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教育範文 > 讀後感 > 俄羅斯小說《魚王》讀後感

俄羅斯小說《魚王》讀後感

推薦人: 來源: 閱讀: 1.1W 次

文章導讀: “……雪地,空曠,寒風,暴風雪——不論你在這裏生活多久,你永遠也不會對它們習慣。能使人感到溫暖的,只有對春日和夏天的夢想。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的 《魚王》讀後感,祝您生活愉快

俄羅斯小說《魚王》讀後感

  【篇一】《魚王》讀後感

俄羅斯作家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說《魚王》再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時,着實讓人精神爲之一振。

80年代,蘇聯文學再次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作家們的創作觀念和藝術探索的熱情空前高漲。作品呈現出多樣化的形式,許多作家更加註重對人類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觀、人性進行深度探索,他們對人生的價值、生存的意義以及人類的命運進入了深層次的思考,並把這些融入到文學創作之中,表現出了道德探索的深度和廣度。顯然,在同類作品中,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長篇小說《魚王》最具代表性。

《魚王》的獨特性在於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熟練的將散文與小說融爲一體,使其具有散文的抒情與哲思,又有小說的諸要素及藝術表現方式,只不過阿斯塔菲耶夫在創作這部作品上將“自由”做到了極致。小說由十三篇中短篇小說組成,既獨立,相互間又千絲萬縷,其間有些故事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有些則是他的所見所聞,沒有刻意營造出一部長篇小說的龐大結構,也沒有精心雕琢每一個故事情節,散散淡淡,似小說,又似散文,看似隨心所欲,卻又在故事的內核中體現出思想的深邃。整部小說無一不是阿斯塔菲耶夫個人最獨有的經驗、情緒、內心、敏感與想象的結合。

阿斯塔菲耶夫用最有情味、富有美感的的語言描述出原始森林、葉尼塞河等自然環境的質樸,行文之中,能感受出他對大自然飽含着濃烈的深情。他的心緒與天地萬物相融合,但凡自然界裏的一切生命,在他的眼裏都是美麗的,也是值得敬畏的。反觀他小說中的人物,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則體現出了人性暗黑的一面,與質樸純淨的大自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自然的無私,人類的自私,在這部小說裏隨處可見,也不斷地引發人們思考因與果、善與惡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現出來的命運姿態。比如一直缺席,最近才收錄到這本里面的《沒心沒肺》一篇中,阿斯塔菲耶夫筆下的三個諾里爾斯克逃犯就將惡與善體現得淋漓盡致。

與此同時,阿斯塔菲耶夫也拋出問題,讓讀者思考,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與環境中,爲了生存,是否應該置道德、人性於不顧,任意燒殺搶掠,甚至殺同伴吃其肉?小說中,謝雷和什梅爾“惡”得沒有底線,人性泯滅得徹底,他們基本與禽獸沒有什麼區別,所有的信念就是不擇手段的生存下去。而另一個坡腳逃犯在被維索京和“我”父親救助收留後,又被抓回了勞改營,後來,他爲了救下一個少年,奪走押解員手中的槍,打死了押解員,最後跳崖自殺。顯然,命運並沒有善待這位善良的人,反而讓兩位惡者不知所蹤,善與惡的因果並沒有得到最好的詮釋。可是,在我看來,阿斯塔菲耶夫早已用含蓄而有富有寓意的筆調將惡人的命運昭示出來了。不是命運不公,只是時候未到。他寫坡腳逃犯的死,壯烈而震撼人心,其目的是將人性的善無限放大,告知世人,犧牲自我拯救他人是一種極大的善,而這善並非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可正是這樣的善能戰勝世間一切的惡。

同樣,在其他幾篇中,善與惡、因與果依然裹挾在每個人的命運之中。比如,《在黃金暗礁附近》一篇中,狡猾膽大的漁夫柯曼多爾多番躲過漁場稽查員的追蹤,卻沒能躲過心愛的女兒被開車的醉漢撞死的命運。再如《漁夫格羅霍塔洛》中兇悍聰明的格羅霍塔洛對自己的捕魚師傅庫克林見死不救的冷漠,令人髮指。可他藉着酒興對着夜空大喊故去的母親,又讓人動容。對於這個人性逐漸泯滅的漁夫來說,故鄉和母親怕是他生命中僅存的一點善念了吧。此生,他的命運跟行屍走肉也相差無多了。

