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和建安风骨

导语：建安风骨是魏晋时期的一种诗歌主流风格，以慷慨感怀为主。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三曹文学创作与建安风骨的关系，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亦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所谓“汉音”与“魏响”，是指建安诗歌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汉音”，慷慨悲歌，质朴浑厚;“魏响”，以情动人，华美壮大。这正是“建安风骨”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总体上看，七子的诗歌既不象曹操那样“全是汉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样“纯乎魏响”，而正是“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桥梁。

由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到抒写个人内心情性，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一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所谓“慷慨”，即激荡着悲凉忧伤的感情;所谓“任气”，即指文气盛畅，风骨遒劲。反映现实，康慨悲凉，是“汉音”的重要特征。七子作为敢于正视现实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诗歌内容充实，强烈地回响着“汉音”阶段所富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诗》其一描绘的就是一幅难民流亡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对汉末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而饥妇弃子的场面则是作者在众多的难民生活场景中精心截取的一个特写镜头，“乱世之苦，言之真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使读者对人民的苦难有了具体而真实的感受，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从军诗》其五则是具体描绘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家国残破，这正是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阮瑀的《怨诗》对现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在诗人看来，现实社会就象一条吞噬人们生命的罪恶之河，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过是河中的一粒尘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凶祸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无法挣脱。这首诗倾吐了当时社会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处在社会底层蒙受苦难的千千万万人民的怨声。另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的悲惨遭遇，应玚的《别诗》写流落他方的思乡之愁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无不激荡着慷慨悲凉之气。可以说七子的.这些动人心弦的歌唱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时代的音响。

七子有不少反映现实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却是表现个人的内心情性。这些作品大多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它既非歌功颂德，亦非讽谕劝戒，而是大胆地抒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应该说，以情动人的艺术特点，集中体现了“魏响”新风的内在特质。前人的评论就注意到这一点：陈祚明说王粲《七哀诗》“第以情至为工”，应玚《别诗》“自然入情方，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沈德潜说徐斡《室思》“情极深致”(《古诗源》卷六)。这些评语，都说得很有见地。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人民背井离乡，亲人四散，因而抒写离情别绪，便成为七子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王粲《从军诗》其二：“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这种难以抑制的忧思，正是七子在当时的共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阮瑀《七哀诗》：“出犷望故乡，但见蒿与莱”;应玚《别诗》：“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伤，哀婉动人。这种感伤的情绪尽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颓丧，却常常在悲叹中郁积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在七子的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其四);“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刘桢《赠从弟》其三);“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孔融《杂诗》其一);“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其二);“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都洋溢着乘时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当然有时也有对坎坷经历的悲叹，对时光流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但是不论是对理想的追求，还是失意时的惆怅，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动乱的现实在诗人心灵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注重抒情，并始终贯穿着昂扬奋发的基调，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基本特征。七子诗歌从反映社会现实到抒写拯世建功的情怀，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由质朴浑厚走向华美流丽，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总体上说，七子歌还是比较质朴的，尤其是他们创作的那些乐府诗，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点。但他们已开始追求语言的工丽、形式的华美，逐步走上华丽壮大的道路。鲁迅先生曾说七子的诗歌“不外是‘慷慨’、‘华丽’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确实抓住了七子诗歌的这一新特点。

前人说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七子已注意到锤炼字句对提高诗歌语言表现力的重要作用。陈祚明就曾说公斡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伟长诗“造语匠意”，元瑜诗“间有奇语”(《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吴淇也说仲宣“风流云散，一别如雨”(《赠蔡子笃诗》)二句“炼得精峭”(《六朝选诗定论》卷六)。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传诵的名句，无一不是精心锤炼而成的。这些句子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美感，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就是用词用字，也颇见锤炼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仅写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还给人一种动态的美。而徐斡的善用虚字，则更是备受后人称赞：“句中多用虚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虚字作转语，每句动折故健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尤其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后人激赏、摹拟不已。当然，七子的炼字炼句，还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仍不失自然的本色。七子不仅重视语言的锤炼，也十分注意意境的创造。王粲《从军诗》其三是一首抒写怀抱的言志之作。作者先描绘了征吴途中见到的凄凉秋景：夕阳的余辉、蟋蟀的哀呜、孤鸟的翱飞、草露的寒凉，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有力地烘托出征夫凄凉、孤独、悲苦的情怀。情与景浑融一体，创造出一个浓郁的艺术氛围。但这并不是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作者是以此衬托出自己要求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首诗不仅意境醇厚，而且散发出一股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真挚强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另外，如陈琳的《游览》二首、刘桢的《赠徐斡》等在意境的创造上也很出色。这些都说明七子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华美工丽的特点，正如许学夷所说：“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斡、仲宣始见作用之迹。”(《诗源辨体》卷四)注重语言的锤炼，形式的华美，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重要标志。七子的诗歌从质朴浑厚向华美壮大的转变，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在“汉音”向“魏响”过渡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风骨”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七子的诗歌则是联结二者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