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誕辰120週年作文熱點素材

自古詩人就分爲兩類，一類詩人入世，他們吟詠着民衆的悲歡，好像永遠都站在我們中間，如杜甫。

另一類詩人出世，或如陶淵明採菊東籬，或如詩仙李白俯視衆生，或爲藝術而行走人間。

他們降臨塵世，經歷人生的洗禮和情感的磨難，寫出和淚滴血的詩篇，然後就像流星劃過夜空，倏然而逝。

他們纔是純粹爲詩而生、爲詩而死的人。

只有喜愛飛翔和雲遊的人，才配得上這樣的歸去方式。

一百二十年前，徐志摩出生，從此人間擁有了最美妙的詩意四月天。

當今之世，說某人是個天才，未見得全是誇讚，然而，對於徐志摩，卻只能這麼說，否則你解釋不了，一個原來沒有想到寫詩的人，會在短短十年間，成爲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詩人；更無法解釋，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戀而身敗名裂，至少也是聲名受損，獨有徐志摩卻是，每經過一次婚戀，便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每一個女人顯示着他的一個優異的側面。

一個著名的詩人，一個文藝的男人，這樣理解徐志摩，還遠遠不夠，深入研究，你會發現他的形象，比我們原來的瞭解，要豐富得多。幾乎可以說，畢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國的社會，儘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國民的素質，儘快地自尊自強。這一心志，在他最後一本詩集《猛虎集》的序裏，說得很是透徹：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箇中國的漢密爾頓①。

出國前，徐志摩已拜在梁啓超門下。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雙腳一離開輪船的甲板，即踏入了中國上流社會的廳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啓超當館長的鬆坡圖書館裏。鬆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將蔡鍔也。

歷史老人，像是預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此後幾年間，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將要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這就需要一個非常人物來呼風喚雨，叱吒風雲。

20世紀20年代，註定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風雲驟變的時期。一件一件的史實不必贅述，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社團與流派，歷來是推動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古今中外，概莫有外。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說如同兒戲。

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訪問，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爾到了北京，定然要來鬆坡圖書館訪談，其時居住在館內的徐志摩，爲了討老詩人喜歡，便在他住所的門外，掛了一個小小的木牌，用毛筆寫了三個不會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來該是個正午，人們都休息的時分，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悄悄地掛上這個小木牌後，定然還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這一掛，一個以留學英美爲知識背景的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團體，就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誕生了。真正顯示它的羣體威力，還要等到1927年，多數成員嘯聚上海，成立新月書店，創辦《新月》月刊之後。初成立的這三四年間，它的主要功能是聯絡同道，蓄積力量。這期間，最具風采，最見業績的，是徐志摩個人的南征北戰，東拼西殺。算學事件，圈點事件，觀劇事件，音樂事件，一個接一個的論戰，不管贏了還是輸了，得到的都是名聲。確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啓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執掌了《晨報副刊》的編輯權。幾個回合下來，便將這個研究系的報紙副刊，辦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堅固陣地。在有限的版面上，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論爭，最有名的該是仇友赤白閒話事件兩次大論戰。在對世界趨勢與中國國情的認識上，連胡適都遜他一籌。

1927年春天之後，功績卓著的文學團體，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屬。當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馬，幾乎齊集上海，相繼辦起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貢獻不限於文學作品的發表，還引發了一系社會問題的討論，比如以胡適爲主，發起的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論爭。文學與政治的契合，終於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新月派。

領袖要的是德高望重，應者雲從，而靈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這一輪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運轉自如，沒了他，這輪新月只會落下，不復升起。事實上也確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後，標誌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數已盡，不久便壽終正寢。僅此一點，也足以證明徐志摩與新月派的關係。可以說，有了徐志摩，纔有了新月派。

一個年輕人，回國不到十年的時間，接連幾起婚戀風波，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卻還能鬧中取靜，靜中發力，躍馬揮槍，幾個回合下來，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頂級的詩人，又是幾個回合，便組建起一個功績卓著的文學社團，開書店，辦刊物，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這樣的人，不是上蒼着意憐愛的天才，又是什麼？

天才云云，不過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公允地說，徐志摩是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優秀文化，交合鼓盪下產生的一個寧馨兒。最終受惠的，還是他苦難的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