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學的理想主義的民間故事大綱

最近我時常問自己：到復旦來當校長，你準備好了嗎？答案是“沒有”。

一個大學校長的知識結構極其重要。從我的背景來看，我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具體一點是化學家，再具體一點就是高分子化學家，所以這點知識是非常有限的。

我在回覆旦任校長前，北大一位退下來的副校長跟我講，復旦大學是一所人文社科底蘊非常深厚的大學，你這個校長當得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文社科教授對你的認可程度。我聽了以後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長處。我經常自嘲，別人有時也這麼評價，我只是有點知識，但沒有文化，也不懂管理，讓我扛着復旦大學校長的名頭，壓力可以想象。

在國務院學位辦工作這些年，我感覺很多學校在大學文化的堅守上，或者說精神和使命的堅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一些荒唐事情就會出來。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的序言裏有這樣一句話：“文化價值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反過來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當中發生引導作用。這一整理、提煉、闡明的重大任務，就中國傳統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擔着的。”按這個定義，一個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麼大學的文化當然是由我們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經畢業的所有成員來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那麼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應該向後輩傳遞一種什麼東西？

首先，大學天生是一面永遠高揚的道德旗幟，其中的優秀成員必須是道德楷模。人們對於大學的神聖和道德的純潔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希望大學成爲社會的淨土。因此，當一所大學出任何醜聞，人們都會非常關注。

大學不僅需要“學問”，更需要“道德”和“精神”。這些年大學的道德和精神有些缺失，有些學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個道德敗壞的學者是一所大學的污點，這一點毫無疑問。魯迅先生曾經諷刺那些學術做得不錯但道德水準不高的學者爲“才子+流氓”。北大錢理羣教授也有一句話，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後，就是“帝王氣+流氓”，帝王氣就是唯我獨尊，一切都是我說了算。我們大家都需要警惕這一點。而且，每一個教授的道德操守將影響我們對學生的教育。美國教育家德懷特·艾倫說過：“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有道德性的話，那麼我們就在爲社會創造危害。”而如果教授本身成爲危害的話， 我們就創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其次，大學學者應該崇尚學術。我完全贊成真正的學者應當堅守“學術本位”，尤其在現今，學術和市場結合越來越緊密，不恰當的政策使學術研究淪爲一種完全的商業行爲，其一方面有利於學術普及和成果轉化，並反過來成爲學術研究的推動力，但必須警惕學術研究出現完全商業化的傾向。

有位院士跟我說，現在我們似乎都採用“大寨式”的評工分。這是一種學術研究和評價手段的本末倒置。我並不是完全否認這些定量數據，關鍵在於對定量數據怎麼看，賦予了多少它不應有的內容。比如跟學者的地位、收入等過分緊密地聯繫起來，必定產生大量“學術泡沫”、“僞學術”，甚至“惡學術”。如果這種倒置成爲一種制度，即，一套非常嚴密的等級式的量化標準和繁瑣而不切實際的“操作程序”，雖然現階段很難避免，但從長遠來看，十分糟糕，它是一種“學術科舉制度”，促使少數人成爲沒有學問的“學霸”。

第三，大學學者要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學術”或“知識”換金錢、換官位、騙色成爲可能的情況下，更需要額外提醒。

我想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令人有些沮喪的是，現在“理想主義”這個詞好像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代名詞。理想主義不能遭到如此貶義的理解。理想主義是“彼岸”的一座燈塔，如果沒有她，就無法照亮“此岸”。關於大學的理想主義告訴我們心目中的大學“應該”是什麼樣子。只有她存在，我們才能堅守我們的使命。