山區出來六年了，也是在調出山區後，對山區人民的感恩寫了許多小散文回憶並紀念過去的日子。

隨着年齡的增長，心態也在一場大病後趨於平和，感恩並記述那種生活的心緒不斷增長加，在自己的拙文裏盡力把那種生活描述出來奉獻給大家。我知道我自己的淺薄，笨拙的筆觸不能盡道其美，但我還是要把它寫出來。因為那裏畢竟有那麼美還得東西值得我留戀，更值得奉獻給大家。

追求文學的夢想到今天也沒有破滅，我還在繼續努力，不計較得失，也不去管結果如何，因為在追求的過程中，我已經體驗到了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