然而,在《鮑加尼達村的魚湯》一章中,鮑加尼達村裏漁業捕撈隊的大部分漁民用一鍋鍋滾燙的魚湯拯救了卡西揚卡一家人的性命,也拯救了其他暫時沒有人贍養的孩子的性命則是人性“善”的體現。魚湯給阿基姆(卡西揚卡的哥哥)留下了幸福的記憶,也讓他養成了樂於助人、重承諾的善良性格。因此,在《白色羣山的夢》這一章中,與自私的大學生戈加·蓋爾採夫的惡相比,阿基姆人性中的善被放大、得到了更深的體現。

阿斯塔菲耶夫熱愛自然,他筆下的故事似乎也意在遵從自然。每個人的命運軌跡沒有人工鑿飾的痕跡,都是天然而成,不論是悲,還是喜。就像《鮑加尼達村的魚湯》裏阿基姆的母親,她的存在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一種體現。她生性善良,熱愛生活,也熱愛自己的孩子,她從不刻意去追求婚姻,骨子裏帶着一種無私、順其自然的天性,遇到喜歡的男人就在一起,懷孕了就生下來……從某些方面來看,阿基姆的母親就像大自然的化身,阿斯塔菲耶夫借她來寓意自然,而那些男人則是人類,自然是無私的,也是慷慨的,它們向人類提供了他們的所需。可自私的人類是貪婪的,他們不斷地索取,也不斷地毀滅自然,再次體現出人性中的“惡”。在生了七個孩子,懷上第八個孩子後,阿基姆的母親吃下了黑色火藥(打胎),身子骨徹底的垮了,終於死去。這個始終按照自然本性而活的善良女人終究沒能逃過被男人過度索取後,被迫自食惡果的命運。

阿斯塔菲耶夫曾說過,“人在這個世界上的使命爲善,而文學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就是理解這個善;肯定它,使人不要自相殘殺,不要殺害人間一切生命。”然而,《魚王》這部小說,在質樸、唯美的原始森林中、葉尼塞河裏卻讓人真真實實看到了殘忍殺戮的存在。顯然,阿斯塔菲耶夫是想用最直接的“惡”來提醒人們,良善的重要性,它是生而爲人的一個重要道德標準。否則,這與禽獸有何分別?

  【篇二】《魚王》讀後感

作爲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魚王》中的13個故事每一個都可以相對獨立成篇,又彼此關聯,融合映現出上個世紀的西伯利亞。像西伯利亞純淨而神祕的雪,《魚王》的故事情節看似簡潔卻又讓人着迷,描寫中不乏隱喻,反應了作者對於人類與自然,道德與規則的深刻思考。在小說中,作者以大量的筆墨描述了西伯利亞的自然風光,凍土帶的河流中有魚,原始森林的冰雪上有人們走過的痕跡,極地圈周邊的蠶忙着編織完美的繭,所有的日子都從它的肚子中流逝,時光是靜謐的,也是流動的。

楚什鎮的人們愛吃新鮮的鱘魚,再往北方一些,人們愛吃的是凹目白鮭、馬克鱘魚和聶麗瑪魚。若是隨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往西伯利亞深處走去,將故事裏的座標串聯成一幅地圖,我們便不難發現,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們喜歡吃的食物和口感都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是與當地漁業打撈的生態環境所統一的:在西伯利亞,人們感恩自然的恩賜,自然賜予當地人什麼食物,當地人就喜歡吃什麼食物。

楚什鎮的年輕人常常聚集在碼頭,鎮上的老住戶曾在這裏對“我”解釋楚什鎮的名稱源於一道名爲“楚什”的菜餚,而據“我”推斷,楚什鎮的名字應當來源於春日裏牡雞的叫聲,聽起來很像“楚——什!楚什!楚什!”但無論怎樣,這個古老村莊的名字都令人難以忘懷,飽含着人們對自然的眷戀與熱愛。

自然是所有人類的故鄉,一旦故土發生變化,人類自身必然也會面臨不可預知的狀況。上個世紀,由於水電站、鐵路等工程的大量建設,人與自然的關係日趨緊張,在自然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壞的同時,人們的精神世界也發生了變化,有人被慾望驅使,對自然予取予求,有人努力找到善與惡、自然與道德的平衡點,並以此制衡着自己的生活。《魚王》的故事中,貪婪自私的人們幾乎都受到了自然的懲罰,在《白色羣山的夢》中,極度自負且道德淪喪的大學生戈加·蓋爾採夫受到了懲罰,而她女伴口中那個善良的“好人”阿基姆則被自然與命運眷顧,即使身處荒無人煙的原始森林中,也得到了直升機的救助,幫助他與稱呼他爲“好人”的姑娘離開了危險重重的地方。

