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
文/張潔
1991年7月底，媽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體也分崩離析地說垮就垮了，連個漸進的過程也沒有。自1987年她得黃疸性肝炎以後，我每半年帶她做一次B超，醫生每次都說她什麼病也沒有，一定能夠活到100歲。我這樣盲目地樂觀，還可能是因爲媽太自強，太不需要我的關照，什麼事都自己做。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個月，還給我熬中藥呢……而媽可能早有預感。
1991年7月初，我到哈爾濱大慶採油七廠採訪，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可是我給她打長途電話，問她各方面的情況如何的時候，她都是說：“沒事，挺好的。”我在哈爾濱待了不過十幾天，一到家裏就發現她顫顫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來磕磕絆絆，舉步維艱，媽也到了人生的最後階段？可是她不肯對我說實話，她怕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一直是互相攙扶才能掙扎過來的、只有我們兩個人組成的這個隊列，即將剩下我一個人了……
其實媽是很剛強的人，或者不如說她本不剛強，可是不剛強又怎麼辦，也只好剛強起來。
媽自小喪母，只能將奶奶的愛當做母愛的代償。可是就連這種代償性的母愛，她也沒能得到多少。媽的媽是後媽。由於沒有真實意義上的父親，自然也就沒有了真實意義上的奶奶。
媽是個好強的女人，可是她這輩子沒有、也沒法有什麼遠大的志向。她一生下來，就給扔進了爲吃飽穿暖而掙扎的深坑，又寄養在窮而且惡的親戚家，飯都不給吃飽，還想念什麼大書？就指望着出嫁這個改變境遇的機會，可是恰好是應了“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的俗語。最底層的婦女還有她男人在前頭擋着呢，誰給媽擋着！
母親說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出生在隆福寺後面的一條衚衕裏。我從幼年起，就跟着媽住在外地她任教的小學單身宿舍。在食堂開伙，連正經的爐竈都沒有一套。饞急了眼，媽就用搪瓷缸子做點葷腥給我解饞。一到年節，看着萬家燈火，就會備感那許多盞燈火裏沒有一盞屬於我們的淒涼。
我應該叫做父親、而又不盡一點父親的責任的那個人，一傢伙把我和母親丟下，一個大子兒不給的年月，我們全是靠稀粥度過的。媽活下來了，我也長大了，長得比媽還高。這是因爲我到底有個親媽的緣故。有一口粥她就給了我，有兩口粥還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纔有一口是她的。雖然是喝粥，但媽總能讓我喝飽肚子。
母親年輕的時候很愛唱歌，會唱很多電影上的流行歌曲，不知怎麼，常常涌上心頭的是這句歌詞，“夢魂無所依，空有淚滿襟”……
見過我們三代人的朋友都說，媽是我們三代人中間最漂亮的一個。所以我和我女兒唐棣老是埋怨媽：“瞧您嫁了那麼一個人，把我們都拐帶醜了。”
媽聽了不但不氣，還顯出受用的樣子。媽的漂亮是經得住考驗的。一般人上了年紀就沒法看了，可媽即使到了80歲的高齡，眉還是眉，眼還是眼。現在，她的一張照片就在我的電腦旁邊放着，我側過頭去，凝視着她。她對我仰着頭，信賴、期待、有賴我呵護地望着我，也就是這樣地把她的後半輩子交給了我……一想到媽那麼漂亮的一個人，大手術後沒等頭髮長出來就光着腦袋去了，我就爲她委屈得掉淚。我想她直到去世也不照鏡子，可能是想爲自己保持一個完美的自己吧。
回想我這輩子跟媽吵的架，基本有兩大類：一是不聽她的話，淨跟她不滿意的男人戀愛、結婚；再就是我讓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實媽並不想包辦、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對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爲之受累、受苦、受罪、要我生氣、要我無窮無盡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號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可是，不讓女人爲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氣、服侍的男人，上哪兒找去？
過去媽是很愛“參政”的，並把她的“參政”叫做“提醒”。從我的寫作到結交的人到往來的應酬，更不要說是戀愛結婚……有些意見我從未認真聽過，有些意見乾脆不聽，爲此我們常常發生摩擦。其實媽的“參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處事不慎、招災惹禍、吃虧上當。說到底，媽的“參政”是對我的守護。她老是不放心，總覺得我的頭上懸着一把利劍，那把劍隨時都會掉下來紮在我的頭上。她得時時守護着我，按媽的說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兩次還行，時時“提醒”，我就煩了。一煩，就會和她戧戧起來。雖然我們常常爭吵，可我知道媽是爲了我好……
既然我已身爲他人之婦，就得謀爲婦之政。晚上過先生那邊去給他做晚飯，一早再從先生那邊過到母親這邊來，所謂的陪伴母親、服侍母親，給母親做一頓中午飯，外帶在電腦上打字掙錢養家。所以媽老是希望天氣晴好，免得我這樣竄來竄去地被風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陽曬着……提醒我及時地加減衣服。
