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最新中學生歷史手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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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

唐代傑出的史學家劉知幾著的《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的史學評論專著。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二十歲中進士後，一直在地方和京城作官;四十二歲時，入史館參預修史。後因意見不合，受到史館主管官員的無理責難和貶抑，無法發揮他的史學才能，遂私撰《史通》，以抒己見。《史通》成書於710年(中宗景龍四年)，全書二十卷，分內篇、外篇兩部分，各爲十卷，都是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寫成的。內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三篇早已亡佚，現存三十六篇;外篇計十三篇，合爲四十九篇。

《史通》對唐代以前的包括《尚書》、《春秋》等被奉爲經典的史書，從內容到編纂方法，都進行了批判和分析。比如指出《尚書》有十點可疑之事，《春秋》有五點虛美之處，把《春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的筆法斥爲“愛憎由己”。這種大膽的批判精神，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史通》論述了唐代以前史書的著述情況，並對其類別、源流和體例，做了全面和系統的總結。《史通》將史學著作分爲正史和雜史兩大類。對於正史，按其著作的源流分爲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又按其編纂體例，分爲“編年”、“紀傳”二體。對於雜史，則按其內容分爲“偏記”、“小錄”、“家史”、“別傳”等十種。

劉知幾認爲，史書的體例必須嚴謹，與內容名實相符。他指出，史書的內容只應該記載重要的、有用的史事，而寓言、圖讖(chen襯，圖讖是古代以封建迷信來預卜吉凶的一種書籍)、傳說和神話等，則不能作爲史料編入史書中。他還強調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和史識三個條件。“才”指能力，“學”指知識，“識”就是觀點。三者之中，以史識最爲重要。劉知幾熱情讚頌了古代一些史學家爲真實記載歷史而“仗氣直書，不避強御”的勇敢精神，同時無情鞭破了那些爲一己私利而歪曲歷史、顛倒是非的人。

《史通》是一部價值很高的史學名著，它爲我國的史學評論開闢了道路。劉知幾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和史學主張，給後來的許多歷史學者以很大的影響，對我國的史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部斷代史

以朝代爲斷限的史書，即記述一個朝代歷史的史書，叫斷代史。我國第一部斷代史，是東漢著名的歷史學家班固編著的《漢書》(又稱《前漢書》)。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就能作文章、誦讀詩賦，成年後博通各種書籍，有很深的史學修養。

西漢司馬遷著的《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班固的父親班彪，爲了續補《史記》，曾作《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二十三歲的班固決心繼承父業，在《史記後傳》的基礎上編撰《漢書》。不料，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誣告他“私作國史”，遂被捕入獄，書稿也被查抄。幸而他的弟弟班超趕到京城洛陽，上書漢明帝，說明其兄著書的用意。明帝看到了書稿，對班固的史學才能十分讚賞，非但沒有治罪，還任命他爲蘭臺令史，負責掌管宮廷的藏書和校勘工作。不久，他編撰《漢書》的願望，也得到了明帝的准許。班固前後經過二十餘年勤奮不懈地努力，到章帝建初年間(76—83)，《漢書》大體完成。班國死後，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續成。

《漢書》記事，上起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元年)，下至公元23年(王莽地皇四年)，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等各個方面，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漢王朝二百三十年的社會面貌。《漢書》仿照《史記》的體例，用紀傳體寫成，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計有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萬字。一百篇也就是一百卷。後人將其中篇幅過長的分爲上、下卷，或上、中、下卷，這樣就成了目前看到的一百二十卷。《漢書》中對漢武帝以前史事的記載，多采用《史記》的內容，對漢武帝以後史事的記載，則參考了班彪的《史記後傳》和其他許多有關的著述。

《漢書》在沿襲《史記》的本紀、列傳記事方式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比如將“世家”併入“列傳”，改“書”爲“志”。《漢書》的十志雖然取法於《史記》的八書，但又增加了《藝文志》、《地理志》、《五行志》和《刑法志》四篇，擴大了記述歷史的領域。《漢書》的“十志”，包括大量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珍貴資料，如《食貨志》記述了周代至王莽時期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發展狀況，《藝文志》記述了歷代著作的流傳情況，是我國最早的目錄學。“十志”確立了比較完整的志書規模，對我國的史學有深遠的影響，以後正史的“志”，多沿用《漢書》諸志的名目。

《漢書》組織嚴密，體例完整，記事系統而詳盡，內容廣泛而豐富，堪稱“包舉一代”，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史學鉅著。《漢書》語言精煉，人物描寫細膩、生動，因而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名著。後人常將《漢書》與《史記》並提，稱爲“史漢”。

《漢書》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先河。在它之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這種體裁，可見它對中國史學的貢獻之大。不過，班固的歷史觀是以封建正統思想爲指導的，他往往神化皇權，用迷信附會政事，對農民起義領袖等反抗暴政的人物加以貶斥，這些都是他不及司馬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