西伯利亞曾是苦役、政治犯和戰俘的流放地,在《魚王》首次收入的《沒心沒肺》中,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着力刻畫了幾個逃犯的形象。身體健康的逃犯爲了活下去泯滅人性,不惜吃掉同伴的肉,而極力維繫着道德底線的坡腳逃犯則在艱苦且幾次險些喪命的逃離後,被捉回了懲戒營。最終,坡腳逃犯殺死了欺辱戲弄少年的押解員,而後自殺。逃犯的生活充滿祕密,但對於坡腳逃犯,“我們”卻很瞭解。在被“我們”收留期間,他講了許多令人迷茫困惑卻又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提到一個被毆打、關禁閉、被飢餓所困幾乎失明的老哲學家,說他宣稱“我是囚禁不了的。是你們永遠地被囚禁……”坡腳逃犯不是哲學家,他以死亡的方式逃脫了被囚禁的命運,扼制了在懲戒營中的惡,得到解脫的,是他淳樸善良、熱愛自由的本性。

小說中,幾乎每一個故事都提到了老西伯利亞人出於對自然的敬重和畏懼而流傳下來的古老傳說與傳統習俗。它們幾乎被人們遺忘,卻又在危險的時刻映入腦海,在甜美的時刻讓人感知到自身的渺小與命運不可更改的軌跡。

漁人與莫斯哥人在原始森林中愛上了對方靈魂中的善良、純潔與寬容,然而他們在一起的日子裏,感覺着同樣冷清的空氣,聽着同樣頻率的風聲,卻從沒有在清晨的同一秒鐘醒來。在俄羅斯的廣袤土地上,人們的思想、生活習慣和對自然的敏感度因爲環境的不同而有着極大的區別,城市與鄉村的人意外相遇,發生一點交集,而後各歸各位,在各自的環境中過各自想象的生活,或許也是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一點善意。

在最後一個故事《我找不到答案》中,“我”在曾經熟悉的道路上迷了路。

城市人煙稠密,舊的街市有了新的名字,往日的時光隨着生活的標誌漸漸黯淡,“我”對這座城市最清晰的記憶全部和魚有關,寫“這是毀壞的時代,也是建設的時代,這是哭泣的時代,也是歡笑的時代……”

覆蓋在土地上的城市終究不夠真實,總有一個人要來刺破自己的傷口,以血書寫,王小波對《魚王》的喜愛並不算偏愛。俄羅斯人從未終止關於人類與自然的思考,並將之書寫成章。 亞歷山大·格里戈連科 在《 泰加林人的故事 》賦予主角以幻境來醒悟,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則以現實泅渡人物,在這一條河流上,善與惡、慾念與平衡是人們航行的槳。

人類從未超脫自然而存在,自然的良善與寬厚全部與人無關,而人們的善與惡都躲不過自然的眼,住在西伯利亞空曠寂寞的雪中小屋,獵人平靜地瘋狂着,像時光洪流中的一個符號,自然會根據人類用善惡寫出的詩篇,做出死刑的判斷。

  【篇三】《魚王》讀後感

作者寫作的年代,與蘇聯的崩潰時間,之間相距二十年左右。我們可以說,《魚王》是蘇聯晚期的一部作品。

那麼,當今天我們有一個明白告示,告訴我們,在《魚王》出來之後的二十年之後,這個帝國大廈就轟然倒塌了,我們必然會想起什麼?