在我準備午飯的時候，就把媽叫到緊連着廚房的小廳裏，爲的是趁着我做午飯不能寫文章的時候，和媽多待一會兒、多說幾句話。她怕影響我的寫作，總是剋制着想要守着我待一會兒的願望。就連給陪伴她度過許多寂寞時日的貓煮貓食，也要歉歉地、理虧似的打個招呼。（感恩 ）但是任誰，浪費起我的時間、精力、心血，都慷慨得很。
她對我的已然算不了什麼先進科學的電腦，始終懷着一絲敬畏。有那麼兩次，就在7月或8月，她扶着我工作間的門框，遠遠地站在我和電腦的後面，說：“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壞了它。”
我把她拉到電腦跟前，讓她看我如何在電腦上操作。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電腦上的字，但我卻聽見她說“真好啊”。她這時的視力幾乎等於零了。
其實媽對疾病還是相當恐懼的。記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總以爲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進一步檢查確診的時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後，就悄悄地坐起來拿塊饅頭一口口地嚼咽，以試驗她的食道是否已經堵塞。她永遠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嗚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嚥饅頭的。
她對疾病的恐懼不是因爲貪生怕死，更不是留戀人間的榮華富貴。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個人丟下，她是爲了我才分外愛惜生命、恐懼疾病的呀……
平時從沒有拿出過這麼多時間陪媽，只有在媽病成這個樣子的時候，纔想到好好守着她，等到她無時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廝守的時候來了，她卻抑制不住地昏睡。
不但昏睡，對身邊的事物有時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醫院說成學校，把大夫說成老師。只有對我們的愛，是永遠清醒着的。
大夫打算再給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時候，她掉淚了，說：“又要爲我花錢了。”再一次掉淚，是因爲聽說我向機關借了一萬元錢付醫院的押金，她說：“爲了給我治病，你都傾家蕩產了。”
這可以說是媽一生中的最後兩次淚，從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幾日可以盤桓，並且不動聲色地獨自懷揣着這個慘痛的隱祕，走完她最後的人生時，再也沒有流過淚。
媽在患腦萎縮又做了腦垂體瘤手術後，居然像一匹趴槽的老馬，又掙扎着站起來了。一站起來就想和我一起在只屬於我和她兩個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那天，她讓我從後面託着她的胳肢窩，練習了幾次從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動作。我真是隻用了一點點勁，她就站起來了。她練了還要再練，我怕她累，說：“明天再練吧。”
可是媽沒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媽已經沒有明天，我何必不讓她再多練幾下、讓她多高興一會兒呢……
人人都說我是個孝女，我不需要人們說我好，我要的是媽活着。給媽換內衣的時候，我發現她的兩個膝頭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媽在最後的時刻，曾想掙扎着站起來，而且是拼死拼活的掙扎。
媽入院時穿的這套衣服，我收了起來。將來，不管由誰來給我裝殮，千萬給我穿上。還有一件藍色海軍呢的長大衣，和一條純毛的蘇式彩條圍巾，是1958年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當小學教員的媽給我買的。以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而言，這筆開銷可謂驚天動地的壯舉。我猜想媽之所以給我置辦這套行頭，可能覺得我已到了談情說愛的年齡，老穿補丁衣服會男朋友怎麼行……
我曾到西直門火車站辦理媽去世後的一應手續，媽退休後一直在那裏領取每月的退休養老金。從三十幾塊，領到一百五六十塊。十多年前，當她還沒有這麼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56塊錢的時候，以她70歲的高齡，夏天推個小車在大太陽底下賣冰棍，冬天到小賣部賣雜貨，賺點小錢以貼補我無力維持的家用。那時候賣冰棍不像現在這樣賺錢，一個月幹下來，賺多賺少只能拿二十多塊錢，叫做補齊差額，即賣冰棍或賣雜貨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資不得超過退休時的工資額。記得我將第一筆稿費178塊錢放在她的手裏，對她說“媽，咱們有錢了，您再別去賣冰棍了”的時候，她癟着嘴無聲地哭了……
媽去世前這一兩年老對唐棣或我說：“我也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麼錢，什麼遺產……”每每說到這裏，就會哽咽地說不下去。
我對她說：“您把我們拉扯大，不就是最好的遺產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