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散文

二十一世紀，中國走向了世界，在國際思潮和文化的衝浪下，國人既自傲又自卑，自傲是因為國人自恃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文明，自卑是因為與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五千年沉積下來的文明缺少一種對心靈深處的衝擊力和震撼力，西方文化的穿透力正在以居高臨下的勢態影響着我們年少的下一代。站在世紀的交點，國人放不下自己古老的血統文化的同時，卻迫切地期盼文藝復興的春天。

在如此矛盾和尷尬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找到走向世界突破口，找到突破口唯有從根源上入手。儒釋道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基督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本源，兩種精神放在一起比較得出的結論：儒釋道精神是“聖人之言”，是對“道”的詮釋；基督精神是上帝“道成肉身”，是對“道”的活出。一個是聖人的説，一個是上帝的做，把道説出來和把道活出來有截然不同的功效，説不等於做，而做是一種無聲的語言，正如“大音無聲”。《聖經》的舊約部分也是聖人之言，上帝藉着先知曉喻世人，舊約的猶太人抱着聖人的教條主義，發展的最終結果是越來越多的法裏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達到了腐朽的極致。二千年前，耶穌基督的降世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以道成肉身完全活出上帝之道，以血淋淋的十字架，走進世人的心靈，又以復活的真實帶給世人無限的期盼。

因此，中西文化定位基礎的不同決定了中西方文化對心靈震撼的大小：一個是與神同在的逍遙，一個是效法基督的拯救。中西方文化的定位基礎的不同決定了中西方美學的走向：一個是超凡脱俗的飄逸和灑脱，一個是把愛帶進人間的死亡。所以，中國文化美的極致是出神入化的玄妙，西方文化美的極致是愛是進入死之門、死是抵達愛之門，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西方文化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兩極。

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希臘文化、羅馬文化、歐洲文化等等的西方文化，在基督精神滲入之前，不過是民族地域文化而已，從根本上來説都是道的言説，比方希臘以諸神（人想象的神）為主的文化，其中普羅米修斯雖然殉難，他所活出的只是神性的“勇敢、堅強、博愛、無私”，但不是耶穌完全的“道成肉身”，充其量普羅米修斯是個神話英雄人物，而基督的上帝讓自己的獨生子道成肉身慘死在十字架上，是歷史真實的呈現，上帝用耶穌的寶血洗刷人類的歷史之罪，把永恆導入了人類歷史，具有普世的價值之光。所以，上帝不僅僅是希臘的上帝，不僅僅是羅馬的上帝，不僅僅是西方人的上帝，上帝是超越諸神的上帝，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人類的上帝。

也許國人會説西方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我們無法企及的穿透力，是因為西方人苦難深重的歷史疊加而至，從而形成了世界強大的、不可摧毀的精神和意志，這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而是西方文化所依賴的精神背景不同。中國的五千年曆史寫就了血淚斑斑、千瘡百孔的華夏民族，患難是外在的，也是現實存在的，痛苦是內在心靈的.感受，也是對外在患難的抵禦，沒有一種超越人性、超越生死之上精神的注入，人的心靈永遠是軟弱無力的，只能被外在隨時隨在的患難摧毀，所以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無疑是人類唯一的最高的選擇。

今天，我們走向世界，腳步邁進了世界的大門，心還是飄遊無定，一片茫然，無所適從。貫通中西的學者劉小楓説“中國從來沒有過文藝復興，也從來沒有過啟蒙運動，不僅沒有過雅典，也沒有過耶路撒冷”，他還説“西方文學家那種源於雅典和耶路撒冷—希臘精神和基督精神的審視個人命運和世界苦難的景觀，中國文學家畢竟至今尚未據為已有”，他一語道了中國文化的癥結。其實，走向世界就是走向上帝，而不是移植和嫁接西方文化，而是用基督的普世精神來激活和催生華夏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我敢斷言：在耶穌基督降世以前，沒有哪一個國家，也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可以與華夏文化相比，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一直是世界注目的璀璨奪目的東方之珠。只能説希臘、羅馬等西方國家近水樓台先得月，把基督精神注入民族地域文化，捷足先登步入了世界。

一個民族的發展，就是精神的發展，一個國家的繁榮，就是精神的繁榮。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德國文學走向了世界，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走向了世界，中國何時才能把上帝“道成肉身”的基督精神完全據為已有？何時才能把打上華夏鉻印，注入上帝新鮮血液的中國文學帶出神洲之地，走向世界？作為炎黃了孫，我們期盼着，同時深入歷史痛苦的骨髓中去，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上審視個體存在的困境，仰望獨一無二的上帝，為走向世界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