我們本能的選擇是,要在這本小說裏尋找到二十年後一個帝國瓦解的蛛絲馬跡。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當蘇聯後期,蘇聯的文學作品的標誌性作品,都有向遠東地區傾斜的趨勢。當時,前蘇聯最知名的作家艾特瑪托夫,是一名吉爾吉斯族作家,而吉爾吉斯與中國僅僅隔着一座帕米爾高原,在艾特瑪托夫的筆下,寫到了我們中國人感到十分親切的天山山脈,而艾特瑪托夫在俄羅斯文學的薰陶與濾境作用下,作者筆下的異域風情,也帶上了俄羅斯文化藝術骨子裏烙印上的那種時間停滯的憂傷感。顯然,儘管艾特瑪托夫小說反映的地域,離我們中國更近一點,但它折射出的社會精神內質,卻典型的是蘇聯的。

如果說,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文學,遠東地段的風情風貌,還是蘇聯主體文學的一個補充的話,那麼,七十年代後的蘇聯文學,卻有視角東移的跡象,往往通過遠東土地上的微妙的風情變化,來觀察蘇聯大廈的破裂與震顫。最典型的標誌是,反映修建通向庫頁島石油管道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以及描寫庫頁島二戰後蘇聯人重新回到島上從事捕魚生產的小說《我們這裏已是早晨》,都曾經是蘇聯文學的一個邊緣地帶的補充,是爲蘇聯的文學大廈添磚加瓦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同了,艾特瑪托夫的文學作品,儼然成了蘇聯文學衆首翹望的頂峯,艾特瑪托夫筆下的遠東邊緣地帶的每一縷風吹草動,都會引起蘇聯文學界的連瑣波動。阿斯塔菲耶夫也應該屬於蘇聯後期文學的這種奇怪的“風向東轉”背後的一個風雲人物。

爲什麼會這樣?

實際上,蘇聯後期文學之所以將目光移向莫斯科的身後,轉向蘇聯的亞洲板塊,實在是因爲在這塊被命名爲“遠東”的後花園裏,更無限於接近於自然,在這裏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種“天人合一”哲學意味,可以更明白地看清蘇聯整個帝國出現的隱祕裂紋與癥結所在。就像《紅樓夢》中,在前宅大院裏看到的是一片歌舞昇平,而哀音出現的地方,正是處於邊緣地帶的後花園位置的大觀園,哀被華林的不祥之音,就是從那裏發出來的,因爲那裏,更貼近自然,可以非人力地感悟到自然的真實的波動與走向,傳達着人事中被隱藏了的真正的啓示與告誡。艾特瑪托夫筆下的吉爾吉斯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筆下的西伯利亞,這裏展現的一片寬廣的大自然,能夠更敏銳地感應到一個體制的微妙的變化與走向,可以洞觀到一個國家的真正的危機所在。就像艾特瑪托夫在《斷頭臺》中呈現的那樣,儘管小說裏描寫到人類可以肆無忌憚地在自然的舞臺上,掠殺生靈,但人類的自身的靈魂,卻已經朽蝕,人類越依靠武力與強權展示自己強大的時候,卻被證明從另一個方面被掏空了靈魂,蘊含着瓦解的因子。

同樣,我們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裏,可以看到艾特瑪托夫的敘事策略。在《魚王》裏,我們可以看到,在蘇聯遠東那一片遼闊的土地上,最大的社會困境是一個社會已經沒有信仰,人們精神空虛,沒有什麼能夠支撐着人們在那片浩大的土地上繼承生存下去的勇氣與理由。

小說裏的父親,原來是一名參加衛國戰爭的炮長,頭部受傷,退役回到了家裏。在他的身上,很難看到一個經過戰爭洗禮的英雄氣概,整天嗜酒如命,甚至把集體的錢換成了酒,揮霍一空,最後被判刑。而在小說裏,酒鬼可以說比比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蘇聯解體前夕的一場失敗的治國行動,就是由戈爾巴喬夫發起的禁酒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無疾而終,當一個社會必須依靠酒來調節民衆的精神指向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可救藥的頑疾也可以說是昭然若揭了。艾特瑪托夫在《斷頭臺》裏寫到了蘇聯的販毒現象,與此有着相同的內在肌理。一個帝國,一個王朝,一個社會,一旦走上下坡路、開始一蹶不振的時候,就不得不借助麻醉劑、興奮劑來提高自己活下去的興趣與動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國的鴉片戰爭的發生背景裏深刻地體驗到這一點。

是什麼導致了這個社會的信仰缺失?在新版本上補上的那一篇《沒心沒肺》中,我們看到,支撐着那個勞改犯知難犯險、一意孤行地不斷出逃的原因,是想跑到莫斯科去,進見斯大林,告訴斯大林發生在勞改營裏缺失人性的暴行。去見斯大林,這是一個美麗而宏偉的理想。在蘇聯的小說中,“爲了斯大林而戰鬥”曾經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口號。在蘇聯著名小說《磨刀石農莊》中,小說裏的人物,最高理想,就是去見斯大林,向斯大林彙報農村的實際情況。蘇聯作家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大膽陳辭,狀告農村裏發生的暴力現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極大關注,從而阻止了逆行的發生。這一切,都顯現出斯大林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但在《沒心沒肺》中,那個抱着堅定信仰的勞改犯,終於沒有衝破重重追捕,最終還是死在了勞改營裏,他在奮起搏擊、打死了一個滅絕人性的看守之後,高呼着“斯大林同志萬歲!”走向了死亡。這名逃犯死於自己的信仰,但信仰並沒有拯救他。這個章節在整個書中過分明顯的政治抒寫,恰恰隱含了爲什麼信仰喪失的終極原因。

《魚王》的世界裏,呈現出的是一種人類信仰丟失的一片真空。

在《鮑加尼達村的魚湯》一節中,寫道:“母親要活下去,就必須要有一個信仰,指望在冥冥之中臨到支持。……她沒有地方可去,只能乞求於上帝。”在《圖魯漢斯克百合花》中作者寫道:“信仰的力量能激發毅力,生命不朽的信念幫助人們莊重地離開人間,走向另一個世界。”可見作者在書寫中,始終明確着信仰在人類中的重要支撐作用,而現代人的困頓,恰恰是信仰丟失後靈魂的空白。

因爲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凝聚人心,所以暴力執法便成爲最常見的一種社會管理模式。在小說的多篇章節裏,都描寫到稽查人員與偷獵者之間的貓與老鼠的博奕。而作者的站位,顯然是站在老鼠這一邊,因爲作者的邏輯是,當貓用暴力肆無忌憚地展現出它的爪牙的時候,那麼,無辜的老鼠因爲它們的弱者身份而具有了同情的理由。《達姆卡》中描寫了有一點像我們阿Q的達姆卡因偷魚而被漁業稽查站的人抓了一個“現行”,並被那些行政人員搞得半昏迷狀態,放了回去,之後他破罐子破摔,重操舊業,喝酒,尋歡作樂,直到拒絕支付罰金被送上法庭做了牢。暴力執法的結果是“稽查越嚴格,魚在水底深處就死得越多。”(P196)。這是一個令人悲哀但我們並不陌生的悖論。在《黃金暗礁附近》中同樣寫到了一個挑戰稽查員的漁民柯曼多爾,他成功地擺脫了稽查員的追捕,但回到家裏,卻發現愛女死於車禍。如果說前一篇中達姆卡是逆來順守地得過且過,那麼,柯曼多爾的抗爭,卻換來的是自己生活的巨大不幸,遭受到了自己所作所爲的殘酷懲罰。《漁夫格羅霍塔洛》中,命運線同樣萬變不離其宗。捕魚時,漁夫被稽查員活抓,一怒之下,燒了自己的房子發泄,被捆了起來。

這些特寫式的人物在小說裏勾勒出的是作者如出一轍的意念。他們都統一地受到人類社會的暴力對待,所以,他們轉嫁了他們的暴力力量,而作者在小說裏用以反襯的主題,就是大自然在開導與啓蒙着這些被信仰拋棄了的人靈魂。

在信仰缺失之後,極寒之地的艱難生存狀況,註定無法留住人跡,大規模的人的逃亡與撤守,便成爲小說裏向我們揭示的另一種時代的萎頓狀態。我們看看,小說裏提到的一個靠近楚什鎮的名叫克里弗利耶克的村莊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個移民的車隊經過這個地區,聰明的首領帶着大家往北,一看到這塊樂土就讓車隊停下,下令在這裏建立家園。”(《在黃金暗礁附近》)。1932年是什麼概念?是蘇聯大饑荒之年,但是這個不幸之年,在作者的筆下,卻成了一個西伯利亞小村莊的開創之年。而在作者描寫到蘇聯七十年代,卻是“集體農民舉家遷徙,離開塞姆河,遠走他鄉,遷到葉尼塞河。接着是細心謹慎的漁民和獵戶也步了農民的後塵,行動更謹慎、更詭祕的舊教徒也都遠走他鄉。”(《黑羽翻飛》)。當年熱鬧的互助友愛的村莊,消失了,留下了一個個森林中的殘骸,作者無時無刻不在小說裏道出那份人類從原始森林失守的無奈與憂傷:“但凡年輕一點的人都遠走高飛了。”(《圖魯漢斯克百合花》)。作者一方面指責了三十年代那個缺少人性的政治由頭,但是作者不得不以更加無奈的筆觸描寫了信仰喪失後人類一道道撤守自己的防線,這顯現出作者敘事上的一種矛盾。舊有的年代,不管人們出於什麼的動機,來到了密野密林之中,但畢竟讓這裏出現了人跡,創造了擁有生命活力的村莊,而到了大廈終結前的尾盤時,卻是一片人走屋空的荒涼景象。蘇聯遠東地區出現的這幕持續的隱形的變化,正潛伏着一個帝國大廈將傾前的淒涼晚境。這也是瀰漫在《魚王》裏的預示着未來崩潰的不祥隱兆。

在作者濃墨重彩地表現的大自然的偉岸力量的時候,作者強調的是自然的價值,是它永遠有一種知道如何活着、爲什麼活着的最基本的信仰。這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禮失,求諸於野”的意思。作者在書裏在禮讚自然的時候,幾乎無一例外地歸結到這一點:“在這天堂般的寧靜裏,你會相信有天使,有永恆的幸福,罪惡將煙消雲散,永恆的善能復活再生。”(P94)

作者稱頌自然:“我們對它只是破壞、損害、踐踏、摧殘,使它毀於烈火。然而不管我們如何費盡心計去糟蹋它,它始終不會傳染上我們的恐懼、驚慌,也始終不會對我們產生敵意。原始森林依然是那麼雄偉、莊重、安詳。”(P97)。

作者比較城市與自然之間給予自己心靈帶來的落差時,提到:“我哪怕能逃離這個世界一個夜晚,我的內心就能求得一夜的解脫,一夜的寧靜,堅定宇宙無窮、生命永恆的信念。”(P100)。

那隻可愛的小狗“鮑耶”的死亡,正承擔着人類信仰缺失後付出的生命的代價。當父親因爲墜入酒精中不能自拔荒廢了正事被判刑入牢,不知人間是非的鮑耶出於本能的對人的熱愛,撲向被押解的父親,被押解人員擊斃。這篇小說反映出信仰喪失所帶來的一連串的可怕事件,而存在於植物與生物身上的堅強的信仰,正襯托着人類的墮落與崩潰。鮑耶之死的隱寓意義在小說裏也就得到了富有衝擊力的凸顯。《魚王》這一章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漁民在獵殺一條大魚時,陷入與魚困於一體的窘境,在這生死一線之間,他思考到的是自己對當年失貞的女友的暴力性虐待,實際上,是自然力量,重新喚回到了他身上的人性的復甦和對人類信仰的尊重,從而使得他脫離了險境。

如果說,《魚王》裏的大部分作品,僅僅是一種片斷式的人物特寫的話,那麼,全書中,唯一一篇具有戲劇性、人爲編造痕跡濃重的是《白色羣山的夢》。這一篇也是整本書中篇幅最長的,但是,這一篇不過是小說中第一篇《鮑耶》的擴寫,而且在小說里加進了一個文藝作品裏總少不了的愛情作料,但因爲愛情作料的出現,反而失去了全篇的來自於生活的醇正風味。《鮑耶》裏表現了三個男人如何來到極圈內,度過一個危機重重的冬天的故事,而《白色羣山的夢》則描寫了小說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基姆在極圈裏捕獵時,遇到了一個奄奄一息的城市姑娘,將她救活,並且死裏逃生。問題就出在這個女孩身上,《鮑耶》中是三個男人的遇險,而《白色羣山的夢》則想象成一個男人在嚴冬中碰到一個女人會怎麼樣?於是,在冰天雪地裏封存在一個封閉空間裏的孤男寡女,註定要在感情上產生一點什麼。而值得注意的是,封閉的空間對於男人來說,是致命的,這一點在《鮑耶》裏表現得相當的明顯。受風雪影響困守在過冬的小木屋中的三個男人,產生了勢不兩立的仇恨感,其中兩個男人大打出手,恨不得置對方於死地。而當兩個男人換成一男一女的時候,小說裏立刻呈現出那種可以寫出許多曖昧情境的浪漫描寫,就像《魯賓遜漂流記》在原著的小說年代,只能無趣地描寫兩個男人在島上的艱難生存,到了現代人那裏,更喜歡想入非非地設想一男一女在孤島上會打造什麼樣的世外桃源,我們可以從波姬小絲主演的電影《青春珊瑚島》中可以見識到這種烏托邦的端倪。《白色羣山的夢》這一章中,阿基姆拯救時尚女孩的段落,呈現出相當情色的光澤,也因而使這一章脫節於整部小說中對人的原生態生存狀況的描寫體系。在展現出當地人的古道熱腸、天人合一的精神氣度的時候,作者還設計了一個導致莫斯科女孩爲什麼深陷困境的壞男人。這個男人來自於城市,父母是藝術家,但他極端自私,心中只有自我,這是另一種沒有信仰的現代青年,只迷戀自我,這也被作者視着這個時代病的代表。這個極端自私男,本來有妻兒,但不甘於按部就班的生活,隻身來到西伯利亞的小鎮上,在這裏勾引女人,尋歡作樂,小說裏在《達姆卡》這部分已經對此人作了鋪墊,很快把從莫斯科來到這裏尋找科考隊父母的女孩給俘獲住了。阿斯塔菲耶夫給予了這個自私男以標配化、極端化的道德評價,死死地把他摁在道德的恥辱柱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反映出社會信仰缺失的同時,更把矛頭指向了那些唯利是圖的當代意識。可以看出,阿斯塔菲耶夫對此極爲不看好,但是,除了從道德上對這個自私男進行全方位的抨擊之外,實際上在他的身上還有許多優秀成份,比如他不安於現狀,愛我所愛,執着於自己的理想,來到小鎮後,什麼活都幹,包括搬運工一職,把廢棄的倉庫也修緝一新,非常具有適應生存的能力,而在蘇聯解體之後,這種自立精神將會大有用武之地。但作者恪守道德的準則,對此加以抨擊,顯然可以看出,作者立場仍然在延續着蘇聯時代對所謂個人主義的批判。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蘇聯文學的末期作品處於一種矛盾的境地。在抽離出信仰之後,蘇聯小說實際上也沒有指明它自身應有的發展方向。它一般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自己的出路:一是人性,二是生存,三是道德。而這三個概念並不能填補信仰的空白。道德評價很難能夠解說社會困境的終極原因。就像在《魚王》中,作者的核心意圖是,那是一片被信仰遺忘了的土地,所以,才暴力橫行,人性缺失,而大自然裏體現了一種信仰的力量,那是自然的偉力存在,作者建築於對人類社會的批判,生髮着小說的主題,轉而去讚美並沒有主觀意識的自然力量,實際上是用人類的意識形態加諸到自然身上,用人類的信仰,去重新塑造了大自然出於原始本能而追求活着的生存狀態,把這種本能升化爲一種人類的精神的執着層面,其實這樣的套路,有其長處,但同樣也顯現出一種強烈的主觀臆想成分。但由於我們習慣於對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的諧和渴望,而並不覺得突兀,但一旦作者把他的批判矛頭,有一點黑白分明地指向個人主義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作者很可能把尊重個體意識與生命自由的孩子也隨着污水一起倒掉了。所以,這也是我們在《白色羣山的夢》裏覺得有一些突兀不適的原因。因爲在這一篇作品裏,作者顯然加進了過分明顯、過分帶着立場的恩怨與好惡。

實際上,阿斯塔菲耶夫在《最珍貴的稿酬》這一篇散文中(收在散文集《樹號》中)中,提到了他妻子對《魚王》的評價,其妻子在說到《魚王》時說:“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寫的是什麼!”

一個最親密的人對作家的評價,應該是恰如其分的。而阿斯塔菲耶夫也沒有直接否認,他說:“也許我真的不理解。也許我並不願意去理解。”(廣西師大版《樹號》,P125)

這種不理解的原因,是因爲阿斯塔菲耶夫感受到了蘇聯後期的那種不祥之兆,就像賈寶玉在大觀園裏聽到某種背脊發涼的不祥之兆,他們憑着他們的特別的敏感,預感到了一場更爲可怕的前程正向他們襲來。作家寫出了這種預感,但時代要過了二十年之後才能告訴他真相。所以這樣的小說,在蘇聯解體前,我們很難讀懂作者寫的是什麼,表達的是什麼,而今天,當我們站在事後諸葛亮的位置,我們能夠更清晰地明白這部小說所潛蘊着的那種悲涼之霧究竟籠罩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